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庄案，还有必要陪练吗？作者：陈有西

小天

　　李庄连续剧第二季开始了。这一季注定会比第一季更精彩。

　　我原本希望帮助重庆尽快忘却恶梦，各地演讲提问中尽量回避谈李庄，让李庄静静地出狱。大家一起淡忘这个中国法治史上的臭名昭著事件。但我再一次高估了他们的智商。

　　这一次重庆可以进一步扬名国际了。四天中，国内朋友给我的电话、留言不说了，国际媒介来电已经有八家。在下胆小，一概婉拒。确实也无可奉告。但是，这次重庆已经无法避免国际社会的关注。我不说，也会有人说。而且会说得比我好。重庆再养一万个网络水军，再有十个华龙网，再做通新华、新浪、凤凰的工作发布御用消息，删除所有评论，也都已经没有用了。这次祼奔得太厉害了。

　　经过一年多的准备，剧本早已写好，结局早已设定，只需要一些演员。但是我同高子程律师不一定还会去陪练。我们是中国律师，不是演员。我们的第一季早已谢幕。第二季的导演有了，演员却无法由导演来决定。

　　好多天了，一直没有回答朋友们的潮水般的问询。不能太辜负朋友们注视的目光。不说几句，似乎无以谢天下。

　　那就说几句吧。

　　第一、没有独立公正的法院，所有审判就只是完成既定目的的演戏。只是完成一个虚假的表演程序。只要是在重庆审理这个案件，一切结果已经确定。律师的出场，只是陪练。辩得越精彩，配合其选择性录播和报道，正中其下怀。李庄案的意义，只是进一步告诉国人一个明确的真理：一个国家的司法如果被权力操纵，公检法如果只受一个权力指挥，百姓为鱼肉就是必然的。而且可以封杀得让你找不到任何救济渠道。冤假错案的发生会是司空见惯的。这能够引发所有的立法人士、法学家、人大代表、法律实务人士真正的思考。在今年底的《刑事诉讼法》修改时，你们真要好好思考。好好解剖这个案例。苏共“一声炮响”送来的那一套，害了中国六十多年，现在真该醒悟了。如果看到这样的事例，还认为司法独立只是西方的专利，而不适合中国国情，司法权不能去监督党权、政府权，那么这个人就是十足的白痴。

　　第二、本案已经无关辩护，只有揭露。任何一个律师去，都无法改变李庄的命运。越是有水平的律师、努力去辩的律师，只会为这场肮脏的审判增加看点，为他当好配角演员。他们会选择进场的媒体，他们会对全国媒体和国际媒体如临大敌，他们会用御用媒体对庭审实况断章取义，他们会隐藏所有的对李庄有利的辩护真相，而选择丑化李庄形象的片断反复报道，反复播放，搞臭李庄。御用官媒和五毛党会密切配合。公检法专政和舆论操纵两手抓，打翻李庄永世不得翻身。因此，有没有律师出场已经无关紧要。如果审判是独立公正的，如果媒介是独立客观的，以李庄的刑辩水平，不用请其他律师，只要平等开放媒体进场，只要搞电视现场直播，重庆公检法在李庄的自辩面前，就会落花流水。一个李庄，足以对付所有他们的违法侦查和审判。因为罪名和证据，包括立案理由和管辖理由，基本上不堪一击。不需要太高明的律师。

　　第三、重庆的目的，是想用这次自以为罪证确凿、理由扎实、准备充分的审判，来挽回其声名浪籍的司法形象和政治形象。但是这次他不用审，就已经输光。为了掩盖一个已经犯的错误，为了不让李庄出狱说出认罪交易的真相，他们正在犯一个更大的错误。司法的公平正义，无关强权。强判一个人，并不能真正把他涂黑，只会让更多的人进一步认清所谓的中国司法的本质。把李庄判上十年，重庆会输得更惨，比现在还惨。基本上这段政治史（已经不是司法史），已经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些人到现在都会没有想到这点，我很惊讶。或许他们也明白，也准备了，已经没有退路。既使自己死，下台，也要拉个垫背的，不惜一切代价也不能让这个搅局的李庄好过。只要我在位一天，我就不让你出去。

