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千古自虐大师－－(有感孔子像落户天安门广场)

煤渣

[转贴]千古自虐大师－－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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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理自虐情节 深刻剖析孔子的贵族主义和儒教的虚伪性

大家都知道——孔子是个私生子，类似于老官和小保姆所生，被鲁国的贵族所鄙视，郁郁不得志，心理很纠结。

这就像一个破落八旗子弟，毕生志向是融入皇族圈子，从来不屑于和普通人生活。这种灰姑娘思想贯穿于孔子一生，使得他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一生没有在农工医兵修炼技术上取得任何成就却还要当官，也很不幸的被排除在权力圈子之外，只能在贵族的杂耍六艺的精通上取得一点点YY的满足感。

这样一个人，必定成为平民阶层的叛徒，他骨子里是憎恨成为平民的，他的一切标准都是要向贵族看齐（君子远庖厨 肉切不方正不吃）。历史上这种叛徒很多，比如希特勒，自己有一点犹太血统，却看不起犹太人，欲除犹太人而后快。

而孔子还没有这么绝，孔子的理想是温和受虐，自己先把自己绑起来，曰“忠”，然后让S/M那个Sadistic一方对自己打得轻点，曰“仁”，然后从打的轻一点来推出“爱”，感受到和权力阶层的互动，来虚幻的构建自己还是可以被打还是有人在乎的。这其实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全部含义。这也就是孔子被绑得很紧还觉得获得了心灵的自由“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骨子里高呼，绑我吧，爱我吧！！！

同时代的很多人都放弃了周礼和旧秩序，而孔子不远万里还要向老子不厌其烦的求教礼的具体细节（老子最后当然被烦无奈告诉他了）。然后要把这礼推广天下。正因为有受虐的性格，孔子对于君主的不义是宽容的，最多一走了之，而对百姓的逾矩是残酷的，杀少正卯，杀跳舞超过八行的人，都是出于对受虐秩序的维护。而儒教众多繁文缛节，比如守孝三年等，不过是对受虐快感的加强。这也是为什么儒教的很多奉行者都是哭哭啼啼的，比如烈女，这是怎样的一种对自己的攻击啊！

下面再解释为什么那么多克己复礼的儒生当了官之后变本加厉的鱼肉人民的表面矛盾。这就是所谓孤阳不生，孤阴不长。当儒生做了官，他就要成全人民的受虐，他就要替人民作主，让人民受虐。儒家的根本思想是推己及人，口头上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实际经常做的是“己所欲施于人”替人作主，也就是儒家根本没有想到别人的想法和价值，以自己的价值代替之，做人父母（官）。当一个儒家的官员强拆民居时，他开始未必是要为了自己的私利，就像我们以前提倡的，他可能想到的是这个城市的建设需要有人克己复礼，牺牲小我，成全大我，他的所作所谓不过是帮助被拆的完成受虐的过程。现在还有很多有儒家情节的人比如龙永图持有这种观点“我国需要发展经济，有些牺牲是必不可少的”，即使他自己未必从中得到多大好处。一个儒家的婆婆未必是要占媳妇多大便宜，她起初的动机很可能是要让媳妇学会受虐快感。

但是儒家这种情节很容易蜕变成暴君。也就是受虐的终于尝到了虐人的快感，转变为真正的S。这就是现在大家恨的贪。从另一角度讲，暴君天然的选择是儒家。假如你是一个S，你是选择自虐然后虐人反而要夺你位的墨家，还是既不愿意自虐，也不愿意虐人，宁要自由不要爱的道家（不如相忘于江湖），专爱虐人的法家，还是享受自虐的儒家？表面上看，暴君选择虐人的法家比较相同，但是法家是没有受虐快感的，法家只负责虐民，却教不会人民享受受虐，这当然是长久不了的，好比强，最终会被反抗掀桌子，这也就是为什么秦那么快就覆亡了。只有儒家，才能完成虐人－受虐这个关键的阴阳调和。只有儒家，才能灌输受虐快感，教会一大批M；也只有儒家才能在皮开肉绽之前喊停，适当保护M，以便S能够可持续的虐待M。所以新儒家把罪都归在法家头上，就像把血都归为拿皮鞭的人犯错，是不懂事的，儒家是巴不得自己当那个M坤，来成全S乾的。甚至君主如同汉武帝，为了教出足够多的M，自己主动在某一方面当M，对母后服服帖帖，可见儒家的配合作用不可缺少！

