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印度不同的五十年 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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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印度不同的五十年


讨论五十年的功过得失，特别是前三十年与后二十年的关系：究竟是前三十年黑暗得赛过解放前呢？还是前三十年为后二十年打下了基础？　 在很多二、三十岁的青年人眼中，甚至在许多五、六十岁的中老年人眼中，前三十年都常常是一连串荒唐记录的汇总。五七年反右、五八年大跃进，紧接着三年自然灾害（或者更多的是人祸），然后就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二十多年经济停滞，物资紧缺，米、面、油、盐、肉、布料、自行车、火柴等等都要凭票，住房紧张，工资冻结，再加上政治迫害，以言定罪，文化娱乐被八个样板戏统治，一切再糟糕不过了。

相比之下，电视节目里的旧中国反而显得更加生动活泼，虽然有军阀割据，国共交战，却汽车、电话、电报、电灯、自来水和一应衣食用品等等都与世界时尚同步，而且绝对不需要凭票供应，只要你有钱，一切货物应有尽有。文人学者出有车，入有鱼，雇得起保姆，住得起洋房，听戏有梅兰芳，听曲有“何日君再来”，日子过得自在又舒适.　这样，在部份媒体的刻意营造下，新中国五十年至少有三十年打了折扣，剩下二十年又有严重的贪污腐败，...　

令人奇怪的是，就在中国媒体对中国的五十提不起精神来时，印度的学者却在隔着喜马拉雅山对中国啧啧称羡.１９９７年８月１０日印度独立五十周年之际，《洛杉矶时报》发表了该报驻北京记者罗恩·特姆佩斯特的一篇长文，对比了中印两国五十年的历史和道路。罗恩被派驻中国以前曾任该报驻印度记者三年，对中印两国对比很有兴趣。罗恩说，中印两国差不多同时宣布独立。印度选择了市场经济和议会民主制度，尼赫鲁在１９４７年８月宣告：“机会之门为我们打开了”，我们要结束“贫穷与无知和疾病与机会不等”。

两年以后，毛泽东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我们国家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 但是，罗恩说：“当印度领导人今天在准备庆祝印度头一个五十年的时候，却不得不承认除了在人权和公民自由的领域外，几乎在每一个层面，中国都在改善其人民包括最穷的公民的生计方面比印度做得更多、更好。

印度外交部长、前驻中国大使说：“毫无疑问，从直接的对比当中，中国做得比印度更好。所有的主要指标都比印度更好。好在哪里呢？罗恩说：“例如，从１９６０年以来，中国使公民的平均寿命增加了２０岁以上。中国男人的平均寿命为６９岁，中国妇女为７１岁。印度的平均寿命虽有增加，但平均只有６２岁。识字率方面，差别更大。尽管中国有十年文革的动乱，很多学校都关了，但实现了人口８１％的成人识字率，而印度为５２％。从１９９０年，中国的年均国内总产值增长率为１２．９％，印度为３．８％。１９９４年印度人均收入为３２０美元，只占中国的５３０美元的６０％。”

“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最新的各国人力发展指标根据识字率、平均寿命和平均收入计算得出，中国的得分是６０，接近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最高分，但是印度只有４４分，亚洲国家中唯一低于印度的是老挝和孟加拉国。”　原因何在呢？罗恩说：“许多专家现在相信，到目前为止中国得以如此迅速向前推进的原因是部份得力于较早时更粗暴的改革，特别是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７６年毛泽东专政统治时期在枪尖下强迫实施的土地改革措施。人们只主要记得毛泽东时代１９６０－１９６１年大跃进失败之后的饥荒和１９６６－１９７６年文化大革命的恐怖政治统治和迫害。

但是，特别是在共产党统治初期的１９５０年代，中国却得利于土地的重新分配、普及义务教育、简体字和保健与福利政策以及有助于恢复中国的精神和自尊的其他改革。虽然从今天来看总是要复杂得多，但是共产党对宗教、迷信、秘密会社、三合会和宗派的镇压也帮助中国打破了盘踞地方上的贫穷.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阿马提亚·森是印度西孟加拉人，他认为：“中国对印度的相对优势是其改革前（１９７９年以前）奠基工作的产物，而不是其改革后重定方向的结果。”　　

《洛杉矶时报》不是亲华的报纸，更不是亲共的报纸，绝不是亲毛的报纸，而且又正值美国国内反华舆论高涨时期，但它却发表了这么一篇文章，可见天下还是有公道的。事实上，早在八十年代国门初启，人们热衷于进行横比、纵比的时候，就曾有一些中国学者以印度作为参照系为新中国的成就辩护过。那时，大批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纷纷出国参观访问，体验了北美、欧洲、日本各地的高速公路、新干线后，未免自惭形秽，在报纸上发表了无数篇横比文章，大意无非是感叹资本主义的繁荣昌盛，痛惜中国的贫穷落后，诅咒文革耽误了建设时光，懊悔当初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

