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说(ZT)

菠萝蜜

第一来源：http://www.bullock.cn/blogs/chjguancha/archives/109486.aspx
第二来源：http://www.bullock.cn/blogs/pigu6/archives/109288.aspx

摘：

　　柴静：我和小崔好久没见了。你从《实话实说》离开之后做了不少的事，但是不了解的人可能会觉得事和事之间没有什么关联，但是中间是有线索的，你能不能说一说。
　　崔永元：当时做《实话实说》非常偶然，他们找不到好人。我比他们找到的人多少强一点，就我做了。我做了六年半。在做的过程中，我越来越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好人。但是我发现从九六年到零二年这六年半，我要和好人告别了。因为当你在场面上做事的时候，你必然要应对或者要应付。你得会说话，你得知道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你得会写报告，你得会回答你的上级、你的同级、你的对手的质问。我发现我的为人越来越圆滑，已经跟我做人和我父母对我的要求越来越远了。
　　正好我也病了，天助我。病了就下来，不做这个事了。我的心理医生说你喜欢干什么你就干什么，我就喜欢历史，高考可以考96分，尽管是假历史，可倒背如流。后来很偶然的机会，开始看书、听别人讲、上网，知道哪些是假的，激起了我浓厚的兴趣，我一定要知道真的是什么样。这就是我最大的乐趣。
　　从零二年我得病，我一好了，就全身心地投入这个事，干到现在。刚才一位朋友说你要干到什么时候？我说干到死。后来一想说错了，不会干那么长时间，干到老年痴呆之前。糊涂了就又变成假历史了，老年痴呆之前肯定是全都做这件事了，有无穷的乐趣，不做不知道。
　　柴静：很多人不是非常了解，这个片子是中央电视台在做还是你在做？谁在做这个事？
　　崔永元：中央电视台给了我们好政策，制播分离。它允许我们成立一个公司，公司的名字叫“清澈泉”。这是我起的，清澈的泉水。你和我们打交道不用提防，不用担心给我们钱我们不给货或者我们不认帐。我们用公司的名字来做节目，给中央电视台，给BBC、NHK、美国有线网，给世界各国的电视台做。最后的结果是，谁要就播，谁不要就自己做着玩。
　　柴静：我刚才问到了海若，他说这个成本是非常高的，那么多人都不知道给谁用。电视台制作不会这样不顾成本的，公司也不会这样。
　　崔永元：也没有多少钱，从零八年到现在，花了一亿两千万，没有花国家一分钱，这就是清澈泉。所有的款都是我和我的团队厚着脸皮筹来的。我也很坦率的和大家说，有朋友流露出要到这里来工作的意思，我得把工作环境说一下，省得你们后悔。从上个月开始，我们已经停发工资了。
　　有一些困惑。我们最早是从零二年拍摄的，很多机构和朋友提供给我们的，最早是九二年的，这些资料一定要数据化，要做成数据库的矩阵、硬盘，这样才能成百上千年的保留，不然磁粉就脱落了。我们做了一个预算，第一次就要花两千六百万，以后每一年还要花四百万左右。在没有工资的前提下，还要筹到这个钱，当然比较难。最近我一直在四处奔走，说服一些有钱人投到这个项目里来。见了很多国家的人，现在得到的最有效的反馈，就是我们抗战的对手日本人的声音，对这个事情最有兴趣。
　　现在我们工作的成绩是这样，我们已经采访了三千五百个人，我们收集的口述历史的影像超过了二百万分钟。我们收集的纪录影像也超过二百万分钟，我们收集的历史老照片超过了三百万张。一亿两千万，干的就是这个事。
　　柴静：前两天我碰到台里的一个领导，他们说小崔这件事怎么样了？他好像很明白，他说咱们台很多大型的片子等着播呢，广告不多，抗战往后挪一挪吧。你现在有没有觉得在电视台不那么主流，被边缘了吗？
