周星驰和卓别林 （ZT）

菠萝蜜

作者：苗炜 @ 2008-2-2

春节前，我和朋友们一起去看《长江7号》。电影的开头，让我很有期待。穷人对这个“富裕社会”该是个什么样的态度，我期待星爷给出答案。看完之后，却像吃了个苍蝇般恶心，电影实在太难看了。现在的电影几乎都是骗局，上映之前大做宣传，骗大家去看，只要骗的人数够多，电影的票房就有保障。在这个骗局中，许多人是同谋，他们看了这么差的电影不吱声，等着别的人一起上当。甚至还无耻的宣传，这是周星驰的童年写照，他小时候就是这么惨。

他小时候多惨和这个电影多难看有什么关系？法国戏剧电影作家协会的主席罗歇·费迪南曾经给卓别林写过一封信——您忠实于您所记得的童年生活。您一点也不曾忘记那个时期里自己的悲哀，那个时期里亲人的死亡。您从来不曾一朝得意而忘了您那悲哀的少年时代，名气始终不能把您和过去的历史分割开来——然而，说来也可叹，这种情形在一般人中却是屡见不鲜。

周星驰的《喜剧之王》和《功夫》都是了不起的作品，他那副潦倒落魄的样子，让我们在哈哈大笑的同时体会到一种悲悯之情。香港导演胡恩威有一篇文章叫《娱乐消灭记忆》，他说大娱乐家都有一种活在世上应有的积极情怀，他们的表演也是在提升我们对存在的肯定。“大娱乐家多多少少都有点像个传教士，在宣扬一种生活的价值和情怀，生命是痛苦的、生命是不完满的。娱乐是提醒着我们如何面对这些痛苦和不满，而不是对存在的痛恨。”胡恩威对港式娱乐有许多批评，但我觉得周星驰的无厘头之中，还有他的情怀，他应该成为一个大娱乐家。

早年间我家门口就有一个电影院，木头椅子，每礼拜我大概都能看场电影。我在那里看过两部《寅次郎的故事》，就喜欢上了这个终日游荡、始终找不到归宿的日本男人。当然那时候我年纪小，心中的惆怅只是见到个漂亮姑娘就喜欢上一个，寅次郎总也得不到姑娘，我也总是得不到。寅次郎总戴着一个礼帽，西装里面是一个坎肩，典型的农民大叔。这个固定的形象也为演员渥美清赢来东方卓别林的称号。

我也肯定是在家门口的电影院里看了卓别林的《摩登时代》、《淘金记》、《城市之光》、《大独裁者》、《寻子遇仙记》和《凡尔杜先生》。《摩登时代》应该是我最早看到的卓别林电影，那段在流水线上的戏让我笑疼肚子。还有《淘金记》里吃皮鞋那一段，最后看到的是《凡尔杜先生》，我当时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这个电影一点不逗呢？《大独裁者》让我第一次领略到演讲的魅力，影片结尾处，卓别林那段演讲持续了足足有5分钟，里面那些词汇后来我反复听到——民主，人性，自由，独裁者，人民，奴役，权力，世界。后来我也会反复使用这些词汇，后来会觉得用这些词汇构成的一篇演讲是非常枯燥的。1987年9月，我在书店里找到《卓别林自传》，当时第一个念头就是翻一翻里面是否收录了《大独裁者》的演讲词，现在，这本书的扉页上还记录着购书时间，另有一行字：演讲词在489页。

卓别林的母亲是个演员，嗓子坏了无法继续演出，卓别林5岁就登台表演，唱出第一段，台下观众就往台上扔了很多钱，小卓于是停下来说：我得先把这些钱拣起来才能接着演。这第一次演出也许就预示着他大富翁的未来，他的薪水从每周几十先令到上万美元。尽管他的童年生活非常艰难，但他有幸在20来岁就名利双收，不像《喜剧之王》，要在社区俱乐部排演《雷雨》，卓别林涉足电影业，不断跳槽，直到成立自己的制片公司，处处显示出他对自己表演天赋的自信，当然，他还是个认真学习工作卖命的人。