那时候也有一些“没出过国”的或者出过国却“头脑僵化”的人起而反驳，纵与解放前比，横与象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比，说明前三十年没有白过，也干了许多事情。遗憾的是，这股声音在一片热热闹闹的痛惜和懊悔声中总是显得那么孤弱。事实上，到八十年代中后期，诅咒文革升温为诅咒新中国，由否定三十年进而到否定五千年中华文明，懊悔心理则转变为急切地追求“全盘西化”，民族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连同崇美崇洋情结一起弥漫着从摇滚乐到电影电视的每一个文化角落。　

八九政治风波以后，一味向发达国家看齐的单向横比态度有所变化。社科院新闻研究所所长喻权域先生专门写了一本题为《论三个时间差——与两代人谈社会主义》的书，条分缕析地比较中外各国的发展成就，令人信服地说明，新中国的建设成就在世界上也是毫不逊色的，甚至是非常出色的。

我手头一时没找到喻先生的书，但却有几份统计资料可供作一个简单对比。为了说明问题，看来得烦请读者有耐心看一看下面这张表：　１９６５－１９８５年间部份国家和地区ＧＮＰ年均增长率对照表

{　－－－－－－－－－－－－－－－－－－－－－－－－－－－－－－－－－-} {　国别　　 增长率（％）　　国别　　增长率（％）　　国别　　 增长率(％)}{　－－－－－－－－－－－－－－－－－－－－－－－－－－－－－－－－－-}{　美国　　 １．３４　　　中国　　　７．４９　　　印度　　　　１．７ }{　英国　　　１．６０　　　苏联　　　５．８９　　　巴西　　　　４．３ } {　西德　　　２．７０　　　匈牙利　　７．４２　　　阿根廷　　　０．２ } {　日本　　　４．７０　　　保加利亚　７．８４　　　墨西哥　　　２．７ } {　新加坡　　７．６０　　　捷克　　　５．１５　　　埃及　　　　３．１ } {　香港　　　６．１０　　　波兰　　　８．６７　　　肯尼亚　　　１．９ }{　台湾省　　　缺　　　　　泰国　　　４．００　　　加纳　　　－２．２ } {　南朝鲜　　６．６０　　　马来西亚　４．４０　　　尼日利亚　　２．２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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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选列了四类国家，即西方发达国家，亚洲的“小龙”、“小虎”们，社会主义国家，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从这张表中不难看出，单纯就物质财富的增长而言，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速度是四类国家中最高的。中国六、七十年代的发展速度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很高的，仅次于波兰、保加利亚、新加坡，与“四小龙”相比中国的速度并不逊色，却比“小虎”们整整高出一头，更是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

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舆论曾经一度从羡慕发达国家到赞美“四小龙”。学术圈的一些活跃人物提到“四小龙”就眉飞色舞：你看香港、新加坡、台湾、南朝鲜起点和中国差不多，但现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却直追美国！三十多年来，深圳和香港一河之隔，但一个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一个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结果呢？一个长期是小渔村，一个却摩天大楼一栋挨一栋。这是为什么？　　

提问者显然觉得自己很高明，事实上也的确有许多人鹦鹉学舌，跟着起哄。　其实，这样的问题愚蠢至极。按照这种逻辑，我们倒可以反问，同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光芒普照下，曼哈顿富人区和贫民区一街之隔，为什么一个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另一个却破破烂烂、污水横流？　这才是问题的实质所在。

香港、新加坡是城市国家，是财富的汇聚中心，或者用老式的语言，叫吸血中心。就象旧中国的上海一样，外滩的精美欧式建筑、大世界的奇巧热闹是与上海以外的城镇的破败、手工业的衰落、农村的凋敝相联系的，它不过是外国资本吸噬中国膏脂的最重要的中转站罢了。１９４９年以后，上海不再是全国财富的汇聚中心，相反，倒是成为全国建设的技术和资金支持中心，因此，上海本身发展才显得缓慢起来。而香港则正是在一定程度上接过了旧上海的角色才得以繁华起来的。

本来，在１９４９年前后，人民解放军完全可以象风卷残云般地收复香港。中国共产党可以废除无数个不平等条约，为什么独独要遵守清政府与英国签订的租让香港条约呢？这就是新中国领导人的深谋远虑了：考虑到新中国必然要遇到西方的长期封锁，保留香港作为打破西方贸易封锁的通道。　正是靠着这样一个新中国外贸独家代理商的地位，香港收取了高额的代理费，发展起来了。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与西方各国的贸易额大幅度增长，但其中相当大部份仍然是经香港转口的贸易。有数以亿计的中国打工仔作苦力，香港怎能不肥得流油呢？ 　　至于台湾的发展，更是离不开大陆，或者更准确地说离不开反攻大陆，充当美国全球冷战战略的“不沉的航空母舰”。说得难听一点，就是给美国当冷战的打手。膘肥体壮才能当好打手，因此美国给台湾（还有南朝鲜）几乎无限额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以便台湾当局稳定军心民心，练好武功。更重要的是，美国向台湾单方面开放市场，允许台湾产品大量出口美国，以增强台湾的自身造血机能。

