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心的危机--时寒冰

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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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心的危机
  时寒冰

    有朋友在日本拍得一幅中国古画《渔樵耕读》，让我欣赏，观后，感叹不已。此画是清初浙人吕学的心血之作：在风和日丽，良辰美景中，渔人撒网、樵子入山、农夫耕种、士人吟读，江天空阔，燕雀飞鸣，平畴重岭，郁郁葱葱。书写生活，而有世外桃源之感。画卷长达七米，画笔精整，构境优美，令人叹为观止。
    在古代，哪怕是最堕落的王朝，也会要求官吏和庶民坚守基本的道德、伦理底线，强调劳动创造幸福的重要性。在中国历史上，从上到下，从官吏到百姓，价值观群体性扭曲的现象，其实是非常罕见的。尤其是知识分子，无论身处何等黑暗的时代，大都坚守读书人的气节和原则，针砭时弊，抨击邪恶，为正义和良知鼓与呼。
    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在古代，其实是非常强的。东汉严子陵，本是汉光武帝刘秀的同学，刘秀赏识其才，在登帝位后，多次请他做官，都被其拒绝。严子陵一生不仕，隐于浙江桐庐，垂钓终老。这样的故事，在历史中，随处可见。在那样的时代，权力并不是人人向往和追求的目标。很多宝贵的东西，流淌在人们的血脉中，成为一个民族傲然挺立的灵魂。
    当权力成为人人追求的目标，意味着价值观的一种转向。有外国史学家认为，中国王朝之衰落，始于对权力的高度膜拜和狂热追求。当对权力的渴慕推向极致，最优秀的人才不是以做研究，以推动社会的进步为目标，而是以从政为荣。由此造成了人才的巨大浪费，中国与世界的科技水平越拉越大，最终成为列强鱼肉的对象。当然，最优秀的人才从政，也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精英统治集团，帮助统治者延续生命。当权力被置于崇拜物的位置，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相应的扭曲。技术研究者遭人奚落，经商者遭人鄙视……人们以攀附权力、趋炎附势为最大追求目标。
    这仍然不是最堕落的时代。因为，无论是统治者还是民众，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能坚守传统的道德、伦理底线和法律规则。即使高官子女，因违法犯罪被处以极刑者，亦常常见诸于史料。
    我想说的是，权钱成为所有人追求的目标，当一切被物化、量化，那么，必然形成巨大的危机——而这种危机往往被忽略。
    翻阅今天（2010年11月29日）的报纸，看到有关江苏省财政厅前副厅长张美芳被双规的报道：“张美芳坐拥七套房产，其中三套在其女儿名下，四套在其本人名下。七套中仅山水华门的一套房产价值1000万元，是南京市公认的高档社区。知情人士称，其受贿金额可能超过5000万元。她的个人生活亦比较复杂。据知情人士披露，她以谈对象为由，养小白脸……”
    诸如此类的报道，已经不能激起任何波澜。人们都已经习以为常。公众对腐败的态度已经近乎麻木，从仇恨到不得不参与其中再到羡慕，整个民族，谁又能独善其身？
    很多自称为“仆人”的人，将应当正常提供的服务，变成了对被称为“主人”的人的敲诈勒索。一人当“仆人”，全家鸡犬升天，一切开销都源于“主人”，仍不满足，通过各种途径贪污攫取，从而，形成最昂贵的“仆人”群体。仅此一项，就足以吞掉“主人”原本应当享受的大部分福利。一个“仆人”有N套房子、N个情人的事情，已经不是新闻。这样的“仆人”，如何能够体会得到民众的疾苦和压力，又怎会对提供保障房降低房价这样的事情产生哪怕一点点的动力？
    权力私用的日益普遍化，使得当“仆人”成为最炙手可热的行业。即使衙门内一个最不起眼的岗位，应聘者亦门庭若市，其中不乏其他领域的佼佼者。即使范进中举而疯的时代，也很难见到这种群体性狂热。
    民以官为范。
    当权贵不劳而获，投机暴富成为常态；当法律成为权贵们的尿不湿，甚至举国关注的李刚儿子案都以黑色幽默为结局……这意味着，道德、伦理、法律等等体系都已被颠覆，而渔樵耕读的传统早已消亡殆尽……医生是救死扶伤的，现在的很多医生比土匪还凶残；教师是教书育人的，有的教师课堂人不用心教，让孩子另外出钱补课；农民是种地的，但很多农民不吃卖到城里的看起来很美的菜；知识分子是良知和正义的捍卫者，是一个时代的良心，但现在的很多知识分子下贱到不如街边啃骨头的狗，一味安静地享受被权贵包养的可耻幸福……腐败盛行，有毒食品泛滥，人们互相残杀、羞辱、践踏……
    各种各样的人，利用手中的权力或处心积虑找到的机会谋取私利。金钱早已成为价值观中最核心的部分。这样的景象，这种群体性迷失和堕落，在以往的朝代，可曾看到？
    从上至下，从官吏到庶民，价值观群体性迷失了。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现象。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最令人痛心的危机。
    去年12月，我陪父母去东方明珠，在回来的时候，等了一个多小时也没有打到车，即使加钱也不行。司机多收钱是违规的，他要挑路远的拉，合法的多挣钱。不忍看父母在冷风中的等待，我只得向朋友求助。回家的时候，父亲感慨说：“司机都可以没有职业感吗？我是木匠，别人有点小活让我帮忙，我能不帮人家吗？肯定不能。从事这一行，就应该遵守这一行的规矩。”看着白发越来越多的父亲，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在我的记忆中，无论谁家来找父亲，他都会尽心尽力，虽然大部分时候都没有报酬，但他认为那是应该的。他不知道，这个时代，早已经变了。而且，沉重的生活压力，让司机也不得不以追逐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我理解他们的难处。  
    我接触过不少企业家，他们痛感，敬业的人越来越稀缺。一位在内地投资的台湾人，在中国招聘了上百人，最后发现只有两个人能用，不得不从香港招人到内地来。很多人都希望获取一份出力最小、薪水最高的职业，难以沉下心来，很投入地去做好自己的事情……整个社会充满了怨气。一点不经意的触碰、一句不当的话，就可能刀光相见，酿成血案。这不是某个人的错，这是价值观扭曲的必然结果。
    我去过最富强的国家，也去过贫穷的国家。无论富强还是贫穷，人们的脸上都洋溢着发自内心的笑容，人们互相谦让，互相帮助，气氛亲切地让人怀恋……中国这个礼仪之邦，如果能回到这样的状态，该有多好！
    价值观和价值观体系是决定人的行为的心理基础，是驱使人们行为的内部动力。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就有什么样的社会。这种因果关系，是非常分明的。要重回和谐、安详、宁静、甜美的幸福意境中，必须以民众之选票决定权力的来源，必须有民主、公平、公正、健全的制度确保“仆人”的忠诚和廉洁，否则，“仆人”以自己的权力为核心，即使接下来的货币战争、石油战争、粮食战争相继开启（与美元的诸多同步性意味着石油、粮食等强势周期的展开），依然以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怎么可能拿出好的策略？又怎么避免民众不进一步受损？
    要重回渔樵耕读的和谐意境当中，还必须建立起公正的机制，让劳动者富、投机者贫，必须重塑中华民族丢失已久的价值观和传统，必须驱散每个人心中的压力和痛苦，让自信的荣耀重回到每个人的心中……或许，每一个深爱这个国家的人，都应该为此泣血高呼。
    愿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得到上天的垂怜！

