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主粮——不知能否醒来的民族噩梦（ZT）

三草

张宏良
文后所附是经常旅居美国的一位朋友转来的报刊文章：《我国成首个批准主粮转基因种植国家》。其中报道，中国三大主粮小麦、大米和玉米中的二个——大米和玉米，从今年开始种植转基因产品。千百年来人们只有在神怪小说中才能看到的恐怖景象，世界所有宗教天天都在祈祷避免的人类噩梦，或许将会由此降临到中华民族头上。所谓噩梦醒来是早晨，是针对社会灾难而言的，对于生物灾难来说，灾难一旦发生就是永远难以醒来的噩梦。
转基因产品有这么可怕？可以说，基因技术加精英统治，所形成的社会后果将比宗教讲的世界末日，还要一千倍一万倍地更加恐怖！转基因产品仅仅是其中一项，不过仅这一项就足可以把一个民族送入种族灭绝的恐怖地狱。所谓转基因产品，就是通过不同生物之间基因的重新组合，创造出一种新的人造生物，或者通过不同生物之间基因的重新组合，改变原有生物的自然特性，使其成为一种半人造生物。由于现有生物链是大自然亿万年演变的结果，一旦这个自然生物链被改变，将会给人类带来什么后果，完全是一个未知数，是一个不知道会上天堂还是下地狱的选择，是一个即使发现错误也无法回头的选择，是把一个民族送上不归路的选择，是一个不知道明天早上还能不能睁眼醒来的生死选择。所以，虽然转基因产品在已经农业中应用十多年，至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哪怕是极其贫困的非洲穷国——敢于把转基因产品作为国民主粮，用全体国民的生命和子孙来冒险。包括发明和种植转基因产品最多的美国，也要求对转基因产品加以专门的醒目标识，防止社会精英阶层会误食转基因产品。在美国等西方国家，转基因产品是农业资本家和生物资本家用来赚钱的工具，主要销售对象是穷人，是作为“穷人的食品”来生产的。包括从事转基因产品研究、生产和销售的那些有钱人，连同他们的带孩子，都拒绝吃转基因食品。可是不幸的是，转基因产品成为国民主粮的恐怖命运，竟然落到了中国人头上。
中国变成了国际资本推广转基因产品的第一只小白鼠。
从现在起，中国将成为全世界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依靠转基因食品为生的国家，虽然其中的精英集团可以通过进口继续享有天然食品，但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绝大多数老百姓，只能依靠转基因食品为生。一旦富人和穷人之间形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基因食品——天然基因食品和人造基因食品，那么由此开始，最终势必会把富人和穷人之间的社会差别，变成物种差别。大自然形成的天然食物链，不仅决定着生物能量的补充，同时也决定着生物发展的方向，生物向哪个方向发展，最终发展成为什么形态，都与食物基因有关。如果说“民以食为天”，是传统社会对粮食重要性的概括，那么“民以食为人”则是生物时代对粮食重要性的概括。“民以食为天”反映着人类的生存要求，“民以食为人”则反映着人类的发展方向。人吃什么，往往决定着人将会是什么，将会发展演变成为什么。所以，为了保证人类社会的生物同质性发展，绝不能在人类社会的精英和大众之间食用完全不同的两种基因食品。如果一定要推行转基因食品，也必须保证富人和穷人都食用相同的转基因食品。既然在中国推行转基因产品是由精英决定的，就应该由这些官员和学者组成的精英率先食用转基因食品，这不仅是人类社会的基本伦理，甚至也是动物世界的基本伦理，是包括猪狗在内的所有动物都在遵循的基本伦理。
那些拿了别人钱有条件不吃转基因食品的专家学者总是说什么，对转基因产品恐慌是无知的表现，转基因产品并没有什么大的危害。虽然就目前而言，转基因食品对人类的影响，的确还只是一个未知数，但是，按照目前市场经济的商业化模式推广转基因食品，势必把转基因食品变成单纯“穷人的食品”，把转基因食品变成富人和穷人之间的一道生物鸿沟。这个口子一开，全部基因技术将都会按照这个模式应用于富人和穷人之间，那么，基因技术的应用就会如同当初机器设备的应用一样，成为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工具。一方面，通过转基因食品，使绝大多数民众向着越来越动植物化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则通过享有天然食品和修改自己的基因图谱，使少数精英向着越来越人化的方向发展。结果，就是精英阶层的男人越来越健壮，女人越来越漂亮，孩子越来越聪慧，而绝大多数民众则变成猪马牛羊般的劣等种族，在基因技术基础上重新形成社会的优劣种族，把人类数千年的文明进化全部格式化为零。所以，如果说以往剥削社会的精英统治，所造成的只是绝大多数人和少数人之间贫与富的矛盾，那么生物时代的精英统治——无论是资本集团的精英统治还是官僚集团的精英统治——所造成的将是绝大多数人和少数人之间“非人”与“人”的矛盾，是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特别是穷人，是作为“人”活着还是作为“生物”活着的矛盾。这就是我们一直倡导的大众政治时代必然要取代精英政治时代的历史依据。大家可以想一下，以往利用枪炮等机械装置统治社会，就已经造成了绝大多数人的世代贫困，如果再运用基因统治社会，那将会彻底断绝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希望。一个穷人经过奋斗，还有希望成为富人，而一只猴子无论怎样奋斗，都无法成为富人。这种差别就是由生物基因决定的。
基因技术的资本主义商业化应用，将给整个人类社会带来的恐怖后果，甚至震撼了一些富有良知的西方政客，九十年代美国总统克林顿和英国首相梅杰（基因图谱绘制完成，就是他俩宣布的），就曾试图运用美英两国强大的国家行政力量，阻止基因技术申报专利，防止基因产品的商业化应用造成不可挽回的人类灾难——如把贫富差别变成物种差别等，让基因技术一开始就成为人类社会共同的财富。但是，由于转基因产品和基因技术已成为美国资本投资的重点，成为美国为首的资本集团控制世界财富和人类命运的重要手段，这是小小的一个美国总统和更小的一个英国首相，根本不可能阻挡的，所以克林顿总统和梅杰首相的动议，在两国国会甚至连一个屁大的响声都没有发出来，就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如果按照我们中国人不以胜败论英雄的话，历史应该记住克林顿总统和梅杰首相，毕竟他们在看到基因技术这一人类最伟大的科学成就，将有可能变成人类最巨大的灾难时，曾凭借自己的良知和手中的权力进行了反抗，尽管这种反抗没有起到哪怕是一丝一毫的任何作用，但是他们毕竟反抗过了。或许正是因为他们的反抗，转基因产品才没有成为美欧人民生活的主粮，却在十多年后的今天，变成了中国人民生活的主粮。而要把转基因产品变成中国人民生活主粮的，恰恰是中国西化派的精英及其领袖，他们天天喊西化喊民主喊自由，可是在13亿中国老百姓最希望“西化”的转基因问题上，曾在英国高喊“中华民族是英格兰的小学生”的西化派精英，却完全拒绝向梅杰首相和克林顿总统等西方政治家学习。