除此之外，不能不提到台湾从大陆掠走了大量黄金。 据《蒋介石详传》披露，国民党从大陆运~} ~{台的黄金达８７５吨，以今天的世界市场黄金价格（一克黄金１０美元）粗略计算，合８７．５亿美元。最近台湾作家李敖评论台独时就坦率地揭了台湾发展的老底：“还有一点也是我一再讲过的，就是在１９４９年的时候，蒋介石把全中国的黄金，有９２万两的黄金，全部运到了台湾。然后其中的８２万两，做了台湾新台币发行的准备额、准备金。然后台湾才开始所谓经济起飞，这么多年来台湾就变成了暴发户。可是这是用全中国的钱，建设了中国的一个省。这等于劫贫济富。这是很对不起大陆的，用会计学的说法是耽误了大陆发展的机会成本。我觉得这是很混蛋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认为，当时台湾抢走了中国大陆国库的黄金，现在自己发了财，就想逃掉，哪有这么简单。”　可见，如果把“四小龙”的发展称为“奇迹”，那么中国就简直可以称为“神迹”了。

因为中国的起点是一穷二白，既无资金又无技术，还少外援（苏联人援了一阵子，又半途撤走，还把钱要回去了)，也没有外国财富可供吸噬，全凭勒紧裤腰带干活，却能在建国后短短３０年的时间里走完英国１００年的路程，这不是“神迹”是什么？ 前三十年干了些什么？　　

在民间的反思中，人们也逐渐认识到，虽然前三十年运动不断，但工农业生产却并非停滞不前，人们不是闲了三十年，而是埋头苦干了三十年。这也有统计数字为证，请看：

{一些主要产品产量及增长率比较表－－－－－－－－－－－－－－－　指标值} {　－－－－－－－－－－－－－－－－－－－－－－－－－－－－－－－－－－} { １９４９年　　　５２年　　　　 ７８年　　　　９５年 } {工农业产值（指数）　５６．５　　　１００　　　　７７９　　　３３０３ } {钢铁（万吨）　　　　１５．８　　　　１３５　　　３１７８　　　９１５３} {煤炭（亿吨）　　　　０．３２　　　０．６６　　　６．１８　　１２．１２}{粮食（万担）　　　　２２６４　　　２３７８　　　６０９５　　　８９０２}{棉花（万担）　　　　４４．４　　１３０．４　　２１６．７　　　　４３４}{肉类（万吨）　　　 ３３８．５　　８５６．３　　　３６９２}{石油（万吨）　　　　　 １２　　　　　４４　　 １０４０５　　１４７６４}{－－－－－－－－－－－－－－－－－－－－－－－－－－－－－－－－－--- } {－－－－－－－－－－－－－－－－－－－－－－－－－－－－－－－－－－ }{（续上表）　 年均增长率（％） }{－－－－－－－－－－－－－－－－－－－－－－－－－－－－－－－－－－ }{　　　　　　　　　 １９４７－７８　　　　５２－７８　　　　７８－９５}{工农业产值（指数）　　　　９．４７　　　　　８．２１　　　　　８．８ } {钢铁（万吨）　　　　　　 ２０．１　　　　　１２．９　　　　　６．４ } {煤炭（亿吨）　　　　　　１０．７　　　　　　８．８９　　　　　４．０４}{粮食（万担）　　　　　　　３．４７　　　　　３．６９　　　　　２．２５}{棉花（万担）　　　　　　　５．６１　　　　　１．９７　　　　　４．１７}{肉类（万吨）　　　　　　　 ３．６３　　 ８．９８〔注]}{石油（万吨）　　　　　　２６．３　　　　　２３．４　　　　　　２．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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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前三十年大多数主要产品实物量的年均增长率居然还高于改革开放后的二十年！ 　　这是真的吗？其实这只要问一问你身边的退休工人们就可以知道。五、六十年代象铁人王进喜这样的劳动模范并不是少数鹤立鸡群的人物，而是很普遍的现象。特别是在那些国营大中型企业和重大工程项目中，由于工作意义感强，工人政治文化素质高，其主人翁意识和工作积极性都是今天的人难以想象的。

既然发展速度这么快，为什么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却没有什么提高，工资一直不动呢？有人责问。　　不错，从５７年开始２０年没涨工资，老百姓生活改善不大，这是事实。但是这不等于生产停滞，经济不发展。这个道理就象一个白手起家的大家庭一样，如果家长决定把挣来的钱都用来盖房子、置家当，饭桌上的油星自然就不会见长，所谓勒紧裤腰带搞建设就是这个意思。