　　第四、到今天我可以证实一个真相：李庄认罪是假的，他从不认罪。他的认罪是被重庆专案组高官胁迫和引诱交易而致的。本来这些话可以让李庄出狱后说，现在他只要没有被精神病，不傻掉，我相信在这次开庭中是一定会说的，李庄不会放过这个机会。李庄在我们二审开庭结束后去会见时，亲口同我和高子程律师说，重庆打黑专案组某高官、检察院的三个人反复做他工作，请他认个罪，大家有个台阶好下，只要他认罪，保证不再公开开庭，保证书面审理，保证判缓刑，8号下判，9号放他出狱。专案组通过法院，也一直告知高子程律师不开庭了，高律师和李家属于是决定请一个北京有名望学者，先拟请张思之、陈光中，后请了刘仁文，提供一份书面的辩词，我不再参加二审辩护，我完全同意，因此一直没有再作出庭准备，也一直没有见上李庄。而重庆专案组在拿到李庄的《认罪书》后，突然变卦决定公开开大庭。他们的背信弃义从那时就已经开始了，不只是缓刑变实刑问题上。高子程律师说：“重庆疯了，真的疯了”。他们对公开开庭大张旗鼓地在华龙网上进行事先宣传。并在开庭时由华龙网独家进行选择性的庭审直播。开庭十分钟即曝出李庄认罪的让全国目瞪口呆的大新闻，一切尽是事先策划好的。李庄家属和高子程律师在二审开庭前得知这一变卦，前一天下午才匆忙来电，一再要求我继续参加二审辩护。我出于道义再次同意出庭，从温州中级法院法庭上请假赶往机场，连夜飞重庆，通宵写出二审辩护词，出席了上午九点的开庭。李庄当庭认罪时，我一再提醒他要注意后果，示意他不要搞投机交易。在李庄仍然同意认罪后，我立即申请二审法庭休庭，按最高法院认罪减轻程序直接由律师同控方进行诉辩和解，目的就是不让其开庭搞臭李庄的闹剧如期上演，同时将认罪程序法庭化，将看守所交易公开化、法庭化，记录在案，让缓刑不变卦。但是重庆早已志在必得，检察院坚决不同意休庭，法院配合检察不同意我的休庭申请，决定继续开庭。李庄为了揭露真相，同时想玩玩重庆公检法，做了配合认罪的傻瓜。于是才有了李庄法庭上时而大怒时而检讨认罪的闹剧，让华龙网做足了文章。中间休庭时，李庄请法警请我到后台羁押室会面，我质问他为什么要认罪？你知道全国有多少律师在关注你？你知不知道全国律协、全国政协、司法部都在关注你？李庄一再请我谅解，不要发火，他说到9号结果出来，我就知道原因了，先不要急。我说你怎么知道他们不变卦？不会骗你？李庄说他们不敢骗我，我有把握，我有秘密。我说你还是太天真了，你铸成了大错。李庄过于轻信了，低估了一些公权力人士的卑鄙和无耻，过于自信于自己的技巧，精心迷醉于他的“藏头诗”，过于忽视了重庆裸奔的决心。大错铸成，导致了全国律师对他的切割和痛批。但是我理解他。我相信在这种全封闭的环境中，在软硬兼施的高压下，很难有完全清醒的人。一审硬判后，李庄对在重庆能够寻求到司法公正这一点，已经完全绝望，他想走一条投机取巧的路。我辩护过那么多高官，基本上没有许云峰，李庄也未能免俗。特别是重庆发生了高院执行局长乌小青在看守所群体关押室，中午十二点半能够在门框上自杀成功这种事件后，我更加理解李庄即使是狗洞也想尽快爬出来的心态。所以我当时就写文章说：李庄这样一个精通法律的强悍的人都会这样，我们国家的法律真的是无法保护一个普通百姓的。