从某种意义上讲，儒家在封闭的社会中是组织社会的一个强大手段，当一个岛国接受了S/M逻辑后，就非常难以改回互不相干的非虐状态。这当中比较典型的是日本，一个S/M程度比较深的国家。这也造成了日本S/M风气比较盛行，等级制度极为严格。比较讽刺 的是，当日本人吃肉多起来，稍微有点自我意识，S/M等级就濒临解体，玩不好了。而韩国这个B型血特别多的国家，有点自由度之后，嫉妒教也大肆传播，S/M等级也面临挑战。

与岛国不同，中国是一个开放性的大陆国家，这造成了中国经常冒出不接受S/M秩序的道家和侠家（军事化的墨家）。所谓天高皇帝远，我跑到你管不了的地方自己玩或者打游击总可以吧？当初天山派和傅青主还可以跑到西边的山里去，不和清庭合作甚至经常打它一下，日本和韩国的反叛者可没这么好的条件了。儒家斥责中国没有像日韩那样学儒到家，这也是正确的，中国这个大陆国家不可能把法儒S/M秩序贯彻的那么强烈。

而西方糅合了墨（自律）、道（自由）、法（律人和霸权主义）以及交易逻辑之后，发现缺少的恰恰是配合的儒（M），这就让他们非常向往东方的女人，很多西方男人和一点不漂亮的东方女人能够建立长久的稳定关系，正是由于对M的需要。一个漂亮但不可摆弄的pusy是没有价值的，远没有一个tender pusy可以给他们满足。中国经济的崛起，恰恰是做和西方互补的M做的很成功——试问哪个国家的国民，能够忍受那么残酷苛刻的工作和薪酬而几乎不反抗？所以说中国发展要转型，其实是像变性手术一样很艰难的事，因为中国难以接受一个自由和交易的秩序。中国经常不高兴，是因为中国做“法”未遂，中国对大国做不了S，对加拿大和ice岛这些小国想做S人家居然也不接受，人家玩自由。这下中国就恼怒万分了，暴跳如雷却无可奈何。再加上国内人受西方观念影响，反叛精神也越来越重，向侠家发展，上街的越来越多。

基本上，这就是头在外面建立孔子学院，在国内推广电影《孔子》和“国学”的目的，可惜螳臂当车，逆历史潮流而动，只落得反噬的结果。

（zt）

大海

与共同的书面语有关的，是非凡的国家考试制度。这一制度，中国推行了近二千年之久；他们通过考试，品评人才的优劣，为政府机构配备文官。"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这句引自儒家经典之——《中庸》的箴言，表达了中国人的基本信条：征召有才能的人较之西方特有的、进行法律和制度方面的改革，能更好地解决国家的种种问题。这一制度达到充分发展的，是由一系列的考试组成的。首先是地区和县城的考试，每两、三年举行一次。大约有2％的考生能通过地区考试，参加数星期后的州县考试。有幸通过考试的人（约一半考生）有资格担任较小的官职，并可进一步参加省城每三年举行一次的乡试。成功者有权参加在京城举行的会试。只有6％的人能跨越这一障碍，有资格担任较高的官职；这些人中间，通常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能通过最后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被吸收为中国最高贵的学术团体——翰林院的成员；史官和其他职掌文学的高级官员都是从翰林院中选拔出来的。