　　崔永元：你的节目原来在黄金时代播出，现在挪到后半夜了，说明你这个人被边缘了。我现在是这么一个情况，我的节目做完了，还没有给安排时间呢，所以我觉得我不属于被边缘化的人。这是准确的情况。
　　柴静：除了个人对历史的兴趣之外，你花那么大成本做这个事情，还有其他的想法吗？
　　崔永元：我经常觉得这个民族特可笑，因为我们有五千年历史嘛，是谁说的，是林语堂还是陈寅恪说的。他说这个民族有五千年历史，非常了不起。他说，不管怎么个混法，能混五千年就了不起。我觉得他一针见血。在我眼里，这个民族五千年以后，现在我们就能看到结果，基本还是个混的状态。这个民族浅薄，没有文化，不重视历史。我说这个话根本就不怕得罪谁，就这么浅薄。
　　我为什么零二年开始要做这个事？我可以告诉大家起源是什么。零一年我去了日本，在NHK参观，他们有一个影像库。他们有一个特别行动组，但不像我们哪儿出事赶紧派过去，哪发洪水了赶紧派过去，在那里发生口误，其实不是，他就是做这些采访。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播出，一个特别行动组，NHK每年给他拨很多钱。
　　我去那里看，一个小姐在那里操作。她就问你要看什么？看中国啊，上面密密麻麻的。问看中国什么？我说看东北。问东北看什么？我其实就是想看抗战，不好意思说，在日本嘛。我鼓足勇气说看张学良，张学良调出来了，看九·一八，搜索出来了，最早的是9月21日，就看这个。他给我打开了视频，三十分钟，张学良的演讲。我记得很清楚，里面说了一句，委员长说，两年之内，不把日本人赶出满洲，他就辞职。这是张学良演讲里说的，我当时很受刺激，真的。我知道我们中国最牛逼的纪录片的创始人陈晓卿老师，他那里也不会有这个资料，而且这三十分钟拿回来谁也不会把它当回事。我就特别受刺激，接着看，看他们的东西。后来我看到了一面墙，这是介绍中国五十六个民族的民俗、服饰、生活习惯、住宅、民居，五十六个民族都有，全都是日本人写的。我确实是受了刺激，回来以后，马上去找台长。我说我们中央电视台应该有这样一拨人来干这个事，我们的广告费这么多，每年拿出一个亿或者几千万专门做历史资料的收集，从公益讲也有用，我们做一个历史事件，做深度报道有画面有内容，长远讲是给子孙后代留下，万一我女儿将来也混到中央电视台，就不用发愁没有资料了。后来台长拍着我的肩膀说，小伙子，先忙别的去吧。我想了想，不能再等了，那些人太老了，他们年轻太大了，他们慢慢的在失去记忆。正好赶上制播分离的方式，我们就开始自己筹钱自己做，一直做到今天。
　　柴静：刚才我在看这个片子的时候，我和李仑（新闻频道制片人）也在说，你想做这个片子吗？他说我当然想，但是我已经做不出来了，做现在这样的节目时间长了，心里已经不是那样了。你也做了这么多年《实话实说》，吃香的喝辣的那种名人，转到历史上，心里就这么踏实的放下来了？
　　崔永元：这个骗钱更容易。我们给人家做《实话实说》，最多就是请你吃顿饭，哪儿吃不着饭啊？然后说，小崔好好给我们做，这个节目播出之后我给你三十万，谁敢要啊？过两天他被抓住了，先给我供出来。我们做《实话实说》六年半，干干净净的，没有拿被采访者一分钱。
　　但是这个是对历史负责啊，日本人说我们给你全套的高清设备，我说赶紧拿来，明天早上能不能送到？美国人说我们给你多少钱，我们赶紧说是支票还是现金，更方便。我发现喜欢历史的人都特别有钱，不比煤老板差。关键是你怎么说服他，怎么和他们有关系。我们以前都是钢铁战士，现在也多少做了一点妥协。
　　比如我们做战争，做外交，做留学史，很多人都感兴趣，我们再做企业家的口述历史，这就有人赞助了嘛。我们可以虚报，赞助了多少钱，给他们多份荣誉。从企业家口述历史里均出一些钱来做这个，空间是很大的。