我是从卓别林身上明白什么叫“戏子”什么叫“角儿”，也最终体会到那些滑稽的电影里蕴含的人生悲凉。卓别林曾经记述一个叫弗兰克·科因的喜剧演员，他性情活泼，下了台总是满脸笑容，但是有一天，他准备好和妻子一起坐马车去兜风，他忘了个什么东西，叫妻子等着，自己走上楼。过了20分钟，妻子上楼去看他为什么耽搁了那么久，在浴室发现他自杀了，手里拿着把刀，抹了脖子。这简直就像是《捕香蕉鱼的好日子》的真实版本。

罗歇·费迪南给卓别林写过的那封信，即使今天我重新给卓别林写封信，也会抄下里面的一个段落——

您的演技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您演出时潇洒自如，率真随分，不受教条约束，但又非全凭机灵，这是由于您自己从前有过的苦难、快乐、希望与失望；许多人都理解这些，因为他们也曾受到难以忍受的痛苦，需要获得同情，经常希望得到安慰，在笑中暂时忘了痛苦，而这种笑也并非要治愈人的创伤，它只是要给人一些慰藉。

菠萝蜜

作者： 胡恩威

大娱乐家是由「巧合」这首歌开始，歌词的内容是关于记忆，一个人遇见一个人，一个记起了一个忘记了。「忘记」和「记起」是娱乐的一个过程，为的是完成自己的欲望或是一种心愿。我们在卡拉OK里面唱歌，把歌词的感觉唱出来，歌词和曲式成为脑海里面的记忆和心里面的感觉。看电影把剧情对白影像不自觉的留在脑中，把自己代进角色和剧情里面。

娱乐是一种「潜意识」活动，不知不觉我们被娱乐的意境感染。以前「娱乐」是贵族的一种特权，无产阶级的意识价值来自「宗教」，宗教的功能是「控制」人类的欲望，提升人类与人类之间的相信和关怀。娱乐就是在「释放」人类的欲望。工业革命以来的「娱乐」不再是「贵族」阶层的专利，娱乐是以大众为目标，寻求大众的最低公因子，娱乐的功能本来应该和宗教一样，修补人类不完满的人生，完满一种人类存在的情怀。但娱乐最后也和宗教一样，被利用了成为操控人类思想的工具，

不自觉地成为市场经济下「操控」消费者的工具。娱乐比宗教更危险是因为IN THE NAMEOF 观众，便可以坏事做尽，一切责任就由所谓的消费者负责。《大娱乐家》这个戏不是对香港娱乐圈的批评。《大娱乐家》是一次我们对娱乐的论述和情怀的展现。我们不可以避开娱乐，也没有需要逃避。资本主义社会之下，什么也是「娱乐」了。重要的是我们能否反客为主，明白自己情怀与欲望之所在，就可以知道娱乐和自己是应该是怎样互动的。