如果说，把中国变成全球转基因主粮试验的第一只小白鼠，是因为不认识和不承认转基因产品具有生物危害作用，那我们就权且退一步，完全抛开转基因食品的生物危害性不谈，仅就中华民族的经济安全这一点而言，按照现有的资本规则发展转基因产品，也足以把中华民族推入万劫深渊。转基因作物有三个主要特点，一是对原始的野生农作物具有灭绝作用，一旦种植了转基因作物，野生农作物将从此灭绝，这一点已被实践证明，不再属于理论问题；二是转基因产品都是绝育产品，不能像野生农作物那样，可以用打下的粮食作为来年的种子，而只能每年都购买新种子。三是对农药化肥具有特殊要求，只能使用转基因种子公司指定的农药化肥。而以美国孟三都为代表的西方种子跨国公司，迄今为止已经申报了五百多个转基因产品的专利，几乎涵盖了影响农作物生长的所有外部变化因素，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数十年之内，处于绝对的专利垄断地位。这一绝对垄断地位，决定了中国所有农民只能向这些西方跨国公司购买种子、农药和化肥，此外没有任何其他选择，并且还只能按照对方确定的价格来购买，因为只此一家别无分店。或许那些美国鹦鹉又会忽悠中国老百姓，说什么四大种子跨国公司之间仍然存在竞争，会对市场价格起到抑制作用。如果这种狗屁理论放到十年前或许还有许多人相信，但是，在“南京大屠杀”之后，仍然说什么“大东亚共存共荣”，恐怕连日本鬼子自己都感觉是在扯淡了。中国财富外流的悲剧告诉了中国人民，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西方跨国公司只会联合垄断，共同掠夺中国，而绝不可能通过互相竞争让中国人得利。如同当初八国联军只会联合起来共同残杀中国人，而绝不可能在中国人面前互相残杀，让中国人有机会各个击破一样。
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模式下推广转基因产品，把中国农业和中国农民交给跨国公司支配，如果发生生物灾难这种最坏的结果，将是中华民族的灭绝，中华民族将成为第二个印第安人；如果不发生生物灾难，最好的结果，就是中国农业和粮食落入西方国家控制之中，我们只能按照西方国家的安排去发展。这就是在现有资本规则下推广转基因产品的两个基本结局。对于中国人来说，无论出现哪种情况都是灾难，唯一区别就是灾难程度不同而已。如果转基因产品主粮化的试验失败，灭绝的是中华民族，西方国家不受影响；如果转基因产品主粮化的试验成功，中国农业乃至整个经济将控制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手中。无论结果如何，美国资本都是赢家，中国老百姓都是输家。并且，让许多善良的人们难以相信更无法想象的是，这个能够保证美国人必然双赢、中国人必然双输的基本格局，并非是发展过程中政策失误的结果，而完全是精心策划和事先预设的结果，所有参与者无一不是心知肚明，无一不知道推广转基因主粮，将有可能会导致的生物灾难及经济灾难。
从下面《中国经营报》的文章可以看出，用转基因产品替代中国老百姓主粮这一天大决定，这一事关中华民族种族安全的天大决定，居然没有任何出处，既不是人大常委会的决定，也不是党中央的决定，甚至不是国务院的决定，即便是国家农业部的批准，也是来自于“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的安全评估。而这个决定13亿中国人民命运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又是一个既不知道是怎么产生的，更不知道由什么人组成的机构。对于这个机构，无论是来自任何方面的任何询问，农业部的回答就只有两个字——保密。询问为什么要保密及保密的理由，回答则同样是那两个字——保密。可谓是“怪事年年有，今年何其多”，连国务院和农业部的领导班子都不保密，而这个不知道究竟是隶属于国务院还是农业部的委员会居然要保密！国务院那么多部委中有那么多评估委员会，所有评估委员会的成员无不是在竭力炫耀其委员身份，甚至在满世界散发的名片上专门用黑体字加以注明，而唯独这个“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的成员，却反其道而行之，不仅竭力避免大肆张扬，甚至如同地下党一样严加保密。为什么一个普通的科研评估机构要如此诡秘？显然，保密者十分清楚自己是在干什么，十分清楚这项工作意味着什么，十分清楚这项工作将会出现什么结果，所以才会如此严格地极端保密。否则，无论如何也无法解释这种保密行为。从下面所附文章中可以看到，甚至连这个委员会成员所在的那些农业大学师生，都不知道是谁参加了这个比地下组织还要更加神秘的评估机构。
如此一来，用转基因产品取代中国老百姓的传统主粮，便如同八十年代人为毁掉中国的大型喷气式飞机“运十”，强行为美国波音（麦道）飞机开辟市场一样，变成了神鬼莫测的一个无头案，至今也找不到任何一个决策者。八十年代初，当时已经翱翔蓝天的中国大型喷气式飞机，突然莫名其妙地断绝了所有经费，在没有任何明确指示和决定的情况下，所有人员糊里糊涂地被全部遣散，时至今日也不知道遣散命令究竟来自何处，甚至连一个字的记录都没有留下。中国大型喷气式飞机，就这样不明不白地从人间蒸发了。去年，中央电视台还专门报道了中国大型喷气式飞机“运十”的诞生过程，而对于“运十”是怎么夭折的，所有拍摄人员依然找不到哪怕是一丝一毫的蛛丝马迹。现在，这种离奇古怪的事情又发生在了转基因主粮上，不知道是谁下令种植转基因主粮，很有可能会再次变成一个历史无头案。首先，国务院没有下令，国务院只是在2009年7月9日批准了转基因农产品的重大技术立项，但是却没有决定种植转基因主粮；其次，农业部没有下令，农业部是一个职能部门，批准“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的安全评估，不过是履行正常职能；最后，评估转基因产品无害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更是一个无任何权力的科研评估机构，根本无权下令种植转基因主粮。况且，该机构对外遮遮掩掩、鬼鬼祟祟，成员又是踏雪无痕、了无踪迹，一看就不是个正经单位，更不可能决定种植转基因主粮这种天大的事情。
可见，所有人——无论是决策者还是参与者——都在竭力隐瞒自己。
因为所有涉及这个领域的专家和官员都知道，一旦转基因主粮这个潘多拉魔盒被打开，无论释放出来的魔鬼什么样，对中华民族有多大危害，人们都将束手无策、无可奈何，哪怕是上天入地也难以将其收回，而只能完全被动地受其摆布，即便是被牵向地狱也无法进行任何反抗。如果说中国是一艘大船，那么，转基因主粮就是炸沉这艘大船的诸多炸弹中最大的炸弹。中国的“沉船派”要赶在中国拨正航向之前炸沉这艘大船，所有参与者就要在大船被炸沉之前换乘另外一条大船，由于是在悄悄地炸船和悄悄地换船，所以无论是准备炸船的还是准备换船的，都要千方百计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
首先，这是利益决定的。用天文数字的巨额资本收买生物科学家和相关管理人员，是美国九十年代伴随纳斯达克市场崛起而形成的一种新的经济现象。并且通过资本市场对生物学家和相关人员的收买金额，已不再是以往的数十万计数百万元计，而是数千万元计乃至数亿元计。如此天文数字的收买金额甚至引起了那些华尔街富豪的眼红，以至于迫使美国国会立法进行干预。美国生物资本集团的大肆贿赂，在以法治严厉而著称的美国都如此疯狂，一旦进入官权极端泛滥的中国，权钱学三结合会达到多么肆无忌惮的程度，恐怕会超出任何一个人的想象。更多了不敢说，估计在“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的那些专家学者中，财产不在袁隆平之下的恐怕已大有人在。而袁隆平早在多年前就成为众人皆知的亿万富翁。