　　如果说乐趣，还是有无限的乐趣，乐到什么程度？乐不思蜀。我把片子做完了，能不能播出，能卖多少钱，基本上不会伤害我的情绪。我看今天有这么多人看，有的朋友看了很激动，我特别满意。如果电视台不要，世界各国的电视台不要，都不想播，我们就老组织这样的播出。
　　柴静：刚刚海若说，他做这个片子，想给八零后的年轻人看，你也这么想吗？
　　崔永元：我没这么想，因为在我眼里海若就是八零后。我的想法是我找到他们做采访，给他们带来变化，这就够了。他们再能影响八零后、影响九零后就更了不起了，那就是火炬传递了。我当时没有想这么多，只想把它留下来。我说这个民族浅薄，我们的楼越来越多，桥越来越立交，家里有好几辆车，天天吃猪蹄，到那个时候，很多人会喜欢历史，但是来不及了，他们可能采访到的最老的人就是我了。只能浅薄，没办法了。所以现在我要把他们留下来。
　　刚才他俩用了很多好听的词，尘埃啊、面孔啊。我们做口述历史是给后人留下一个千百年以后还和先人内心对话的机会。再过一百年，再过一千年，你看我们的口述历史，五十小时的采访，三十三小时的采访，相当于你在和他聊天。“于丹论语心得”特别火，为什么火？不就是因为没有孔子的采访嘛？如果陈晓卿的《见证·影像志》一天一集孔子的采访，谁还听论语心得啊，差多少啊。因为论语都是孔子死三百年以后才成书的，已经都不对了，再心得一遍，不知道说的是谁的事了。我们做口述历史这件事就是直接听孔子说，然后你发表心得，别听别人心得了。我们世世代代老听心得，进步速度会非常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它特别有意义。
　　我现在就是把它记录下来，保存下来，我的任务就完成了。这是因为研究，得出结果，可能都不是我们这些人能干的事，我们的能力水平，认字，都不够。
　　柴静：听来听去，很多人觉得这些事应该是社科院、研究所来干。
　　崔永元：他们在评职称，还有更紧要的事。他们评完职称也会想起来干，不着急，谁想起来谁干。
　　柴静：你会在意这些所谓学界的看法吗？
　　崔永元：我从来不在意，我眼里没有学界。哪有学界？学界是研究什么的？我搞不清楚，在我眼里没有学界。哪怕像欧阳致远这样的大院士，研究“非传”的。对我来说，就是朋友，博士朋友，刚认识的朋友，仅此而已。我眼里没有什么学界。学界，听说挺乱的。
　　柴静：现场也来了很多你的朋友，今天看片会本来有一个初衷是对这个片子的看法，我们来聊聊，我们先请高群书导演说两句。
　　张立宪：高导演走了吗？
　　崔永元：他就是觉得片子不好看。他要是走了，以后他的电影我们也是进去买张票，不看就走。
　　高群书：我也是刚知道你在做什么事，我也对这段历史很感兴趣。我们现在的社会越来越浮夸，乱七八糟的东西，看到这样的人在转身，在说话，在做事，但是一批所谓的社会精英正在逐渐的溃败、衰落。就像刚才说的，这个时代很二。真的应该从历史里发现很多，包括做人的东西，我们现在稀缺的东西。我马上要拍一套大型的连续剧《抵抗》，我们做的这些都是有关系的，包括八百壮士。非常感谢在座各位，谢谢。
　　柴静：下面请纪录片创始人陈晓卿说两句，你刚才在下面不是说要提点意见吗？
　　陈晓卿：真是挺好的，你别听柴静胡说。我可能是从一些技巧上，历史资料使用上，还是要有一些谨慎的地方，包括第一次淞沪会战的时候，画面用的有点过多，因为我是一个匠人。
　　崔永元：这些很关键，非常重要。我要求编导说，每个画面要说明出处。哪怕不打字幕，对审片者也能说清楚。
　　陈晓卿：片子还是非常非常好看，而且复原了历史的现场，把这种线性的东西都做得很好。我知道非常非常困难，非常辛苦，功德无量。最重要的这是我们见到的冰山的一角，小崔最牛逼的是冰山本身，下次再做一套片子让我们看一看冰山。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贡献在里面。