　　最初的考试完全是综合性的，着重强调儒家经典，但也包括其他科目，如法律、数学和政治时事等。不过，渐渐地，这些考试开始集中于文学体裁和儒家正统观念。最后结果是形成一种制度：从理论上说，官职之门向一切有才之士敞开，但实际上却有利于那些有足够财力进行多年的学习和准备的阶层。这并不意味着，统治中国的是世袭贵族阶层，相反，是一个由学者组成的统治集团即文人学士集团，他们为中国提供了一种赢得欧洲人尊敬和羡慕的、有效稳定的行政管理。另一方面，也正是这一制度扼制了创造力，培育了一味顺从的性格。只要中国仍相对地孤立在东亚，它就会继续提供稳定性和连续性。但是，随着生气勃勃的西方的侵入，它转而起了阻止中国人作出有效的调整和反应的作用，直到1905年最终被彻底废除为止。

   　但是，促成中国文明的内聚性的最重要因素，也许是通称为儒家学说的道德准则和文学、思想方面的遗产。它主要由孔子的经过后代人修改和润色的教诲组成。据传说，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他的英文名字Confucius是K'ung-fu-tzu即"孔先生"的拉丁语化的词形——原是名小吏，因享有学者的名声，吸引了许多学生。孔子为了寻访到一位愿意实践他的政治原则并委他以与其才干相符的职位的统治者，曾带着弟子们周游中国。寻访落空后，他回到家乡，继续开办私学，直到去世。孔子作为一名他所爱好的注重实践的政治家，完全失败了，但是，作为一名附带而为的教师，他取得了永垂史册、只是姗姗来迟的成功。

　　同中国大多数思想家一样，孔子主要关心的是，在这世界上建立一个组织得很好的、幸福的社会。虽然他相信鬼神和天帝，但对于玄学或者推测来世，并不很感兴趣。当有人问起死的意义时，孔子答道，"未知生，焉知死？"这种对来世的不关心，后来导致儒家思想中的不可知论倾向；这一点，与印度、中东和西方传统地对神感兴趣，形成鲜明对照。

　　孔子的首要原则是"正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阐释了社会地位不同的人们之间应该有的社会关系。如果各人都按自己身份行事，家庭就会有秩序；家庭有秩序时，国家就会安宁，天帝治下的一切就能和谐共存。

　　孔子还为中国提供了一种政治哲学。他的创新在于提出了政治基本上是个伦理问题这样一种观念。既然社会的和谐全靠有德行的统治者为其臣民提供福利和幸福，所以，他没有区分政治和伦理。正如个人应服从家庭那样，家庭该服从皇帝。然而，皇帝又应当做慈父的楷模；这，只有遵循儒家伦理观而非某种法律制度，才能做到。孔子以前，中国人思想上一向主要以占卜和献祭为中心，实质上，是没有道德准则的；孔子的观点代表了中国人思想上一个根本的新起点。因此，他是中国文明中前所未有地开始专注于道德价值的伟大伦理传统的创立者。

　　儒家学说取得了非凡成功。一个原因，它在道德上为当局和社会不平等所作的辩护，很受统治者和富人欢迎。而且，其高度的道德原则为现状提供了较纯粹的世袭权力更牢固的基础，从而，对改善政治和社会关系起了不断的促进作用。儒家学说取得成功，还因为它合乎时机。它为中国和东亚大部分地区提供了儒家生活方式的准则，并作了合理说明。结果，在长达二千多年的时间里，它一直充当中国文明的基础。到20世纪中叶，蒋介石总司令还竭力鼓吹恢复儒家道德标准，以支撑其反对共产党人的民族主义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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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有位观察力敏锐、名叫托马斯·梅多斯的西方人评论道："在所有已达到某种程度的文明的民族当中，中国人是最缺乏革命性，却又最富有反叛倾向的。"他这话系指，皇朝的兴亡递嬗已成为中国历史的特点；它引起的不是革命，而仅仅是统治家族的更换。这种周期性改朝换代的模式，可以用致使皇朝衰落的、一再发生的某些趋向来解释。