其次，是为了掩盖历史。今天中国以转基因产品取代传统主粮，让人想起了八十年代邓小平委托美国为中国免费培养的那50个农学博士。当时人们对此没太注意，只是在今天美国转基因种子播撒中国大地时，中国人才突然明白了什么叫“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可惜已经太晚了，那50个农学博士已经由当初的丑小鸭，变成了主管中国农业部门和农业生物研究领域的白天鹅。眼下如火如荼的转基因产品大跃进运动，其中摇旗呐喊的骨干力量，就包括美国培养的那50个农学博士。据知情人讲，无论是大学还是科研单位，所有涉及转基因领域的学者，凡是反对中国推行转基因产品的，一律被排除在科研项目和科研经费之外。而没有科研项目，就没有科研成果；没有科研成果，就不能评定职称；科研人员没有职称，就一辈子什么都不是。这种专政手段的阴狠歹毒，远远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种法西斯专政。采用如此歹毒的法西斯手段对待那些独立学者和爱国学者，究竟是由这些人的个人品质决定的，还是在美国接受专门训练的结果，估计只有他们自己心里清楚。
第三，是避免让社会知道他们的真实生活。一方面，是不想让社会知道他们本人和家庭绝不食用任何转基因食品，这是他们大肆捞钱的目的之一。他们比一般人更清楚，转基因食品是穷人的食品，是普通大众的食品，只有天然食品才是精英的食品。他们研究、宣传和推广转基因产品，就如同农民种植有毒韭菜一样，只是作为赚钱的工具，自己绝不食用一口。另一方面，是不想让社会知道他们的亲属和财产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以便能够像当初毁掉“运十”的国家民航总局局长沈图那样，提前做好全身而退的准备。沈图就是在美国安排好家人后，毁掉大飞机前往美国与家人团聚的，至今家人仍然在享受着夏威夷的美丽海滩和明媚阳光。如果当时有人怀疑大飞机下马是一场阴谋，肯定会被骂做是极左观念和冷战思维。然而事实却是，八十年代一举摧毁中国大型喷气式飞机，迫使中国至今仍然在购买美国飞机，早已成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公开的经典案例。而美国中央情报局之所以能够大获成功，并非仅仅是因为收买了中国国家民航总局局长，而是利用了中国官权集团对文革的复仇心理。当时毁掉大型喷气式飞机的一个主要理由，就是说江青和张春桥一直在抓大飞机的研制和生产，留着大飞机对批判“四人帮”不利；而后来故意放走沈图的理由同样是因为沈图遭受过“四人帮”的迫害，对改革开放有功。大家不要以为我们插入沈图和大飞机是不相干的题外话，其实，当初摧毁大飞机和今天种植转基因主粮，所起到的作用完全相同，都是在为美国公司进入中国开辟道路。当初摧毁大飞机以后，美国波音公司占领了中国航空市场；现在种植转基因主粮以后，美国孟三都等跨国公司将占领中国的农业市场。
除去上述三个方面之外，究竟还有多少需要刻意隐瞒的理由，我们不得而知。我们所看到的基本事实就是，如此事关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天大事情，迄今为止竟无一人出面解释。平常连一个城市自来水涨价几分钱都要召开听证会的当今政府，在让13亿中国老百姓改吃转基因主粮这个天大问题上，在涉及到全国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的健康以及子孙后代健康这个天大问题上，居然没有任何一级政府，没有任何一个政府官员，出面向老百姓哪怕是简单地打一个招呼。马上就要该吃转基因食品了，可是老百姓居然一点儿都不知道，最后还是从一个中国老百姓十分陌生的绿色和平组织那里得知的。特别是平日里为屁大一点儿事就会闹得沸反盈天的那些所谓自由媒体，那些天天叫喊自由民主的所谓民主人士，在这个真正需要每一个公民做主的天大问题上，居然一平如水、鸦雀无声，寂静得连一声民主的鸟叫都没有。可见，精英民主就是对绝大多数人的法西斯专政，是当今世界最反动最腐朽的政治制度。以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和金融证券业为代表的新兴产业的发展，已经与极少数人的精英统治形成了越来越不可调和的尖锐矛盾，要么停止人类的科技进步和新兴产业的发展，要么结束极少数人的精英统治，此外绝不可能再有第三种选择。由于人类文明的发展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规律，所以人类所能选择的就只能是结束极少数人的精英统治，代之以与新兴产业发展相适应的大众民主制度。只有在大众政治制度的基础上，基因技术、信息技术和金融创新技术，才能够发挥出伟大的历史作用，把人类社会带入一个崭新时代。
本来，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和金融创新技术的发展，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文明成果，特别是基因技术的发展，其意义绝不亚于当初火的使用和机器的使用，甚至比前两者意义的总和还要更加伟大。2000年6月26日人类第一个基因图谱的完成，可以说是科学发展史上最伟大的一天，它不仅为“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中的“生死有命”这个古老观点提供了科学依据，并且还找到了摆脱“生死有命”的科学途径。包括转基因技术在内的基因技术另一伟大意义在于，它奠定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技术基础。在此之前人类技术的发展，都是建立在改造和破坏大自然的基础上，都是在牺牲大自然的条件下，在人与自然的对立中发展的，根本不可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双向发展。现在转基因技术的发展，使人类有可能不再只是通过改变环境让大自然被动地适应自己，而能够在不改变自然环境的条件下，通过改变生物基因主动地适应自然环境，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双向发展。如果说，机器时代以前是人类遭受自然压迫和支配的历史，机器时代是人类征服和支配自然的历史，那么，生物时代则是人与自然不再对立、能够实现双向发展的历史。但是，基因技术如同历史上任何技术一样，完全是一把双刃剑，既能够给人类带来巨大福利，也能够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并且越是伟大的技术进步，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就越是巨大。在目前精英统治条件下，按照市场经济的商业模式推广基因技术，必然会放弃和牺牲人类的福利而只追求商业利益，把基因技术变成赚钱的工具，为此不惜把整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推向灾难。这就是我们反复强调大众政治必然要取代精英政治的历史根据。
而唯一曾经创造并演习过大众政治的国家，就是中国，所以这一关乎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巨大考验便降临到了中国。转基因主粮就是中华民族面临的第一个历史考验，是中华民族崛起前需要跨越的第一道历史大坎。中华民族开始了鲤鱼跳龙门的历史飞跃；如果跳过去，就是龙，并且是整个人类的龙头；如果跳不过去，就是鱼，并且将会是一条死鱼。
——这就是中国成为全世界转基因主粮试验田的历史含义。