老宰

阅

罗大耳朵

老宰 于 10-12-3 14:47 写道：
请jingtao、jiabao同志阅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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霹雳小猪

已入膏肓，能活即可。

大海

好象没啥迷失吧，只是我们现在把儒的，法的，道的，佛的某些精髓发挥到变态的极致而已。

转帖：全球通史 1500年前后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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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儒教继续在社会中居支配地位。它尊崇老年人，轻视年轻人；尊崇过去，轻视现在；尊崇已确认的权威，轻视变革；从而，使它成为保持各方面现状的极好工具。最终，导致了处处顺从、事事以正统观念为依据的气氛，排除了思想继续发展的可能；这一点有助于说明为什么中国尽管最初在发明造纸、印刷、火药和指南针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但后来却在技术上落后于西方。中国人在作出这些早期的发明之后，未能提出一系列科学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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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些经典转向研究、利用它们的哲学导师，比较起来最为杰出的是孔子。他的影响极度深远且持久，所以过去2O00年间，中国人生活方式的特点可以公正地用一个词即“儒教”来表示。孔子（孔夫子的拉丁名字，即孔大师）于公元前551年出身于下等贵族的一个贫困家庭，他必须在这个世界上求得成功。而他当时面临的世界是没有希望的，到处是封建割据的混乱状态，无论在宗教还是世俗方面，都没有一个较高的权力可以赢得国民的忠诚。这种情形驱使孔子周游于诸朝廷之间，希望寻得一位统治者，能采纳他关于理想政治的见解。他确实得到过几个较小的职位，但他对实际政治的影响实在是微不足道的，所以，他转而教育年青人，希望他们能较有效地贯彻他的训导。

    孔子终于发现自己的特长并加以发挥。他证明自己是一个具有罕见的热情和擅长教育的教师。他的教导和他个人的品格都记录在《论语》一书中，此书最古老的本子似乎成于他去世约一百年时。这书不是一部以殉难结尾的充满自我牺牲的史诗，但是它记录了一个人的迷人的个性——明智、仁慈、为其成年时的愚笨而苦恼；这些记录使人相信，他能够恢复平静，此外，他还具有一种可取的幽默感。