　　每个新皇朝开始时，通常都能有效地统治国家，开创一个比较和平、繁荣的时期。新皇朝促进了思想和文化生活，并通过派遣远征军对付游牧民和扩展帝国疆域，保护了国家。但渐渐地，皇朝由于个别统治者本人的腐化堕落和贵族集团与宫廷宦官之间的宫廷斗争而遭到削弱。这种腐化堕落和派别活动，暗暗破坏了中央权力，助长了官僚机构的腐败。腐败加之宫廷生活愈来愈奢侈，意味着终究靠生产劳动供养整个帝国组织的农民所负担的赋税更繁重了。赋税趋于增长，还因为对外战争耗资巨大，而皇帝又采取了准许多数贵族、佛寺和庙宇免税的做法。于是，随着政治不清明，农业所必需的灌溉系统和其他公共工程往往被忽视。

　　因此，愈来愈陷入穷困的农民不得不承担起日益加重的税收负担。当农作物歉收和饥荒也不可避免地到来时，爆炸点降临：反抗政府税吏和地主收租代理人的起义爆发了。这些局部的起义随着时间的推移，扩大为普通的暴动。普遍的暴动、尤其是帝国军队本身到这一阶段已沦于勉强维持的境地，转而又招致游牧民入侵。内部造反和外来侵略相给合。通常预示着新循环的开始——旧皇朝濒临灭亡，新皇朝日渐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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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和纳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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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朝时，中国人决定停止规模惊人的远航探险（见第二章第七节）；这清楚地表明，中国人与欧洲人对他们周围世界的态度截然不同。中国帝国乃农业国，所以，明朝人和满人如同莫卧儿人，对从事海外事业有可能获利这一点，并不感兴趣，遂将海洋留给了阿拉伯人和欧洲人。

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cqzg.cn　　中国用以调整与外国的关系的纳贡制度，是表明这种不同的又一证据。早在商朝时，中国人就将外国人看作文化低劣的野蛮人。以后，他们把儒家关于家庭的道德规范应用到他们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上。由诸国家组成的家庭，自然须以天子为首。中国，即占优势的"中国"，为处劣势的纳贡国所围绕；这些纳贡国都被看作是子女。正如子女理当服从、尊敬他们的父母那样，小国也须如此对待中国。具体地说，这表现为，小国定期派出纳贡使团，向中国皇帝奉献礼物并表示敬意，其中，还包括磕头，即三跪九拜。派出这类使团的次数，各国不同，取决于和中国的接近度，如朝鲜，一年数次，而缅甸或老挝，则每10年一次。

　　这种纳贡制度的主要目的是，保证中国漫长的边疆一带的和平与秩序；实际上，它通常是成功的。诸小国接受这一制度，原因在于：与中国朝廷交往可提高它们的声望；从伟大的文明中心可获得文化方面的好处；而且，居于从属地位，经济上也有利可图，因为中国人赐予它们的贵重礼物多于它们所奉献的，此外，还授它们以某些贸易特许权。但是，在另一方面，恰恰是中国人的这一成功促成他们的毁灭。这一成功使他们更加以为，中国是一个没有相竞争的国家或政府的世界体系的中心。纳贡关系是他们唯一承认的处理国际关系的一种形式。诸国家法律上平等的思想，对他们来说，难以理解。因此，中国人关于国际关系的观念，与欧洲的原始国际法直接相抵触。中国和西方世界没有共同的立场可作为它们之间关系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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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些发明的力量、功效和结果，但它们远不如三大发明那么惹人注目；这三大发明古人并不知道，它们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因为这三大发明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和状态。”英国哲学家、科学家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年）这一论断的重大意义在于：他富有洞察力地选择的三大发明都起源于中国。然而，这三大发明对中国并没什么作用，相反，却在西方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中国的文明根深蒂固，中国的帝国组织渗透甚广，决不允许这些发明破坏传统的制度与习俗。于是，印刷术用于传播古老的观念，而不是新思想；火药加固了皇帝的统治，而不是正在出现的诸民族君主的地位；指南针除郑和用于著名的远航外，并不象西方人那样用于世界范围的探险、贸易和帝国的建立。