附一，朋友邮件：
张老师，
刚把此文发给乌有.，战栗之感依然存在。
我们除反对抗议外，还有什么对策吗？
从纽约才回来一星期，脑子中还是那里百姓富足无忧的生活景象，反看国内同胞生存之艰辛，真是不解到极点。国事多艰，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罗××

三草

附二，报刊文章：
我国成首个批准主粮转基因种植国家
来源：中国经营报作者：王佳时间2010-01-16
2009年11月27日，让人不安的是，在批准了转基因棉花、番茄、甜椒等作物种植后，农业部批准了两种转基因水稻、一种转基因玉米的安全证书，这也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批准主粮可进行转基因种植的国家。】
我们的担忧主要有二。首先，转基因产品只有10余年的历史，是否会导致食用人群的不适或突发事件还需要更长时间的检验；其次，在获得批准的3种转基因主粮产品中，中国很可能并不拥有独立的知识产权。
君不见，大豆作为国内最早全线开放的农产品(15.50,-0.11,-0.70%)，整个大豆市场和大豆产业已被外资所掌握的转基因大豆全面控制：四大跨国粮商已控制全国66%的大型油脂企业，控制产能达85%；2008年中国大豆总需求约4800万吨，进口超过了3700万吨，77%需依赖进口。
对此，农业部仅简单回复经过了“多年安全评价”，但其未明显公示即批准的操作方式，很难不让人满腹疑问。
转基因水稻“安全”获批的“不安”悬疑
方立峰遇到了一堵“墙”。
“墙”的这边是公众的餐桌安全和国内水稻种业的控制权，“墙”的那边是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获批后跨国粮食巨头们对中国市场觊觎连连。
方立峰是绿色和平组织(下称“绿色和平”)食品与农业项目主任。作为一家NGO(非政府组织)，绿色和平自1971年成立之日起，就致力于发起全球的环保行动。这个组织对转基因更是忧心忡忡：“假如我们现在不立刻行动、制止基因改造，数年之后，我们的大部分食物都将会是经过基因改造的‘科学怪物’。”
而自从2009年11月27日发现农业部批准了两种转基因水稻、一种转基因玉米的安全证书，方立峰就一直希望审批部门能给公众一个说法：“这份清单早就发布了，之前并没有水稻和玉米，是后加上去的。而且，证书有效期与其他品种不一样，这很奇怪。”
《清单》不“清”
《中国经营报》记者研究发现，《清单》确实存在问题，而且至少有两处疑问。
很自然地，尽管方立峰立即行动起来，写博客、通知媒体、联系询问《清单》前后不一致的原因等，但到目前为止，他还没“讨”到来自管理部门的任何说法。
方立峰所说的《清单》，全称为《2009年第二批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批准清单》(下称《清单》)。“早在2009年10月22日该网站就发布了《清单》。但2009年11月27日再次打开，我却发现这份清单后面多了‘两种转基因水稻、一种转基因玉米的获批安全证书’。”方立峰表示。
但由于方立峰本人并未保存他自己在2009年10月22日看到的《清单》，因此，关于“转基因水稻”和“转基因玉米”是否为2009年10月22日后添加的，目前举证不易。
不过，《中国经营报》记者仔细研究发现，《清单》确实存在问题，而且至少有两处疑问。
疑问之一是《清单》所附的pdf文件生成时间。按照网站登记，《清单》既然公布于2009年10月22日，则“生产应用安全证书2009B.pdf”文件的生成时间必定不晚于该日期。但事实是，该文件“属性”清楚地表明文件生成日期为2009年11月27日16时23分，修改于2009年11月27日16时24分。
疑问之二则来自于《清单》所附项目的“审批编号”和“有效期”似乎有悖常理。一般而言，“有效期”越早的项目，往往审批时间更早，“审批编号”较小。但《清单》前40项、审批编号由农基安证字(2009)第032号到071号的安全证书，“有效期”均为“2009年9月19日~2014年9月19日”；而后三项农基安证字(2009)第072号到074号，“有效期”却为“2009年8月17日~2014年8月17日”。
“难产”五年
“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做好了，就等国家颁发一张出生证。”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黄大×清晰地记得2004年业界对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种植已信心满满，“当时已有三家公司具备了转基因水稻的上市资格。”
但由于媒体曝光、各界对转基因水稻安全性的质疑不断，彼时到现在，有关部门对转基因水稻安全的审批，一直较为谨慎。
来自反对者的声音主要质疑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是否能够得到保障：转基因食品才10多年历史，10年无害能否说明让人吃50年、100年也无害？某种程度上，作为民众的主粮之一，稻米就是生命，中国如果种植了存有未明风险的转基因水稻，就等于拿中国国民的生命做赌注。
对此，袁隆平也承认，对于转基因作物之所以存在安全性顾虑，主要是有些转基因作物特别是抗虫的转基因品种，含有一种物质叫做BT毒蛋白。由于虫子吃了BT毒蛋白可以被毒死，因此长期摄入该物质对人是否有害很难说。
但无论如何，即便转基因安全问题成了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一个难题，我国在过去的20年中，三分之一的转基因研发资金均集中在了转基因水稻的开发上。仅2004年一年，国家就花费了5亿元用于开发转基因水稻。
排除“异见”