    孔子的学说从根本上说是保守的。他不打算损害现存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关系，主张“君君、臣臣、父父、于子”。不过，在他坚持统治者有统治的权力的同时，他还坚持统治者应在正确的道德原则的基础上进行统治。他和柏拉图一样，要国王做贤者；认为，如果他们具有一个绅士的五条美德——诚实、正直、忠诚、恩惠和仁爱（也就是通人情），他们就能成为贤者。

    孔子在迷信严重、恐惧超自然物的时代里，也是一个理性主义者。当时的人坚信梦在预言方面的重要性、种种占卜术以及死者的灵魂具有令人畏惧的力量。孔子虽然承认鬼神和上帝，但在其学说中基本上对它们持置之不理的态度。他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又说，“未知生，焉知死？”

    孔子的学说在他生前并没有被普遍接受，更不用说贯彻了。但是它们最终流行了，并成为国家的正式教义。其一个原因在于，他的观点从根本上说是保守的，他接受现状，这自然受到上层统治者的欢迎。另一原因是，他强调道德原则，坚认道德原则是恰当地行使权力的先决条件。最后，孔子为在他去世两个半世纪后，随着帝国政府的建立而成为必不可少的官吏们提供了一门官场哲学。正如一位著名的儒家学者在提醒汉朝的缔造者时所说的，“你可以在马背上赢得天下，但不能在马背上治理天下。”

    公元前2世纪，孔子学说被宣布为帝国的官方教义，其经典著作成为学者和政治家的主要研宪对象。直到2000多年后，也就是1911年满族王朝覆灭为止，孔子学说一直在中国居统治地位。实际上，即使那时以后，孔子的影响也还继续存在，因为总司令蒋介石权力主张要献身于孔子学说，要运用孔学的原则来解决民国所存在的问题。直到现在，台湾的民族主义政权仍将孔子的生日作为国家节日——教师节来庆祝。

    孔子学说之后，中国最有影响的哲学是道家学说。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两家学说正好相互补充，满足了中国人民在理智和感情上的需要。孔子学说强调的是礼仪、顺从和社会责任，而道家学说则强调个人的种种奇念怪想和顺从大自然的伟大模式。这一模式被解释为“道”，也就是“路”，所以道家学说的信徒现被称为道教徒。顺从道的关键在于抛弃志向，避开荣誉和责任，在沉思冥想中回归大自然。理想的臣民有粗大的骨胳、强壮的肌肉和空空如也的脑袋；而理想的统治者则是“清心寡欲地治理人民……填饱肚子。…无为而治。”

    与孔子学说和道家学说完全不同的是法家学说。法家人物都是些注重实践的政治家，而不是哲学家；他们关心的是改革社会，以加强他们所奉事的诸侯的力量，使诸侯们能进行战争，用武力统一国家。他们认为贵族的存在已不合时宜，要用国家的军事力量予以清除；而人民群众则需被强迫从事生产劳动．他们把商人和学者看作是些可有可无或多余的人，因此不可宽容待之。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要由法律加以详细的规定，法律是专为促进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力量而制定的。指导统治者行为的不应是受儒家学者赞美的仁慈和公正这些传统的美德，而应是现实政治中的种种需求，不管这些需求的内容是什么。

    法家的这些原则为秦统治者所采纳时，其效能显示了出来。秦统治者利用这些原则开始征服其他诸侯，建立第一个帝国。然后他们又用一惯无情的手段将严密的组织扩大到全国，不过，其结果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引起了一个反作用，使帝国在其创立者去世后没几年就被推翻。法家学说信誉扫地，而儒家学说则如前所述，被长期推崇为官方的教义。不过，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法家的一个胜利，因为要由政府来保护和支持一家官方教义，这正是法家的一个原则。诚然，胜利了的儒家学者从未掀起过官方正统思想守护者所特有的迫害异端的狂热；相反，他们满足于独占社会尊重和政府职位。这样，其他学派被渐渐淡忘了；道教因为吸收了民间流传的各种迷信和有关精灵、恶魔的传说，成为未受过教育的群众的宗教，虽然受到儒家文人学士的鄙视，但也得到了一定的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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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中国史学家也都相信“天命”这一观念。他们认为皇帝只要具有公正、仁慈和真诚这些美德，就可以上帝代表的身份进行统治。当皇帝不再表现出这些美德，并施暴政于国家时，他就会被自动地剥夺天命；那时，反对他的叛乱就不是一种罪行，而是上帝借助反叛者给予他的惩罚。因之，中国史学家虽然常意识到促成王朝衰落的各种社会和经济的因素，但总认为这些因素与他们所相信的一个更为根本性的因素——统治者是否具有合格的道德品质——相比，处于次要地位。于是，中国的编史工作倾向于汇编各种原始资料而不是让史学家本人对各种问题提出自己的分析。而史书的组织结构则是建立在根据天命的作用所解释的诸朝代的盛衰兴亡这一基础上。