事实上，这２０年里，中国办了两件大事，第一是保家卫国，第二是置办家业。六十年代中苏关系紧张，苏联在中苏边境屯兵百万。南方则是美国侵越战争升级，中国面临南北夹击的险峻形势。在这种情况下，任何负责任的领导人都会把相当大的力量集中到国防建设上。正是由于中国不惜耽误经济建设的进程，下决心搞三线建设，把大量企业从沿海迁往内地，而且以“分散、进山、进洞”的非经济方式建设军工企业，表明了中国敢于迎战一切来犯之敌的决心，所以美国、苏联和蒋介石集团才不敢轻举妄动，才保证了现代化建设的和平环境。　　在积极备战的同时，这２０年的经济建设也没耽误多少，置办了不少家业。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虽然经济发展的起伏较大，但总体态势仍呈较快增长。

据柳随年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简明教程》记载，成绩还真是不少，我这里只能作极为简略的摘引。　比如，农业现代化装备水平有较大提高，１９７５年的拖拉机和手扶拖拉机的产量分别相当于１９６５年的６．７倍和６６倍，排灌动力机械增长４．９倍，化肥施用量增长３．１倍，用电量增长４．７倍，此外，农业种子改良取得突破性进展，杂交水稻开始推广。工业上，建设了一批技术先进的大型工业企业，如大庆油田、胜利油田、１３套大型化肥生产设备、攀钢、酒钢、贵州铝厂、武钢的一米七轧机工程，汽车工业搞了湖北二汽，四川德阳第二重型机械厂等，煤炭工业建设了贵州六盘水、四川宝顶山等大型煤矿，电力工业建设了刘家峡水电站、丹江口水电站和一大批火电站，交通上建成了八条铁路干线和南京长江大桥，修建了长距离的输油管道，通信上建起了载波通信干线和一批卫星地面站。科学技术方面，两弹爆炸、一星上天，人工胰岛素合成，国防科技力量明显增强。

总的来说，“三五”计划和“四五计划”如期完成，“五五”计划开始顺利执行，１０年时间总共建成了１１００多个大中型项目，工农业总产值由１９６５年的２２３５亿元增至１９７６年的４３５６亿元，翻了一番还多。

在建国１７年取得成就的基础上，经过这１０年的努力，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

我相信，任何一个热爱家园的人，看到自己的家底打得越来越扎实，家里的耐用品越来越多，应该会感到喜悦和自豪的。当然，如果这时候有邻居挑拨离间，向这家的孩子们说，看你们干了那么多活，还是吃不上肉，没有发展，说明你们家的制度不好，你们家长有问题，孩子们也是有可能上当的。特别是其中有些孩子心胸不够宽广，受过家长的责骂或体罚就把仇恨铭刻在心，看不到家里点点滴滴的进步，最容易带头或跟着埋怨、发牢骚，甚至咒骂祖宗十八代。

好吧，有人说，就算前三十年真的有这么快的发展吧，但那时起点低，发展速度自然应该快一些。这就象学生的学习，从０分到６０分容易，从８０分到９０分就难了。　　其实不然。如果不存在社会制度方面的原因，那么技术和经济的增长应该是正反馈系统。我们都知道技术和知识在以几何级数爆炸性增长，也就是说越发展越快。经济增长也一样。在资本主义刚刚起步时，经济增长速度是很低的。从哥伦布登上新大陆到十八世纪末工业革命的发生，经历了近三百年时间，这期间英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远不到１％。从工业革命开始到１８７０年代的一百多年左右的时间里，英美德等国的年增长率也不过是２％左右，此后到一战前夕，年均增长率上升到２—４％。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至１９７０年代初，号称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发达国家作为整体的年增长率也就是４．４％。可见，所谓起点低发展速度就快的观点完全不符合事实。按照这种推论，原始社会的发展速度就应该是最快的了。从逻辑上说，发展起点越低，资金积累越慢，因而速度越慢。随着发展速度的提高，积累越容易，反过来会加速经济发展。这是一个正反馈机制。

举个例子。建国初期搞铁路建设时，既没有大型起重机械，又缺少运输卡车，数以百万吨计的土方、石子，全部的枕木、铁轨都得凭人拉肩扛，建成一条铁路谈何容易。特别是中国山地多，地形复杂，象成昆铁路，１０８５公里路段，却有６０％是桥梁和隧道，施工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但是，今天就省事多了，各种铁路建筑机械一应俱全，爆破、运输、吊装一条龙作业，建铁路跟搭积木似的。