面对各界的诸多疑问，农业部的回复却非常简短：证书发放是“经过严格的实验研究、中间试验、环境释放、生产性试验和申请生产应用安全证书等5个阶段的多年安全评价，依据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下称‘转委会’)评价结果。”做出的决定。
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研究员彭于发是“转委会”委员，他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从1997年农业部依法对转基因生物进行安全管理以来，根据安全性评价和批准的阶段不同，有的是审批书，有的是审批文件。由于历史原因，这些审批书和审批文件从1997年到现在一直都不公开对外发布。
“从1997年到现在，都是直接发文给相应的申报者和申报方，没有说对社会公开。”彭于发介绍称，审批流程是由申报人提出来进行申请，经过“转委会”进行科学评价，农业部最后行政上进行批文、发文。
如彭于发所言，从1997年到现在，安全证书的认定确实一直遵循如上行政审批惯例，不仅转基因抗虫水稻如此，包括抗虫棉的中间试验、小规模转基因抗虫棉中间试验的审批，确实从未对外公开。
由此看来，“转委会”的组成无疑极其重要。
据公开资料，“转委会”根据2004年《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第九条规定设立，负责农业转基因生物的安全评价工作。它由从事农业转基因生物研究、生产、加工、检验检疫、卫生、环境保护等方面的专家组成，每届任期三年。
黄大×在2009年末刚刚被通知成为第三届“转委会”成员。经黄证实，第三届成员在2009年末刚刚组建完毕，但《中国经营报》记者并未能查翻阅到具体名单。黄大×称，第三届“转委会”“人数大约为50到60人”。而据了解，第一、二届“转委会”成员分别为58人、73人。选择方法为部门推荐、农业部负责把关并最终决定。
对于这个关系到每个人饮食安全的委员会，外界当然始终有来自各方的声音期待其更透明化。比如，对外界来说，“转委会”成员名单一直是以个体头衔形式出现，但官方从未给出过完整名单。而作为第一届、第三届委员的黄大也只能模糊描述其成员构成。
中国农业大学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教授才宏伟也向记者表达了他的疑问：“只在学校网站上看到祝贺中国农业大学5名老师成为‘转委会’成员，但具体是谁却没说。”
据黄大×介绍，每届“转委会”成员构成都会依据当下情况进行调整。比如第三届成员随着外界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更加关注，因此卫生部推荐的成员格外多，占到近20人。这些委员，外地的也很多，比如第三届成员中有一个研究食物过敏的专家就不在北京。
但薛达元对于“转委会”能否公正负责农业转基因生物的安全评价工作、代表各方声音始终抱有怀疑的态度。
薛是环境保护部生物多样性研究首席专家，他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从他了解到的前两届“转委会”成员名单来看，成员大部分是转基因的研究专家。“第一届58人组成的负责发放转基因安全证书的‘转委会’成员中，三分之二是转基因科学家，而且评委里面涉及多人正在申请自己的转基因专利及申请通过者，环保和食品安全方面的成员非常少，只有几个人。”
而环境与食品安全方面的专家能否参与“转委会”讨论一直是外界关注焦点。薛达元是业内反对转基因水稻大面积种植的专家代表，他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环境部曾推荐自己成为“转委会”成员，但农业部与环境部意见并不一致，农业部一直没有接受薛成为“转委会”成员。
“反对生物技术的，他们会阻挡。”薛说。
记者试图联系来自中国农业大学等的“转委会”成员，但均被拒绝。一位中国农业大学人士告诉记者：“转基因问题，农业部不让说，一概不接受报道，保密。”
薛达元称，据他跟身边人士交流，很多生物专家认为一些会议、决策过程都应该是保密的，一旦公开会引起恐慌和来自国际组织的舆论压力。5年前媒体曝光后带来的转基因安全讨论压力和2005年湖北转基因大米流入市场所造成的恐慌，都使这些信息变得更加隐秘。
但薛达元始终呼吁“决策过程不是少数人决定的”。
“中国有100多个转基因专家，如果发出的都是一个声音，这是非常不正常的，总需要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他说。

海南张

关心国家大事，顶。

三草

顶起来，这个题目太现实。

[ 本贴由 三草 于 10-1-23 08:08 最后编辑 ]

大海

查了一下资料，貌似真不是啥好事

大猪

但是貌似现在没有证据能证明吃转基因食品对人类有什么危害！

三草

推广转基因主粮有可能导致种族灭绝　　

——给《转基因食品：一种可能的延时性生化武器》的按语　　

　 　

去年上半年，我写了一篇《转基因食品：一种可能的延时性生化武器》的文章。这篇文章当时并没引起人们太多的注意。我在这篇文章的最后部分不无担忧地指出：“在不久的将来，国内某些相关利益集团一旦与境外不法分子相勾结，我国就有可能成为世界最大的‘转基因作物试验场’和最大的‘转基因食品消费市场’”。没曾想到的是，这一天竟来得如此之快。　　

在上一次关于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讨论余热还未来得及散去之际，中国农业部便于2009年11月27日草率批准了我国为世界上第一个种植“转基因主粮”的国家，据说要推广的是转基因水稻和转基因玉米。这一消息如石破惊天，连日来不仅引起了网民对于农业部推广转基因主粮的广泛批评，同时也再次激起了我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专业敏感。　　