    五、帝国的衰落

    人们历来把中国历史解释成是一再重复的王朝循环史，这一传统的说法掩蔽了某些时期在循环表象背后发生的一些根本性变化。当然，诸王朝的兴亡确是呈循环式。凡是王朝的创立者总是一个有才干、有魄力的活动家，但是几代以后，在宫廷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其子孙后裔，很可能变得软弱无能、放荡不羁。虽然有时会出现一个强悍的统治者或一个能干、忠诚的大臣来设法阻挡这种堕落，但总的趋向是朝下坡路走，直到成功的起义推翻王朝，重新开始大家所熟悉的循环。

    不过，比王朝循环更为根本的是所谓的经济管理的循环。这种循环是从每个重要王朝刚建立时所共有的安宁和繁荣开始的。社会安定的恢复导致人口的增加和生产规模的扩大，从而相应地使收入增多、国库充实。但是，个人野心、家族影响和制度的压力这三者的结合必然迟早会使皇帝们去承担过多的义务。他们将人力和财力分散到公路、运河、防御工事、宫殿、宫廷铺张和边疆战争上。因而，每个王朝在它建立约100年后都开始面临财政上的种种困难。

    为了弥补亏空，政府提高赋税，赋税大部分沉重地压在中国社会的主要成分自耕农头上。每个朝代开始时，自耕农总是占农民的大多数。但是，随着赋税的增加，他们愈来愈被迫将自己的小块土地让与大地主，而自己则沦为佃农。地主凭借与他们的财产相当的政治影响，只交纳微不足道的税，所以他们占有的土地愈多，政府的岁入愈下降，落在数目日趋减少的自耕农头上的赋税愈增加。这样，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赋税增加，岁入下降，公路和沟渠的整修被忽视，生产率下降，最后是饥荒、盗匪活动和全面的农民起义。在这同时，边防可能也被忽略，招致游牧部落越境前来劫掠。常常正是这种内乱和外侵的结合，使摇摇欲坠的王朝溃灭，为新的开端扫清道路。

    这实质上是汉朝初期的模式。“好战的皇帝”武帝（公元前141-87年）赢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把中国的疆界远远地扩展到中亚。但是在这过程中，使帝国的资源耗粮过度。为了应付危机，他采取了种种措施，包括货币贬值、出卖官爵和重建国家对盐、铁、酒的垄断经营。虽然在他统治期间，他仍能设法对付支出，但他的后继者们由于纳税自耕农的数目下降而更深地陷入困境之中。大规模的起义爆发了，甚至在朝廷，各种预兆也被解释成是上帝的警告，说王朝的末日快到了。

    实际上，王朝只是被王莽暂时地篡位（公元9-25年）。王莽原是很有权势的大臣，已控制朝廷约30年。他大胆处理根本的经济问题，下令将私有大地产收归国有，重新分配给纳税的农民。这一改革和其他一些改革使富裕家族疏远了他，他们激烈地反对这位篡位者。在这同时，黄河下游的灾变使数百万人无家可归，驱使破产的农民加入盗匪和叛乱活动。游牧部落也趁机利用这种混乱局面入侵中国，洗劫首都，并于公元23年在首都杀死王莽。继承王莽王位的是前汉朝皇帝的一位远亲。

    后汉（公元25－222年）的历史基本上与前汉相同。在前、后汉交替之间的长期战争中，许多旧贵族和大地主被消灭。因此。在王朝复兴后的开始阶段，税收是足够的。但是，纳税农民又开始被压榨，于是，向下的螺旋运动又一次开始了。184年，中国东部和四川爆发大起义，直到215年才被镇压下去。王朝经过这次打击再也恢复不过来了。

    当时的形势与罗马最后阶段的情况颇为相象。自耕农的大批死亡也毁坏了原先的农民应征军，使其为职业军队所取代。职业军首先忠于的是他们的将领，因而将领们可以对中央政府置之不理。大地主们也公然蔑视政府，他们逃税，并用种种合法和非法的手段来扩大自己的地产。无依无靠的农民们为了躲避蛮族入侵者或政府税吏，只好沦为地主们的实际上的农奴，以求得经济和人身的保障。大的家族把庄园改变为要塞，实际上在各自所在地接管了政府的统治。他们的庄园基本上自给自足，所以贸易相应地衰落，城市相应地缩小。公元222年，汉朝在纷乱的农民起义、军阀政变和游牧部落的侵袭中退出历史舞台。中国进入长期分裂和混乱的局面，正和西方罗马帝国崩溃后的情况相似。

[ 本贴由 大海 于 10-12-3 17:43 最后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