　　第五、很多人问，重庆这次追诉有没有法律依据。我可以明确告知：这次的司法程序，从立案、管辖、侦查、取证到起诉、审判，都是明显违法、根本站不住脚的。实体上的定罪理由则更加不着边。找不到任何合法性的基础。这次审判将会是重庆进一步大出丑的闹剧。他们低估了信息社会的工具力量和中国二十年来普法的民智成就。即使法庭上一句不辩，全国的审判会变成对重庆的大审判，会有无数的高明律师和法学家写出辩词，彻底理清法律要义。为了不把辩护思路过早暴露，不给出庭律师添麻烦，不让重庆控方过早作对策准备，我现在不想说出他们的致命伤何在。但是大家也要明白，中国的法律规定，有很多模糊界线，有空子可以让重庆利用。在司法审判权和法律解释权都在他们手中的时候，他可以表面上把程序硬走下去，达到不让李庄出来的目的。我相信这次西南政法大学的一些法学家不会再为这种裸奔陪绑，不会再为他们背书。否则他们今后无法再上讲台，也无法面对他们的学生。但是他们在这一年多中，肯定是有一些没有良知的法律人在背后为他们出谋划策的。他们以为已经万无一失。只有到开庭后，全国舆论出来时，这些笨蛋才会知道漏洞在哪里。大家可以静观这场有意思的大戏。

　　清明节了，万物清明，中华复苏。大家先去祭祖踏青。重庆检察院已经多次催李庄家属请好律师，他们已经急了。我们不急。中国的法治之路正长，但是春天已经来了。无边春色在山涧，多看看陌上山花，调整好心情。不用悲愤，不用绝望。会有中国律师说话的时候，不管是法庭上，还是法庭外。（2011-4-2，愚人节次日）

大海

小天 于 2011-4-7 13:12 写道：
中国的法治之路正长，但是春天已经来了

这个记者是谁啊，这么充满希望的样子

地瓜叶

共产主义必将实现！

号号

……

车夫

大海 于 11-4-7 02:15 PM 写道：
这个记者是谁啊，这么充满希望的样子

奶爸海莫急，介不后面还有一句话嘛：“无边春色在山涧，多看看陌上山花，调整好心情。”


此陌无金字塔，此花也非蔷薇。

古多

小天

——致重庆法律界的一封公开信


贺卫方


尊敬的重庆市法律界各位同仁：


    一年多来，我一直想写一封公开信与各位交流一下关于重庆“打黑”的看法。不过考虑到自己在博客等媒体上对于某些事件已经作出过不少评论，担心“说三道四”，饶舌惹厌，也就作罢了。但是，最近重庆的某些走势令人颇感焦虑，如鲠在喉。在我看来，在这座城市里所发生的种种，已经危及法治社会的基本准则，作为一个法律学者尤其是一直参与司法改革的学者，我觉得，公开地把自己的一些困惑和批评意见发表出来已经成为一个紧迫的义务。



    促成我写这封公开信的另一个因素是，重庆是我的母校西南政法大学的所在地，是我魂牵梦萦的一座城市。1978年，经历了“八千里路云和月”，在歌乐山下的这座校园里，自己开始了此后的法学生涯。当年上学的时候，我们的老师们也刚刚从“十年浩劫”中备受压制的状态里回到校园，谈起文革期间无法无天、生灵涂炭的一幕幕，一些老师不禁泪洒讲坛。其实，我们这些学生也都是文革的亲历者，所以每个人都是何等地珍惜法学这门专业。我们憧憬着祖国法治建设的前景，盼望着能够早日投身到这桩伟大的事业中，为保障公民权利与自由作出贡献，并下定决心，绝不让文革悲剧在这片土地上重演。



    然而，时过三十多年，我们多么熟悉的这座城市里却发生了很多事情，令人恍然有时光倒流、文革重演之感，法治的理想正在沦丧。是的，我指的正是已经持续两年多的“打黑除恶”（当然也包括“唱红”，不过“唱红”这里就暂时不讨论了）。在整个“打黑”行动中，我们看到了运动式执法和司法在轰轰烈烈地开展。在短短八个月的时间里，当局发动社会密告（所谓“群众来信和检举”），抓获“涉黑”人员近五千人。随之而来的是数百个“专案组”突击工作，以“重庆速度”批量化地逮捕、起诉和审判。文强案二审之前出现在最高人民法院官方网站上的王立新法官的日记清楚地表明，公安、检察和法院之间是如何不分彼此、联合办案的。不仅如此，所谓“大三长会议”几乎是公开地登堂入室。对于一些重大案件，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公安局局长开会协调，导致案件还没有开审，判决结果就提前决定了。最后的审理过程就是走过场。制度设计中所追求的三机关相互制约机制也就完全失灵了。各位同仁，你们不觉得这种做法完全违反了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所明确规定的检察权和审判权独立的准则么？