我是一名从事植物遗传学教学、科研工作多年的专业人员，关注转基因和转基因食品安全性是我的份内职责。对于农业部要在我国推广转基因主粮，我不仅想表达愤怒，而且更愿意以冷静的态度为大家提供科学认知，以便让大家更加科学、更加理性、更加深刻地认识在我国推广转基因主粮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为此，我愿意再次将《转基因食品：一种可能的延时性生化武器》奉献给大家。　　

《转基因食品：一种可能的延时性生化武器》决不是一般的时事评论文章，而是遗传学和转基因学术界的一名专业工作者所写的完全可以在专业学术刊物上发表的学术论文。它将以专业的权威性告诉大家，在我国推广转基因主粮，极有可能让中华民族迅速灭绝。　　

　 　

转基因食品：一种可能的延时性生化武器　　

　 　

摘要：在大胆突破自然选择理论的前提下，以大熊猫生殖功能丧失为参照，以Jeffrey M Smith 的老鼠试验为依据，在生命进化层面明确和充实了转基因食品“非预期效应”的内涵，论证了“转基因食品有可能成为一种延时性生化武器”的观点，综述了国内外对待转基因食品的态度、转基因食品的立法管理与市场销售和转基因作物的研究种植现状，表达了对转基因食品有可能向隐形战略生化武器方向演变的担忧，同时提醒我国政府从战略高度加强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警戒，严防国际反华组织和敌对国家的转基因食品流入我国。　　　　

　 　　　

近二十年来，生命科学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在不同物种间实现了基因交流，并出现了转基因食品。然而，这个生命科学领域的重大进展不仅没有象以往任何一次科学突破那样受到人们的狂热追捧和赞赏，相反，人们对各种转基因研究以及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质疑和担忧无不高度一致地与人类自身的命运相联系，并第一次在大自然面前较好地显示了人类谦卑、冷静和理性的可贵品质。　　　　

转基因食品(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GMF)是指利用基因工程（转基因）技术在物种基因组中嵌入了（非同种）外源基因的食品，包括转基因植物食品、转基因动物食品和转基因微生物食品。转基因作为一种新兴的生物技术手段，它的不成熟和不确定性，必然使得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目前，人们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忧虑主要集中在转基因食品对当代人类健康的现时影响和生态安全方面。笔者认为，转基因食品的真正危险既不在于它是否会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产生严重破坏，也不在于人类是否会因为食用转基因食品而产生无药可医的新病变，而是在于转基因食品有可能对人类进化过程造成“延时性”灾难性后果。尽管针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性问题提出的的“非预期效应”概念有可能已经包含了基于这一忧虑的对人类未来命运的终极关怀，但笔者还是觉得有必要并愿意将转基因食品对人类进化过程可能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加以特别指出。　　　　

只要是一个稍微懂得辩证法和科学发展规律的生命科学工作者都不会怀疑，生命的进化决不仅仅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形态价值的累进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从发生、发展到消亡的自然历史过程；生命进化的理论也决不会永远停留在达尔文的基因突变和自然选择的认识水平，而必然会进一步深入到“物理与化学逻辑”层面。尽管目前我们还不完全清楚生命系统的“物理与化学逻辑”，但人类有理由相信，生命进化的机制最终会表现为“物理与化学逻辑选择”。　　　　

用“物理与化学逻辑选择”代替自然选择，生命进化将会更加清晰地呈现出一种可喜或可悲的图景。大熊猫作为动物活化石，它的进化历史和和灭亡方式或许可以成为人类未来命运的参照。　　　　

在大多数动物学家看来，大熊猫之所以濒临灭绝，是由于自然环境遭到破坏，或竹子开花、人类过度猎杀、种群数量太小等等。在分析大熊猫濒临灭绝原因时，一直以来不被人们重视的一个重要事实就是大熊猫生殖功能几乎接近完全丧失。只要人们相信大熊猫生殖功能的丧失与人们列举的诸多原因没有关系，那么，生命进化过程中的“物理与化学逻辑选择”就有可能成为大熊猫生殖功能丧失和濒临灭绝的真正原因。　　　　

尽管人类目前正在采取各种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对大熊猫进行研究和保护，但大熊猫必然灭绝的命运仍将无法避免。大熊猫的灭绝不仅将见证辩证法的胜利，而且也将暗示人类最终有可能象大熊猫一样在生殖功能的逐渐丧失中走向灭绝，并为人类惘顾自身命运，冒闯科学禁区的“自杀”行为敲响警钟。　　　　

灭亡是事物发展的必然逻辑，人类最终的命运既不必忌讳，也不必害怕。问题的关键在于，人类最终是按照本来固有的“物理与化学逻辑”自然地走向终结，还是通过不自觉地对人类自然进化的进程施加某种影响而加速自己的灭亡？在生命进化的规律还未来得及被彻底揭示之前，人类虽然不可能完全清楚自己进化的准确路线，但大熊猫生殖功能的丧失和转基因食品的出现却已毫不含糊地为人类设想自己的未来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和新的空间。　　　　

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从基因到基因的片面思维仍然是生物遗传与变异研究的主要范式。尽管人们有时也在谈论基因、细胞质和外界环境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但以 “表观遗传”概念出现的非基因变异对生物在代谢、遗传、发育等方面的深刻影响却始终未能进入生命进化研究的视野。这种科学范式的局限，很有可能是当前人们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担忧尚未深入到生命进化层面的根本原因。　　　　

表观遗传或非基因变异是指不需要改变基因编码，而只需要通过某些外来特定化学物质对基因进行适当“修饰”就能改变生物性状并稳定遗传的现象。表观遗传或非基因变异现象表明，生物体内的生命活动过程和性状变异决不仅仅为基因所决定，生物体内的非基因化学物质有时很有可能对生命活动过程和性状变异产生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由此我们可以推测：转基因食品中的外源基因即便不直接侵入人类基因组，外源基因也有可能通过与转基因食品物种原有基因的相互作用产生出人类食物中从未有过的新蛋白或其他次生代谢物质，这种新蛋白或新物质通过食品摄取进入人体后，就有可能对人体生命活动过程产生“物理与化学逻辑‘梗阻’”，或诱导产生生命进化层面的延时性渐进性生殖功能障碍，并最终导致人类生殖功能丧失。　　　　