综上所述，前三十年中国老百姓还真是干了很多好事、大事、大好事的。遗憾的是，许多人，甚至经过那个年代的老一辈人，都把这一切忘光了。有一次我和一位刚刚退休的教数学的老教授聊天，请他谈谈这一辈子的经历和感受。他说，我这一辈子算是糊里糊涂地过来了，年轻时候跟着搞大跃进，然后是三年自然灾害饿肚子，人到中年又卷入文革派性斗争，一事无成啊。我又问他，做过什么值得回忆的事没有呢？他想了半天，没说上来。实际上，这位教授从留校任教到退休，一生教过无数学生，确实是桃李满天下。中国的发展不正是由这样一位位普通教师、学生、工人、农民的辛勤工作所推动的吗？但是，这么重要的生活内容居然被人们遗忘了，或者被抹去了意义！ 这是集体性记忆丧失的一个典型案例。这是多年来知识界那股“妖魔化当代中国”思潮的杰作啊！是中国先进行了“自我妖魔化”，然后才有美国“妖魔化中国”！　

旁观者清。美国有一位叫龚忠武的华人学者，六十年代毕业于台湾大学，后获得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他曾经对这一段历史发过一通议论：“在毛泽东的晚年，中国北部有苏联陈兵百万，南部有美国帝国主义在越南进攻，在这样一个南北夹击的情况下，毛泽东坚持反帝反修，最后把美国赶出越南，解除了美国的围堵为中华民族争得了生存空间。这不都是毛泽东打出来的吗！美国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被人打败过，朝鲜战争我们和他打了个平手，而越南战争美国是战败了。美国的经济最近二十年来一蹶不振，其转折点是越南战争。在这之前世界冷战秩序是一个二元秩序，而毛泽东打出了三分天下，变成三元秩序，从而也确立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以后才有了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和中美建交。可以说，没有毛泽东晚年的越战，就不可能有中国现在改革开放的局面。 我们不能要求毛泽东一方面打仗，一方面又把经济建设好。”

◆　后二十年：势能转？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各种各样的商品仿佛一夜之间从地底下冒出来，而且不断地升级换代，城市变得鲜光了，农村变得活跃了，超级商厦美伦美奂，集贸市场人声鼎沸，人们的思想解放了，日常的言论也自由了，过去看电影当过节，现在不出门就能任选频道。即使在最偏远的农村和山区，也摆上了黑白电视机，也多了几件时新衣服，多了几句时髦话。　　

这一切的确令每一个普通中国人感到欢欣和自豪，人们一度放声讴歌改革开放，讴歌这片希望的热土。　这一切来得太快了，人们陶醉在欢呼、欣喜之中，以至常常来不及想一想为什么，很容易就接受了一个解释：这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初一看，这并没有什么问题，细一想，却失之简单化。任何事物都是有因才有果，试想，如果没有前人建设的武钢、鞍钢、首钢、杭钢，如果没有大大小小的水泥厂，仅仅一个允许私人建房的政策，怎么能一夜之间呼唤出一幢幢楼房，铺设起一条条公路呢？如果没有前人建设的铁路网、航空网，北方市场怎么能一下子出现那么多南方水果呢？如果没有前人建设的棉纺厂、丝织厂、化纤厂，怎么能一下子取消布票呢？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们在乘凉时，固然应该感谢允许乘凉政策，却不应该忘记谁栽的树。　　就以八十年代初农村的巨变为例吧。毫无疑问，包产到户、个体生产充分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农业生产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到１９８４年时粮食产量创下历史最高记录。但是也不要忘记，仅仅有积极性是不够的。如果仅仅靠积极性就能解决问题，岂不又回到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逻辑中去了吗？事实上，除了包产到户因素外，八十年代农业的丰收至少还有以下四个重大因素。　第一是种子革命。七十年代初杂交水稻良种育成，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大体完成推广，使水稻单产约增加２０％。与此同时，其他各种农作物如小麦、棉花、油料等也都陆续发生了种子革命，对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二是化肥革命。中美发表《上海公报》以后，西方允许部份民用产品对华出口。中国迅速引进了１３套大型化肥生产装置，这些装置到１９７９年时绝大部份刚好建成投产，迅速增加了每亩化肥的施用量。这在长期以农家肥为主的田里起了明显的增产效果.　　第三是水利革命。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在前三十年里，各级政府利用农闲每年大规模地组织社员兴修水利，全国的大小水库七、八万座，沟渠畅通，堤坝坚实，极大地增强了防洪抗旱能力，保证了农业稳产高产。　第四是国家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缩小城乡产品剪刀差，这对于增强农村购买力，繁荣市场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农业如此，工业、交通、能源、教育、科研、国防各个领域何尝不是如此呢？试想，如果没有三十年建设的积累，在１９４９年就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要钢没钢，要煤没煤，要油没油，要资金没资金，要技术没技术，又如何使商品奇迹般地摆满货架、摆满每个家庭呢？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们固然得感谢巧妇，是不是也应该感谢一下提供大米的人呢？ 　　