    在李庄案的审判过程中，我们分明看到，法庭基本的中立性已经荡然无存。庭审中，李庄及其辩护人请求证人出庭接受质证。我相信主持审判的付鸣剑法官深知这种当面质证的重要性，因为你在西南政法大学的硕士论文研究的主题正是证人出庭作证的必要性。然而合议庭却拒绝了被告方的要求，理由居然是证人不愿意出庭作证。请各位查一下刑事诉讼法，有没有证人出庭与否取决于他或她的意愿的规则？况且该案的七位关键证人均在重庆执法部门的羁押之下，他们提供的书面证词很可能出自于刑求或其他威逼利诱，必须通过面对面的核查印证，才能让李庄究竟是否唆使相关人员做伪证等真相大白。然而，江北区法院——这是我当年大学实习的地方——却硬是仅仅凭借这些无法质证的所谓证词作出了有罪判决。



    在该案二审时，出现了极其蹊跷的一幕：李庄由一审绝不认罪到二审时突然完全认罪。我们无力深究这戏剧性转变背后的影响因素，不过当法庭宣布由于李庄的认罪，将刑期由两年六个月改为一年六个月时，李庄明显表现出受骗后的屈辱和愤怒，他大声说：“我的认罪是假的。希望法庭不要给我按认罪处理，认罪是在重庆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诱导之下进行的”（据“经济观察网”2010年2月9日报道）。李庄的言辞表明，他仍然没有认罪。这样一来，依据他认罪因而减轻处罚的二审判决就被釜底抽薪了。作为一个公正的法庭，必须立即宣布暂缓作出二审判决，查清李庄认罪是在自由意志支配的行为，还是确有背后交易导致以认罪换缓刑。无论如何，既然李庄已经明确地拒绝认罪，二审合议庭需要在这一新情况出现之后作出新的判决。如果法官们确认一审所认定事实无误，那么就应该改为维持原判，而不是减轻处罚。当然，如果存在着警方和检察机关诱骗认罪的情节，法院也需要追究相关人员妨碍司法的罪责。但是，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却任由法警将正在怒吼的李庄拖出法庭，对于合议庭依据虚假认罪基础上的判决无动于衷。这又是为什么？



     看得出来，围绕着李庄案的审判，重庆方面做足了“功课”。法学界也无法置身事外。庭审现场，有学者应邀旁听。12月30日的庭审持续到凌晨一点多。接近尾声时，在法庭楼上的一间可以通过视频直播看到庭审现场的会议室里，“有关部门”连夜召开法学专家座谈会。“有关部门”是哪个部门？深夜被叫来参加座谈会的西南政法大学教授梅传强告诉《南方周末》，是重庆市政法委召集的。第二天，《重庆日报》便刊出了庭审纪实和学者们力挺这次审判、批驳李庄及其律师在庭审中所提出各项质疑的发言摘要。基层法院的一次审判，直辖市的政法委亲自主导，星夜召集学者座谈，市委机关报第一时间为之造势。面对这一切，若还有人相信这样的审判以及后来重庆第一中级法院的二审有一丝丝审判独立、程序正义的意味，那实在是天真到可笑的程度了。



    问题在于，假如没有法律界的配合，这一出出司法闹剧又如何可以顺利上演？参与者也许会辩解说，在目前的体制下，个人即便内心有疑问甚至抵触，但是你如何抗拒这种压倒性的支配力量？诚然，这是一件十分纠结的难题。但是，在消极顺从与积极迎逢之间还是有着清晰的界限。某些受过严格法律训练的检察官那种罔顾法律概念，创造性地为一些非法行为背书的行为，实在令人齿寒，也可以说是法律教育失败的象征。



    这里还要特别表达对于重庆法学界某些学者的失望之情。如果说实务界由于身份困难而不得不听命于上峰的话，学者们却完全可以保持最低限度的独立性。对于践踏法治准则的行为，也许你不愿意发表直率的批评，但至少还有保持沉默的权利。世界不少国家的法律史表明，在维护法治基本准则方面，法律学界都承担着为实务界提供理论和知识后援的使命，同时也肩负着耶林所谓“为法律而斗争”的神圣义务。面对干预司法独立、违反法律程序、损害公民权利与自由的行为，学术界需要作出清晰而坚定的批评和抵制。但遗憾的是，一些学界同仁不此之图，反而在一审判决尚未作出的时候，就在官方报纸上集体合唱，发表对于五个程序事项一边倒的言论。你们可以看一下随后网络上各方人士如何评论，给学界尤其是西南政法大学带来了怎样的声誉损害。我不明白，促使诸位做这样事情的动机究竟是什么？



