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传统中国文化中的“公”与“私”以及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诸问题答钱宏先生（ZT）

扬明

韦森仁兄如面：

非常高兴兄如此认真审慎地拆解我冒昧发出的“公”字招。

兄从西方人“personal rights”的观念一直是“苏醒着”的这一视角，来梳理英文的“public”与“private”的涵义与中国的“公”与“私”的涵义在词源上的异同，最后，又回过头来强调“只有从‘（个人）权利意识’是否觉醒这一视角，才能理解在中国人与西方人的、以及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中的‘公’与‘私’的差别”。正是我所需要的思想理路。谢谢！

我感觉还不够满足的是，当兄谈论这些时所采取还是一种“俯视”对象的“局外人”姿态。

我在意的，是如何使思想理论的对象，成为对象的思想理论问题。我不知道如何才能说清楚。因为这里涉及到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传统，即自春秋战国以降中国文化人就基本上放弃精神文化创造与交流的纯粹性，而代之以“代圣人立言”（本土或外来圣贤）阐发微言大义教化万民同时兼备“帝师”这一安身立命的传统。而这一传统，到了孙中山、毛泽东这里便被柏拉图的“哲学王”的政治范式给打碎了，而且，孙、毛之后的继任者们也似乎必须牢牢抓着“言必己出”的思想首创权不放，以致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只有帮腔帮调“向下”以术代学的份，而在思想理论创造上基本只能“局外人”似的整体缺席。

其实，当看到兄回复中的第一个“苏醒着”时，我就顿感亲切无比。因为兄长一下唤回了我1987年写《一个精神裂变症患者的自述——公民个人权利优先引论》的感觉。同时，我也产生了一个期待，即兄长下面也将与我同步进入我从中国语境的“公”与“私”概念引出的当下现实“公案”之一——身为中国政府经济政策高级顾问（一度直接参与制定）刘国光先生关于改革正确方向五点归结存在悖论——的针对性讨论。无论是从语言、从学理、从法理、文化传统、思维方式，还是从当下中国经济社会现实以及解决之道，兄长一定有不凡之见，可兄长竟不着半字啊！爱因斯坦之所以是爱因斯坦，就与他专挑木板最厚的地方钻洞有直接关系，为此，他在狭义相对论发表后，拒绝朋友们让他只要再在此随便哪个分支问题上多停留一会儿就可以顺带拿到诺贝尔奖的劝告，而径自一头扎进不可能拿诺贝尔奖（该基金不奖励纯粹思想理论家）的广义相对论的创造活动之中。因为，他认为阐发狭义相对论的物理学家有的是，而广义相对论如果他不去继续完成，就可能永远也不会有人接着做出来（他为此还经常担心自己会突然死去）！凭着兄长的制度经济学、经济伦理学造诣和我从兄长身上强烈感到的现实生命激情（包括责任感），只要更走近对象一些，完全可能取得真正现实的思想理论成果，同时，也为中国知识分子树立起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现实精神典范。

请兄长原谅我的直率，我以为，以兄的学养与葆有的激情，不至于给自己的思想理论探索划定界限和终点。当兄长谈论只重口碑少有法治意识的中国股民们对财政部突然上涨印花税面对自己法定权利被公然侵害而不争，即不会用法律武器抗争时，竟也是，或者也只能是这种“局外人”的“俯视”姿态时，为弟多少有些吃惊。因为我感觉，韦森兄决不会缺少鲁迅先生那“窃来火种”“烤自己的肉”的精神。我说的，还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公共意识，或者说具有公共意识的知识分子（这里又说到“公”字），如何使自己思想的对象成为自己对象的思想的问题。当然，当下中国还有少数可敬可亲的知识分子，如经济学界高尚全先生、法学界的江平先生，可惜他们的知识结构毕竟有些老旧，他们谦卑，只会让人更加尊敬。而另一些知识结构同样老旧、且思想境界尚赚高远的先生，旁人尽管一眼就能看出其毫无创见不过是充满悖谬的帮腔帮调，却仍然在振振有词，因为其“公而又公”地言之凿凿似是而非的背后，有某种“硬实力”在焉！

然而，中国当下严峻的事实是：如今被中国“歌舞升平”式主流传媒极力包装成“太平盛世”的中国社会，已经走到这样一个历史关头：如果再不着力国家政府运行职能的根本转变，为社会基础秩序的重建——法理上的公民个人权利优先（人权原则）、伦理上的群体正义优先（利他原则）、社会语境上的和谐简练优先（自洽原则），及家事、国事、天下事上公正、协调、可持续优先（普遍福祉原则）——率先垂范，那么，由于社会基础秩序接近破坏殆尽，执政者必将受到凭借现行国家机构运行秩序成长起来的“强势权贵集团”的拖累，一旦发生社会革命，将在道义上无可依持倚仗——即便手中握有热兵器时代的军队，也不足以为恃。呵呵，所以兄长倒是没有把问题复杂化，而是简单化了。从解释学、法学意义和政治伦理学意义上，都给我启发，可我还是不满足呢！怎么办？

我们该如何更有效率，也更为公正地言说呢？

顺颂教祺！

弟：钱宏敬上2007年7月21日19：51

[ 本贴由 扬明 于 07-7-22 09:27 最后编辑 ]

扬明

钱宏兄道察，

兄这么快的再“发招”，似乎点令弟招架不得了。呵呵！钱兄对数千年历史长河中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和遭遇的判断，我基本上同意，这里仅想做的一点补充的是，要认识当今中国社会中知识分子的使命和命运，还必须把问题置换到或者还原进当今中国社会的场景中来思考。