有一次，我和一位当着地方干部的朋友交谈，顺便谈到这些看法。他还我一个更有意思的说法：“物理学讲能量守恒，动能势能相互转化。比如骑自行车上山，很费力。到了山顶时，人就精疲力竭了，但这时的势能却最大。然后撒把下山，不用费力，速度就越来越快，这就是势能转化为动能。我看，改革开放以来焕发的活力，就是把前三十年积累的势能转化为动能了。一旦下到山底，走上平路，则势能既被消耗光，而动能又被磨擦阻力损耗，这时大撒把政策就会走不动了。”　 我越琢磨越觉得这个比喻意味深长。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一无外债二无内债，财政实力雄厚。这就是一个势能很高的位置，用金融业的术语就是有良好的信誉。单是吃这个信誉，广借内外债，就可以维持一段舒舒服服的日子。而到了内外债均数以万亿人民币计的时候，再要借债就不容易了，这就必须靠自己的努力。　再如，当时中央集权程度较高，这也是一种高势能态，因为分权容易集权难，从集权到分权，顺水推舟，皆大欢喜。但是当形势需要重新部份集权时，比如九四年分税制改革，希望提高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就很困难。更如，土地从三级所有到基本上个人所有，这很容易；但如果此后发生严重的土地兼并，再要重申土地集体所有，就很困难了。

最值得注意的是，改革开放初期，干部的廉洁程度也是个高势能态，从廉洁到腐败容易，这叫从恶如崩，从腐败到廉洁就难上加难，这叫从善如登。正是有这种高势能态的廉洁干部，在一段时间内可以让别人致富，自己守着清贫，基本上可以维持勤劳致富的社会秩序；一旦干部腐败起来，和群众抢夺致富机会，甚至雁过拔毛，社会公平感就会荡然无存，而改革的形象也就会遭到严重扭曲。也就是说，正是改革开放前的历次运动造就的一支相对清廉的干部队伍，支撑着改革开放的大业。

做人要讲良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心平气和地回顾五十年的历史，才能找回做一个中国人的自豪和尊严，也才能在前进的道路上经受新的磨难和挫折。历史并不是就此到了尽头，日子还要过下去。

一个忘记、歪曲历史的民族，一个得意便忘形的民族，是不会有前途的。　中华民族悠悠五千年文明史相沿不绝，正是表明了中华民族的博大、自信和成熟。我们终究会认真地面对历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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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穷人的天堂（转贴）
令狐补充 @ 2007-2-9 12:54:55 阅读(6522) 引用通告 分类: 网海钩沉
印度：穷人的天堂

谭翊飞（《南方农村报》）

    前不久，印度紧急叫停经济特区。原因是大批农民的土地被廉价征用，他们因得不到应有的补偿，而发起强烈的抗议运动。世界第二人口大国、亚洲第三强国——印度，为什么学习中国建经济特区遭此变故？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政治逻辑？印度的农民生活得怎么样？国内媒体的报道是否有片面和误区？
    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近日专访了从印度考察归来的高战先生，作为农村问题的研究者和新农村建设的实践者，他在考察过程中，眼睛一直看着印度农民，非常仔细地观察印度农民的生活，并且处处与当下的中国作比较。他以独特的视角告诉我们一个真实的印度。
    印度城市的公共设施都以人为本，首先考虑穷人的福利，考虑穷人的承受能力。高战说，“印度是穷人的天堂，但不是富人的地狱，它是一个富人和穷人和谐相处的国度。”