失恋的人在娱乐里面治疗心灵的痛苦。在想着已分手恋人的声音眼神感觉，「娱乐」可以是为失恋的人制造更多仇恨，仇恨自己仇恨恋人。娱乐也可以令失恋的人在伤痛的情怀里面认识自己和知道人生的一切不完满。娱乐在建构着人的情绪，而情绪是做人做事的一切原动力，情绪会影响人的态度，而态度将会影响我们的性格，而性格就是影响着待人处事的价值和模式，最后决定我们的命运。现在人都生活在为娱乐而娱乐的状态里，上班就是等待着下班之后的「娱乐」，而读书也只是为了「娱乐」，当然读书上班也可以当成一种娱乐，但这是少数人的选择。消费主义社会就是要我们成为不停地需要娱乐的消费者，《大娱乐家》里面也在呈现娱乐的形式内容的关系，娱乐形式可以是一种集体的催眠，我们的记忆被娱乐输入各式各样的想象和潜意识。娱乐改变现实，娱乐里面的对白和情景，重复地不断出现，成为了一种习惯，一种现实生活的场景。我们需要娱乐，我们需要更多的娱乐，我们也不再需要娱乐。在K场在摇头场里面的人，是在重建自己的记忆？清醒之后可以重新再来？还是在把记忆消灭？还是把记忆的能力消灭？没有记忆之后，快乐和痛苦有没有存在的可能？
从前的大娱乐家，像Frank Sinatra、Ella Fitzgerald、新马仔、梁醒波、任剑辉，都有一种情怀，一种活在世上应有的积极情怀，他们的表演也是在提升我们对存在的肯定。罗文、张国荣、梅艳芳的离开，在加强香港人的一种集体记忆和对过去怀念的情境，大娱乐家多多少少都是有点像个传教士，在宣扬一种生活的价值和情怀，生命是痛苦的、生命是不完满的。娱乐是提醒着我们如何面对这些痛苦和不满，而不是对存在的痛恨。但是科技越发达，经济发展越快，娱乐越来越像一种精神麻醉剂，人类于是乎越来越失落，无力感也是越来越强。全球化之下的娱乐可能更进一步的在推动着这种麻醉的悲观情怀。

时间和记忆是娱乐的载体，天天对着计算机打机上网的娱乐， 成为了一种新的自我概念，在网上Ro l e P l ay另一个角色，在游戏机里面满足自己的暴力和破坏一切的欲望，这个虚拟的自我成为一个新的幻觉身份，好象可以跳出来与自己对话，完成对自己的想象，「现实世界」成为了这个自我的一个「逃避」地方。娱乐成为了逃避的过程和借口。六十年代是哲学的年代，思考和批评人类存在的意识和意义，二十一世纪是娱乐的年代，思考被界定为没有「娱乐性」的；催眠和操控是娱乐的本质和主流，知性的娱乐也只能成为一种精英的游戏，主流娱乐追求的是不同的一样，而不是多元的个性，资本主义目前最大的危机来自精英与群众的关系已经倒转过来，而群众被利用成腐败和低俗的理由，娱乐成为控制群众最有效的工具。这个娱乐新世界是一个没有「未来」的世界。

香港已经进入了没有「未来」的年代。没有「未来」是因为「过去」的意识已经不重要，香港这
二十年就是在把「过去」消灭，以前「街头」文化被大商场所取代，路边小贩、戏院和种种经过百多年累积下来的香港历史事物，都消失了。香港正在成为一个没有历史的城市，没有历史就是没有未来。未来香港的生活就是现在的生活，一个十秒等于十年的极速消费年代。而娱乐也成为了一种「消费过程」，娱乐将会成为广告的工具，而不再是探求人文精神过程。娱乐也在取代宗教和教育，成为人类价值和存在的唯一指针。娱乐是香港人生活的一切，全部。港式娱乐追求的是一种被简化的人生，港式娱乐没有理想、没有未来，有的是幻觉自怜和逃避。人性在港式娱乐下面被简化异化为一些单一的类型。人在港式娱乐里面被非人化。人在消费主义的社会里面被单一化、简单化。八卦文化主导下的存在价值，就是一种阴险人类阴暗面的大强化。人只可以认同人只可以是丑恶的，人与人只可以没有信任只有仇恨，只有争斗而没有体谅，这是港式娱乐八卦文化每天在影响着香港的核心价值。这种价值之下的社会，个体只能成为了一种消费的单元，民主也成为了一种八卦民主。而这种状态下的娱乐，是有点行尸走肉的麻醉、自我感觉良好的幻觉，精神和物质失去了平衡，我们都不自觉地和没选择地活在不断重复的30秒为单位的广告娱乐世界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