　　崔永元：他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素材，他也不是正道来的。
　　陈晓卿：对，偷的，很多是偷的。谢谢。
　　柴静：魏寒枫老师刚才有话要说。
　　魏寒枫：我完全不够格发表意见，但是作为一个观众说说自己的感想。首先我对小崔和陈晓卿带有羡慕、嫉妒、恨的感情，我自己下不了这个决心做这个事情。还有就是刚才大家说的这个时代太二了。我一直没有做到这一步，但小崔会给我很大的启发。
　　在纪录片本身，有几个小的感觉。我想问一下陈老师，当我们做抗战，落实到最下面的细节，但是在宏观把握上，是否除了我们通常的对抗战价值观的理解，会有另外涉及日本、国民党、汪伪这里的呈现？今天只放了两集，以后各集会不会有这样的价值观和考虑？
　　崔永元：我特别希望我们做媒体的把判断的任务交给受众，无论是观众还是读者，相信他们，让他们自己去做判断。刚才我说了，我对学界没有兴趣，我对宏观也没有兴趣。我对细节最有兴趣，所以我们叫“我的”，《我的长征》、《我的抗战》，它的视角是“我的”。长征的时候我看了一本书《两万五千里》，是长征刚刚结束，组织参加过红军的人写的，有一个编辑部给你编，一编就编成了我们后来看的《红旗飘飘》的那种。后来上海出了《两万五千里》的影印本，一字未删减，就是原稿。这对我启发非常大，比如说遵义会议，所有的红军士兵都盼望着毛泽东重新回到领导岗位，这是宏观叙述，大家都知道。在遵义开了一个很重要的会议，毛泽东重新回到领导岗位上，这还是宏观叙述，我们从小到大受的教育都是这样。但是在《两万五千里》里我看到这样一个人回忆“遵义七日”，他写他在遵义干了两件事。一个是他有一块皮子想做成皮袄，他给裁缝店，结果取的时候是皮坎肩，老板说是料子不够，他就急了，你以为我不会做衣服呢？明明能做成皮袄，你给我做成皮坎肩，被老板克扣掉了。还有一个店辣子鸡做得特别好吃，他们老去吃，后来发现辣子越来越多，鸡越来越少，去第四次终于发生了争执，因为不仅辣子多，鸡还换成了猪肉了。他们就特别愤怒。这是他的长征回忆录，从头到尾都这么回事。
　　你说这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们把这段讲了，你会不会因此推翻所有红军战士都关心遵义会议呢？是不是毛泽东重新回到军事领导岗位没有什么人关心呢？所以我觉得所谓的宏观判断也是通过一个又一个的细节叠加出来的。我怀疑我们以前的宏观判断，如果不是这些人主观意愿想欺骗我们，那就一定是他也找到了细节叠加出来的。我们把判断的权利交给观众，我们给你提供这样的细节，让你自己得出这样的判断。如果我们做这个片子有什么想法的话，这是最真实的。

号号

功德无量。

大海

正好我也病了，天助我。病了就下来，不做这个事了。我的心理医生说你喜欢干什么你就干什么，我就喜欢历史，高考可以考96分，尽管是假历史，可倒背如流。后来很偶然的机会，开始看书、听别人讲、上网，知道哪些是假的，激起了我浓厚的兴趣，我一定要知道真的是什么样。这就是我最大的乐趣。

柴静：除了个人对历史的兴趣之外，你花那么大成本做这个事情，还有其他的想法吗？
　　崔永元：我经常觉得这个民族特可笑，因为我们有五千年历史嘛，是谁说的，是林语堂还是陈寅恪说的。他说这个民族有五千年历史，非常了不起。他说，不管怎么个混法，能混五千年就了不起。我觉得他一针见血。在我眼里，这个民族五千年以后，现在我们就能看到结果，基本还是个混的状态。这个民族浅薄，没有文化，不重视历史。我说这个话根本就不怕得罪谁，就这么浅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