穷人没有仇富情结

  【印度的官员追求的不是政绩工程，即使国外投资者看到市区很乱，很脏，他们也不会说“搞好点”，因为要搞好就要把穷人赶出城市，他们的官员怕丢失选票。】
    南方农村报(以下简称“南农”)：请你谈谈到印度的第一感受。
    高战(以下简称“高”)：我印象最深的是孟买火车站。在那里，候车室里能看到很多狗，不是警犬也不是宠物，而是流浪狗。火车站既混乱又秩序井然，很少看到警察，车站里也绝对没有为人大代表、军人、记者甚至学生准备的特殊窗口，所有人都自觉地排队买票。
    南农：孟买应该是国际大都市，与北京、上海比怎么样？
    高：你要到孟买市区看一看，会觉得这哪是国际大都市啊！在北京，马路边的人行道铺的全是昂贵的方砖，我在孟买没有看到这样的路面；那里的路灯更不能与北京比，跟我们村里装的差不多。他们没有广州市区这么宽的大马路，甚至中国的中等县城看上去都比它好。
    南农：候车室有那么多狗，会不会不卫生？你觉得他们的城市好吗？
    高：是的，我也这样想。但印度是个很复杂的地方，只有深入了解才能慢慢领悟到印度制度的奥妙。比如，那里车票价格极低，以他们的价格，广州到深圳就1—2元，但我从深圳过来(广州)花了70块。
    南农：广深线是高档快速列车，印度没有这样豪华的车？
    高：他们确实少有非常豪华的车。因为他们会思考一个公共权利的问题——公共设施是为谁服务的？如果大多是穷人，穷人都消费不起，那还叫公共服务吗？只有适合大多数穷人消费水平的公共服务才是正常的。印度是民主社会，他们的官员追求的不是政绩工程，即使国外投资者看到市区很乱，很脏，他们也不会说“搞好点”，因为要搞好就要把穷人赶出城市。他们的官员怕丢失选票，因为选票在本国国民，甚至说是大多数的穷人手里。至于说给国外人看的“面子工程”，这与他们没关系。
    南农：印度的富人怎么生活？
    高：他们的车厢也分等级，有一次我们在孟买坐火车，我拿的是低等车票，却不小心上了高等车厢，但是并没有人阻止埋怨我。印度人坐车很自觉，买什么车票就坐什么等级的车厢，穷人富人相安无事。最让我惊讶的是，我坐的那趟火车竟然没有车门，也没有列车员，火车开动了，还是有很多人跟着火车跑，往上跳。在车站，他们基本不查票。我猜想可能是太便宜了，根本没必要查票。印度也有富人，但我没看到高档的火车和公交大巴，甚至政府的公车也很普通。
    南农：印度这么多穷人，城市治安一定不好。
    高：错。按国内主流学者的说法，假设城市中心到处是穷人，那必然导致犯罪率增加。但是我们在印度没有看到这样的现象，我们看到的是穷人与富人的和谐相处。在孟买，即使深更半夜孤身一人，走过乞丐成群的地方也很安全。印度的富人再富，官位再高，也有安全感。我认为社会治安与很多因素有关，包括穷人对这个社会的评价、他们的相对剥夺感。国内说穷人仇富，为什么因为这个阶层感觉被剥夺。

经济特区建设被叫停

  【他们特别警惕政府学习中国搞经济特区，因为他们忧虑特区农民的土地和劳工权益得不到有力保护。】
    南农：你有没有去过印度的农村？他们的农村是什么样的？
    高：我们重点考察的就是农村，其中土地制度是我最关注的。印度农村的土地产权很明确，它属于农民私有。任何人要使用农民的土地，必须一项一项和农民谈，没有农民同意谁也不能侵占他们的土地。
    南农：中国有些学者认为如果土地归农民所有，农民为了看病可能都会卖掉它，农民今后生活就会更困难，没有土地的农民会流离失所。
    高：这正是有意思的地方。我见了孟买所在省的共产党省委书记和孟买的市委书记，他们是在野党。我特地问他们一个问题，“土地权属采取什么形式最能保护农民权益？”他毫不犹豫说： “当然是私有。”停了一下，又说，“当然我们也倡导农民组织起来，更好地利用土地。”他们还非常关心中国的经济特区问题，我感觉他们特别警惕政府学习中国搞经济特区，因为他们忧虑特区农民的土地和劳工权益得不到有力保护。果然，前不久印度的经济特区建设被叫停。
    在中国“很右”的行为在印度却是“左”的行为。在印度，左派右派都有一个共同的底线，都是建立在宪政基础上，都是建立在保护公民基本权利上的，没有这一点，就无所谓左右之分。人家的左派要强调的是保护劳工的权益，要求更多结社言论自由，而这些最简单的要求，在中国是右派所追求的东西。
    南农：国内有学者认为，农民一旦失去土地就会造反，即“无地则反”说。
    高：农村的体制与城市是密切相关的，如果有相应的基本社会保障，有免费的教育和医疗以及低门槛的就业机会，有穷人消费得起的公共设施，农民怎么会反呢？