上述推测并非杞人忧天。事实上，Jeffrey M Smith的研究已经发现，在老鼠的食品大豆中添加含转基因的成分后，老鼠不仅都产生了莫明其妙的经常性紧张好斗的日常行为变化，而且其肝脏特别是睾丸均呈现病态反应，吃了转基因食物的老鼠繁殖的后代体内不同的部分都也出现了致命的病变，55.6%的小鼠在一出生或是出生3周内就死亡。如果人类在食用某种转基因食品后能够立即呈现出某些明显病变，人类尚有可能通过迅速停止食用该食品而将其危害限制在较小的范围内，不过，当某种转基因食品对人类的生殖伤害一旦呈现多世代的延时性渐进性反应时，人类就不可避免地会迅速走向灭绝。　　　　

鉴于食用了转基因大豆的老鼠及其后代出现的令人震惊的延时性伤害，有人认为转基因食品“实际上相当于一个具有延时伤害能力的生化武器”。由于啮齿类动物在形态学和生物化学方面都与人类相似，因此，这个实验结果理应引起人们对转基因食品的高度警觉。　　　　

总体来讲，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持谨慎态度，并就转基因研究和转基因作物的推广、种植、加工过程管理以及转基因食品的市场销售等问题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然而，由于人类科学认知水平的局限，这些法律法规仍将无法保证转基因食品的绝对安全。从美国的“星联玉米事件”、“斑蝶事件”，加拿大的 “转基因油菜超级杂草”，到墨西哥的“玉米基因污染事件”，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转基因食品安全和“基因污染”问题不容忽视。世界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及经济合作组织等国际权威机构都表示，人工移植外来基因可能令生物产生“非预期后果”。国际消费者联会（成员包括全球115个国家的250个消费者组织）表示，“现时还没有一个政府或联合国组织会声称转基因食品是完全安全的。”　　　　

针对转基因和转基因食品可能对人类带来的严重后果，目前欧洲一些国家，如瑞士、奥地利的消费团体反对进口销售转基因食品；在日本，以玉米为原料的大型食品加工企业从2000年开始，决定全部用非转基因玉米原料，也用非转基因原料生产牛肉和牛奶；斯里兰卡政府不顾美国的强烈反对，明令禁止种植转基因作物；非洲一些贫穷国家则表示宁愿饿死也不接受美国的转基因玉米援助。　　　　

作为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同经济开放的热情相一致的是，与世界大多数国家相比较，我国的转基因研究、转基因作物种植和转基因食品销售环境相对宽松。到目前为止，我国已经开展了棉花、水稻、小麦、玉米和大豆等方面的转基因研究。有专家认为，我国已存在着大量的转基因食品。市场调查显示，在我国市场上70%的含有大豆成分的食物中都有转基因成分，像豆油、磷脂、酱油、膨化食品等等。因此，很多公众其实已经在不知不觉中与转基因食品有了联系。另外我国一些进口食品中含有转基因成分。在我国流行的快餐食品店麦当劳和肯德基的食品中，转基因的含量也都很高。　　　　

尽管我国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先后颁布和制订了《农业转基因安全管理条例》、《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转基因食品卫生管理办法》等多个法规，但在事实上，受学术界对转基因食品危险性认识不足的影响，我国相关部门一直对转基因研究的前景持乐观和肯定态度。鉴于我国相关部门对转基因研究支持有加，加之多年以来人们对经济利益的狂热追求和道德水平的严滑坡，有人担心，在不久的将来，国内某些相关利益集团一旦与境外不法分子相勾结，我国就有可能成为世界最大的“转基因作物试验场”和最大的“转基因食品消费市场”。　　　　

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快速进展和转基因技术的不断成熟，转基因食品在老鼠体内的延时性伤害，极有可能暗示转基因食品向隐形战略生化武器方向演变，并最终彻底改变人类未来战争的形态。这种担忧一旦成为现实，人类将万劫不复。为此，切望我国政府从战略高度加强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警戒，严防国际反华组织和敌对国家的转基因食品流入我国。　　　　

　 　　　

【参考文献】(略)　　

　 　