    这一重大差别的根基，在于新的西方文明的独特性；它复杂多样、适应性强，摆脱了束缚欧亚大陆其他所有文明的传统枷锁。结果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这一转变不仅改变了西方，而且，如培根所预见的那样，当革命的新社会的有力的扩张主义降临时，改变了整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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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商业扩大到中国内地，促进了中国商人阶级的发展，他们不久就接管了西方商品的销售。早在1869年，英国一位官员说道：“由于在语言上占优势、拥有市场、开支较低，中国人几乎垄断了商业经营。”后来，中国制造商开始建造火柴厂、面粉厂、纱厂和纺丝厂。这些新的经济领导人往往是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他们不喜欢欧洲的统治，因为这种统治授与外国商业竞争者以特权。但他们也不太喜欢北京反动的帝国朝廷，因为它既不有效地抵抗外国人，也不去了解现代经济的性质和需要。因此，这些中国商人认为无需忠于北京的满族政权，就象印度商人早先认为无需忠于德里的莫卧儿政权一样。结果，正是他们提供了促进革命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动力，这一运动在动世纪初发展起来。第一次排外运动由沿海城市发动，推翻满清王朝的1911年革命也爆发在这些城市里，所有这些都不是偶然的。

    中国的这一危险形势也影响了居统治地位的士大夫，不过他们是被迫倾向于改良而非倾向于革命。他们由于自己的官位和既得利益，只需要“传统范围内的改革。”他们仍然认为，改革中国的儒家文明，就可以满足现代的需要。这种观点的著名代表人物是激进的广东学者康有为（1858-1927年），他以其论著《孔子改制考》而震惊同僚。这部反传统观念的著作将孔子描写成人民权利而不是帝国权力的维护者。康有为的一位弟子在下面这段话中清楚地说明了这一激进观点：

    一般说来，当帝国的权力来自一个人时，它便软弱；而当它来自千百万人民时则强大。……如果学者、商人和老百姓都能关心民族的危难，那么，这样的人民将是聪明的，否则是愚昧的。因此，如果我们不依靠人民的权威，就不可能变精神涣散为精诚团结、变无知为智慧。

    这种拥护人民权利、提倡人民参政的主张对中国来说是新东西。以柱，西方的民主和民族主义观念在中国显然一向是不存在的。相反，中国强调的是家庭；就更广泛的忠诚而言，它采取“文化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的形式。所谓文化主义，指的是要对本土文化传统有息息相关之感，中国人简单地认为这是对付外国野蛮行为的唯一可取的方法。中国的士大夫统治阶级沉缅于这一传统，其中许多人仍公开宣称，“宁愿看到民族灭亡，也不愿看到其生活方式改变”。但是，与这一传统的文化主义的保守政策相反，维新派领导人这时则肯定西方的革命观念。“什么是民族主义呢？”一位改革者问道。“民族主义就是：在所有地方，同一种族、同一语言、同一信仰、同一习俗的人民互相之间都视为兄弟，并为独立和自治而努力，建立一个为公众谋福利、反对其他种族侵犯的更为完善的政府。……如果我们想在中国提倡民族主义的话，那么，除通过人民的革新以外决无别的办法。”

地瓜叶

好多字！

无聊！

罗大耳朵

大海看完没？

大海

罗大耳朵 于 2011-1-13 18:34 写道：
大海看完没？

现在看房龙三部曲，看完后看威尔杜兰《东方的遗产》，看完后将告别历史，写一本书，书名叫做《啥玩意是个历史》

罗大耳朵

大海 于 11-1-13 19:01 写道：
现在看房龙三部曲，看完后看威尔杜兰《东方的遗产》，看完后将告别历史，写一本书，书名叫做《啥玩意是个历史》

等看《啥玩意是个历史》，要给签名哦::2:

救生员

推荐给大家一本书，三体系列，国内科幻

大海

救生员 于 2011-1-14 10:40 写道：
推荐给大家一本书，三体系列，国内科幻

推荐你看 西琴的地球编年史，非科幻，功底非常人可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