目前的中国社会，颇像一列“运行惯性”甚大的列车。这列列车高速奔驰在自己的运行轨道上，但外边又好像是在清晨的大雾中，前面的能见度甚低。对于这列高速飞奔的列车，任何人想对它做什么，包括什么“微观改造”和“宏观调控”，都将并实际上收效甚微。在当今网络信息时代里，再期望用一种思想，一种理论来统御全社会，目前看来已经不大可能，且也不再现实。中国近三十年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的经济成是举世瞩目的，而在当今中国社会中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也毋庸讳言。中国社会在进行着潜移默化但又相对迅速的进行着“institutional change”（我这里是在广义上使用的），这是事实；中国也需要进一步的“system transition”，这一点也为多数知识分子和社会各界的有识之士所认识到。政府领导人和执掌中国意识形态的官员们难道就不清楚这一点？前天，中央党校的一份理论刊物的编辑还在给我打电话向我“诚心约稿”呢！

中国未来的“institutional change”，尤其是是其中的“system transition”或言 “system transformation”，将是多项极其困难无疑又是极其巨大的“系统工程”。问题在，困难在，困惑也在，但这显然又是绕不过去的。想绕过去，或采取“鸵鸟策略”，中国社会将会付出更大的代价。中国社会正在按照自己的发展逻辑进行着自己的制度演进，也需要进一步的“体-制变迁”，这应该是为社会各界人士目前所基本同意的一项社会共识了。但是，进一步的变迁的方向是什么？如何变迁？在这些问题上人们可就没有什么共识了。在这种独特的社会安排和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面前，我们这些知识分子能做什么？这才是我们自己要不时反躬自问的问题。

中国的知识分子——或再具体一点讲，每个学人自己——能在目前的中国社会的“大历史变迁”中做什么？要对这个问题有个清晰确当的理解，除了要对我们的文化传统、我们的现行体制以及我们的国际环境有些切实的感悟外，关键还是要理解我们这个时代特征。在一个承载着数千年古老文明传统和数十年计划经济运作试验经历而又初步踏入市场经济和网络信息时代的国度里，思想的纷杂，认识的多样，对传统的怀念，对旧道的坚持，与对一切观念和理论的怀疑和对“新道”的渴求以及与整个社会的彷徨不安绞缠在一切。目前谁人能对我们的现行体制是如何运作的、我们的社会正在走向何方这类问题说出个让大多数人信服的“所以然”来？在此情况下，任何人若期望自己的一点理论发现会为社会的大多数人所赞同、所认可，并将为社会所践行，如果说他自己的神经没出问题，也必定是出于书生的天真！

当然，社会变迁需要理论，且急切地需要理论和思想，这是事实，也是社会大势。这里即使不使用“指导”、“引导”、“引领”、“规划”、“说明”社会和改革这些不切实际的大词，但至少也需要理论思想界的人士能给出些“路径解释”和“方向判断”吧！但目前在这种“路径解释”和“方向判断”方面，我们有理论有么？即使个别人有，但又有几人认同你？社会变迁亟需理论，但为大多数接受和认可的理论似乎又不存在，那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就要反躬自问我们已经做了什么，正在做什么？又能做什么？说实在的，在这网络信息迅猛发展的时代，在这承载数千年沉重文明传统的中国，在这运行惯性甚大的社会中，我们所期盼的并不多。我们目前所期盼的，仅仅是是一个能宽松对话的平和环境。有了这个环境，我们才能期望社会各界——包括政府官员和我们知识分子自己——能有真诚和理性的对话，而不是在那里无休无止地空对空地说假话，制造张五常君所理解那种“社会交易成本”。有对话，才能相互理解，才能达致罗尔斯和哈贝马斯所言的那种“重叠共识”。有了一些“重叠共识”，才能期望我们能够稍微“清醒且理智”一点共同推动这个社会朝前走，而不必再诉诸于老哈耶克的那种基于人们“必然的无知”（necessary ignorance）的自发社会秩序演化——令人有点可惜甚至痛惜的是，在当今中国，连老哈耶克所期盼的那种“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自发演化和扩展的社会条件也还不具备呢！

记得文革时期，有一首八亿人几乎人人能哼的歌曲，那是叫“大海航行靠舵手”吧！文革结束了，毛主席作古了，邓公也仙逝几年了。现下，那种期望有神人般的救世主来拯救全中国和全人类的观念在现今网络时代的年轻人中已经没有多少市场了。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着，中国社会也在渐进性的演变着。从经济总量和综合国力上来看，现今的中国，已经不再是文革期间那艘从国民党军队中缴获来的一首破旧的战舰，而是像一艘装载着数十万吨实货的巨大油轮。三十多年过去了，“大海航靠舵手”那首歌毕竟已是历史了。现在都卫星定位和电子导航了，一艘现代化巨轮还要不要原来意义上的“舵手”？或者现在都有“硕士”和“博士”学位的巨轮“舵手们”的功能又是什么？我们还要跑到码头问问船员师傅们才能知道，是不是？

拉拉杂杂写出上述语句，匆草奉覆。

祗颂台绥！



韦森匆匆

2007-7-22晨

杜拉拉

阅读笔记：
中国社会正在按照自己的发展逻辑进行着自己的制度演进，也需要进一步的“体-制变迁”，这应该是为社会各界人士目前所基本同意的一项社会共识了。但是，进一步的变迁的方向是什么？如何变迁？在这些问题上人们可就没有什么共识了。

目前谁人能对我们的现行体制是如何运作的、我们的社会正在走向何方这类问题说出个让大多数人信服的“所以然”来？在此情况下，任何人若期望自己的一点理论发现会为社会的大多数人所赞同、所认可，并将为社会所践行，如果说他自己的神经没出问题，也必定是出于书生的天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