贫民窟是城市的福利

  【农民只要进城找到工作，日常生活、子女教育都和当地人一样。印度政府更倾向于用纳税人的钱去搞社会福利，把有限的经费公平地配置到本国公民最需要的地方。】
    南农：你去过印度贫民窟吗？印象如何？
    高：我不仅去过，而且深入到里面调查。里面环境确实很差。掀开一个帘子，你会发现五六个人坐在一个席子上；五六平方米的地方可能住着一家人。但房子再破，也有自来水；条件再差，也有社区互助组织和教堂；社区内设有广播喇叭，贫民窟的贫民可以得到各种社会帮助。印度的城市不仅对贫民来者不拒，对愿意帮助贫民的人更是敞开大门。以穷人为服务对象的德兰修女被尊为“圣者”、“贫民的光与盐”。
    南农：他们的贫民窟一般建在河流和铁路边上？
    高：对，火车路、大坝边比较多。
    南农：市中心肯定不多。
    高：不一定是市中心，但一定不是市郊。
    南农：火车吵，为什么不在城里更好的地方？
    高：这与政府的公用地制度有关，因为这个地方是划给私人的，贫民就不能占用。只要是没有明确禁止的公共土地，穷人就可以使用。中国恰恰相反，政府没有规定你住，你就不能住。他们是政府没有规定你不能住，你就能住。
    一个农民，在城里一个地方住了一定年限后，这个地就是他的。我们在一个贫民窟看到两栋差不多的楼，一栋是公司的商业用楼，另外一栋是供贫民窟的原住民居住的楼房。印度法律规定，如果企业要占用贫民窟建房，就必须先在附近建一栋房子把受到影响的贫民搬迁进去，才能建企业用房。印度的贫民窟其实是个贫民流动社区，是农民进城的第一站。
    南农：贫民窟的人是如何融入社会的？
    高：印度的贫民即使一无所有，手里还有一张选票。印度宪法规定：“一切公民均享受在印度领土内自由迁徙，在任何地方居住和定居的权利。”农民只要进城找到工作，日常生活、子女教育都和当地人一样。更让人惊叹的是，农民只要满18岁居住满5年，就可以申请一张新的选民证，在政治上融入当地社会。相对于基础设施而言，印度政府更倾向于用纳税人的钱去搞社会福利，把有限的经费公平地配置到本国公民最需要的地方。在竞选的时候，各政党的候选人都会去贫民窟，他们承诺装自来水、清理垃圾、建造医院等等。我问贫民窟的一个人，这些承诺会不会是骗人的。他说，相信从长远来看总会有改变的，不会完全说假话，为了这次的选票，也为了下次继续当选，他们会实行的。
    南农：国内有学者反讽说，你要支持搞贫民窟，就去孟加拉看看，印度与孟加拉有不少相似之处，你赞成这样的观点吗？
    高：我不认为贫民窟是社会问题。印度的物价水平为什么低？
   因为在市中心的地方，贫民没有被驱赶走。贫民住在市中心可以降低就业成本。贫民窟恰恰是城市的福利，富人一样在享受着廉价服务的福利。如果穷人只能被迫居住在郊区，他们的就业成本和生活成本都会大幅度提高，城市整体的物价和房价也会上涨，穷人区与富人区之间的贫富差异和社会矛盾也会增多。

贫民能很快融入城市

  【这个国家行政成本非常低，警察很少，交通警察也很少。】
    南农：假设一个人身无分文，流浪于印度街头，不去救助站，怎么生活？
    高：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到饭店门口，只要有客人来就给人扛包，按习惯客人会给小费。
    南农：扛包，能活下去吗？
    高：印度东西很便宜，他们很少吃肉，都吃素。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乞讨，我在印度也遇到过乞丐，他们笑眯眯的，英语还说得比较好。我给他一卢比，但他还给了我。他朝我们很友好的摆摆手，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可能是一卢比太少。
    南农：住的地方呢？
    高：印度天气热对穷人活下来有很大好处，他们在路边就能住，没有人抓他。
    南农：生病了怎么办呢？
    高：我反复问NGO人士、政府官员、大学教授，他们告诉我印度基本不存在有病治不了的情况。当然，必须去政府公立医院，虽然条件比较差。他们认为，穷人再穷不会因为穷看不起病而死。他们举了一个特例说，巴基斯坦的农民都涌入印度，跑到印度看病。医院的大门对农民都是敞开的。你来了，只要说没钱，政府都会出钱给你看。
    南农：小孩的教育呢？
    高：印度政府在教育上投入很高，最近承诺未来几年将把教育投入提升到GDP的6%(中国的不足GDP的3%)。印度的高等教育规模在世界上名列第三，而且穷人也都上得起大学，印度知名学府尼赫鲁大学每学期的学费仅为200卢比(即不到5美元)，义务教育更是完全免费。
    南农：刚才说的是生存，那么发展呢？怎样获得更好的生活？
    高：印度很多服务业都是为贫民考虑的，比如可以开出租车。如果贫民没钱买出租车，可以向政府申请贷款，车的价格也很便宜。其实我们只要细心观察他们出租车的外观，就会判断出政府的管理方式，出租车的车牌看上去像是一个小螺丝扭上的塑料牌，汽车挡风玻璃上没有贴什么缴费标志，里程计价表是那种安装在车外面的简陋机械表。这些低成本的管理和服务，让进城贫民能够很快融入城市社会。
    南农：他们的行政管理非常松散？
    高：总体来说，这个国家行政成本非常低，警察很少，交通警察也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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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战简介
    曾任南京大学学生辅导员、中国改革杂志社记者。先后在江苏沭阳、新沂、山东邹平和河北翟城推动成立农村发展协会、老年协会和互助基金会等农民组织建设。目前在江苏北部成立的窑湾镇农村发展协会在乡村公共设施建设、农村金融互助、乡村戏剧演出和村民卫生保健等方面做出了很多探索。

居士

感动
从没有仔细的想过这些问题，想当然的认为碰到了好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