    最后，我要对重庆公安局王立军局长说几句话。2010年11月，你被西南政法大学聘为兼职博士生导师，我恰好也是母校的兼职博导（查简历，还获悉你也是北大法学院刑法研究所的研究员，足见我们的缘分不浅），所以这里不妨做些学者间的交流。虽然只是公安局局长，但由于重庆当局将“打黑”运动作为工作的重点，你的角色就特别凸显，可谓举足轻重。对于你主导的这场雷霆万钧的运动，我颇有一些担心。一是指导思想上如果存有净化社会的观念，结果可能是危险的。人性总有某些无从改变的特性，一个健康的社会也许只能对于某些人性的弱点采取容忍的态度。况且秩序与自由有着内在的紧张，过于重视秩序，未免偏于一端，令自由受到减损。



    第二，尽管我们都痛恨黑社会，也赞成以法律制裁这类犯罪行为，不过还是要看到，黑社会在重庆能够发展到你们喜欢声称的那种可怕程度，那一定是我们的“白社会”出了严重问题。例如司法不彰，企业界只好依赖法外手段保证交易安全。打黑固然必要，但治本之策却是健全政府依法行政和司法正义的相关制度。



    第三，假如政府在惩罚犯罪的过程中使用非法手段，例如刑讯逼供，剥夺嫌疑人的诉讼权利，甚至让那些从事刑事案件辩护的律师提心吊胆，朝不虑夕，势必会带来严重的后患。政府用非法手段打击犯罪令人产生某种不好的感觉，那就是“以黑制黑”，强权即公理。而且，过于严厉的惩罚损害了人们的平等预期，对国家心存怨恨的已决犯亲属以及将来出狱的人们将形成一股可怕的反社会力量。多年来，很多非常恶性的犯罪的作案者都是此前“严打”中受到过于严厉打击的刑满释放者。你从事公安工作多年，对此一定有比我更多的了解。



    第四，尽管在现行体制上，公安机关具有超越司法的强势，但是，你作为一个兼职法学博士生导师，我相信一定会理解，法治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警察权要受制于司法权；公安需要尊重司法权，要接受检察机关独立的监督和审查，要维护法院和法官的独立性。其实，尊重独立司法对于手握大权的人一样重要。文强在炙手可热的时候根本不会意识到这种独立性的价值，但一旦沦为阶下囚，他也许幡然醒悟，深刻地感受到，没有独立的司法，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



    各位同仁，我在写这封信的时候，时时会想到死亡这件事。虽然相关数据没有全部公布，不过自从“打黑”以来，文强之外，在重庆还有不少人被判处死刑。人都不免一死，由国家公权力剥夺一个人的生命毕竟是很重大的事情。在网上看到你们的城市组织市民唱“红歌”的图片，真是红旗招展，满目赤色。旗帜的颜色也是血液的颜色。“唱红”与“打黑”两者行为都以同样的颜色铺陈渲染，令人不禁产生复杂的联想。不过，无论是权倾一时者，还是屈辱偷生者，生命注定是朝向死亡的。那些死刑犯不过比活着的人早走一些时日。砍头和枪杀都会留下可怕的伤痕，不过，那却是一种无需治疗的创伤。古希腊伟大的戏剧家索福克勒斯对此看得很清楚，容我把他的诗句作为这封信的结语吧：



等冥王注定的命运一露面，

那时候，没有婚歌、弦乐和舞蹈，

死神终于来到了。

一个人最好不要出生；

一旦出生了，求其次，

是从何处来，尽快回到何处去。

等他度过了荒唐的青年时期，

什么苦难他能避免？

嫉妒、决裂、争吵、战斗、残杀接踵而来。

最后，那可恨的老年时期到了，

衰老病弱，无亲无友。



愿各位幸福，并致法治的敬礼！



2011年4月12日



附注：作者欢迎传统媒体和网络转载本文，尤其欢迎重庆市媒体转载，无需征求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