菠萝蜜

太危险了!
人吃猪肉、鸡肉、牛肉、鱼肉等等各种肉，那可是地地道道的猪、鸡、牛、鱼等等动物的基因。。。。。

三草

是啊，就像了解氰化钾有毒的科学家把它参到可口可乐中一样，危险、而且恶毒。

三草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随想
　　
来自吴辉的个人网站　　
www.wuhui01.com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随想》已经写好一个多月了，并且呈给张宏良老师、曹建海老师看过，一直不敢发表。因为这个事情很大，说得不好怕闹笑话。但是这几天“转基因主粮”的问题让我下了决心，哪怕我闹的笑话再大，也必须提出来了！我提出的政改方案未必合理，但我敢肯定，我们现有的政治体制肯定出现了问题！肯定要改！　　
至于说如何改，那当然是全国人民的事，我把这个事情先提出来，激发大家来批评，哪怕把我踏上一万只脚，我也绝不后悔。　　
转基因是什么？　　
是一个成份组成不能确认、安全性不能确认的新物种，谁也无法担保，这个东西不会携带类似疯牛病、毒蘑菇一样的有害成分！　　
现在这个东西居然要成为我们的主粮！　　
这个事情涉及到亿万人的生命健康！农业部，居然在没有征求公众意见的情况下，就直接批准了！　　
成为一个新食品或者药品的试验品，这是死囚才能享受的待遇！　　
现在居然降临到十三亿中国人的头上！　　
这是怎么回事？　　
更让我感到难过的是，出了这么大的问题，大家是什么反应？　　
他们没有上述国务院，也没有上书全国人大，而是不断向我发邮件！　　
我算什么？我什么也不是！　　
为什么找我？为什么不去找全国人大？找人大代表？他们才是真正管理这个国家的人！他们才有能力解决问题啊！　　
老百姓遇到难题，找不上政府，只能病急乱投医，投到我家来。这样的局面，让我意识到，我们的政治体制确实出了问题！　　
我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若干问题，虽然经过了长期的思索，但却是非常不成熟的。所以只能称为“随想”。　　
政治体制的演变经过了人类千万年的不断实践和探索。中国的禅让制、世袭制、君主制、共和制，西方的议会制、普选制、多党制，非常繁杂，渊源深远。我对于这个东西的理解，主要是从国家力量来考虑的。国家是一个大机器，承载着十几亿人的生命，这个大机器的操作，既要运行有效率，控制又要方便，还要能高瞻远瞩，更迭有序，才能确保政权长寿、国家安全、国民幸福。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说政治，我还是想从承载我们血脉的封建制度开始。　　
　　
一、封建文化其实是非常先进的文化　　
　　
苏武牧羊，十八年不变节。匈奴人把他丢在贝加尔湖那个地方，死活自便，逼他投降。苏武宁死不降，撑了十八年，每天都朝着汉武帝的方向朝拜。苏武被解救回来的时候，汉武帝已经去世了。　　
我听到这个故事，极其震撼。封建文化多么了不起？现在有几个人能撑十八年不变节？　　
后来我才知道，苏武出使匈奴的第二年，发生了李陵事件。李陵是飞将军李广的孙子，打仗极其勇敢，可是他运气不好，自己带五千人遭遇了匈奴单于十万人的围攻，在杀敌一万多人的情况下，最终兵败被俘，投降了匈奴。　　
李陵战败，却没有死，投降了。汉武帝非常生气，把李陵一家五十多口人全部杀了。司马迁为李陵辩护，找客观理由，结果呢？大家都知道，汉武帝把司马迁给阉了。　　
残暴啊。上了战场就必须死，不可以活着——除非你赢了！这就是汉武帝。　　
汉武帝就是靠这个东西，才赶走了匈奴！　　
我们今天为什么能活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我们叫“汉族”，用的“汉字”？穿越几千年的历史，依然屹立在世界东方？　　
因为我们传承着汉武帝的血脉！　　
这是一种无法战胜的力量，是人类意志力的极限。　　
所以，我后来理解了苏武，为什么十八年不变节。苏武绝对不要成为第二个李陵，他怎么可能投降？他就算自己死掉，也绝对不会让自己家里老老少少五十多口人去送死。　　
这是一种可怕的民族凝聚力。正是这种力量，支撑着我们这个民族走到今天。　　
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天地君亲师，非常厉害。在这个制度下，皇帝被称为“天子”，君权神授，国民必须无条件忠于国家。背叛国家是极大的耻辱，会有极其悲惨的下场。李陵为历代的汉奸做了一个榜样。尽管汉王朝后来消失，但是背叛国家的人被称作“汉奸”，这个词汇却一直保留了下来。大唐、大宋、大明王朝，都没有再启用“唐奸”、“宋奸”、“明奸”这样的词汇。汉人、汉族、汉语，包括“汉奸”，都成了我们这个民族深深的印记。　　
　　
二、从帝制到共和　　
　　
不要认为封建文化都是糟粕。没有封建文化，就没有我们，没有我们今天的血脉。历史是不能割裂的。中华民族，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五千多年，生存智慧是登峰造极的。天地君亲师，这个文化认同，是镇国之宝，值得我们好好思索和借鉴。　　
今天的国家已经不再是封建帝制，而是走向了“共和”。国家权力机关和国家元首由选举产生，国家的治理是所有公民的共同事业，政府必须为所有人的利益服务，天下为公。　　
这种政治制度的诞生，是在帝制走入死胡同的情况下发生的。满清政府，打了很多败仗，输了钱，输了地，国民看不过去。孙中山，起来造反，要求共和，最后成功，成立了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的诞生，对民族的复兴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天下大乱，群雄竞起，人才辈出。在抵抗外来侵略的血与火的洗礼中，民族的创造力得到了极大的释放。《保卫黄河》、《义勇军进行曲》，代表了那个时代惊天动地的民族精神。　　
得天下，必须先得民心。可蒋介石治理下的民国政府，在民心的经营上非常失败。腐败，民不聊生，最终导致国民党丢掉了中国大陆。蒋公也算是呕心沥血，但还是驾驭不了局势。一着不慎，满盘皆输。　　
毛主席，推翻蒋介石，创立共和国，延续了共和体制。并为这个体制树立了一个核心，这个核心就是中国共产党。所以共产党应该是很好经营的。有民心、有国力作为基础，共和大业可以实施，国家复兴能有作为。　　
可是我们走了许多弯路。计划经济体制桎梏了民众的创造力。后来搞改革开放，一切向钱看，又把国本给迷失了，成为美国的附庸，国家岌岌可危。和谐社会，只管和谐，不争利益，以利益换和谐，是个大问题。　　
当今之下，如何找到出路？重塑中华魂魄和民族信心？　　
抛砖引玉，我谈几点粗浅的看法。　　
　　
三、政改之一：国本不能动摇　　
　　
中国共产党，作为这个国家的核心力量，是不能动摇的。共产党垮台，天下大乱，国民是承受不起的。宁为盛世犬，不做乱世人。现在人民的生活还过得下去，没到大规模死人的时候，绝对不需要改朝换代的巨大动乱。　　
而且在目前的局势下，如果共产党垮台，国家被政治狂热分子所主导，则极可能沦为美国人的砧上之肉。巴基斯坦、菲律宾、斯里兰卡这样的情况，对中国绝没有丝毫好处。　　
所以共产党的权威必须维护，国家稳定的大局必须维护。　　
中国不能跟美国相比，美国看起来很强大，但是，整个美国的历史，还不如中国一个朝代那么长。两汉400年，两宋400年，唐、明、清，都将近300年。美国能算什么？从1776年华盛顿立国到现在，不过234年，迄今尚未经受大危机（譬如大饥荒）的考验。美国国内矛盾的缓和，以吸纳世界资源、剥削别国为前提。一旦美国得不到资源，国内矛盾不可调和的时候，结局如何谁也不敢妄言。所以妄说美国的政治制度先进，现在还为时过早。　　
维护共产党的权威，我觉得可以修改一下宪法。党的主席理所当然成为国家主席，担任国家元首。任期可以延长，十年或者二十年，甚至终身制，都可以。譬如日本的天皇，英国的女王，都是不搞选举的。国家元首不频繁更迭，有利于凝聚民心。否则的话，上了一个君主，地位不巩固，总想到如何坐稳位置，等到位置坐稳，又要下岗了。这种频繁的更迭，会导致元首忙于具体事务，忽略大局的把握。总后台老板缺乏权威，国家就镇不住，大家各怀鬼胎，各自算计，忙于政治斗争，搞短期行为，不能沉下心去管理国家。这样国家是不会安宁的。　　
在这方面，中国历史给了我们很多教训。国家缺乏镇压，就一定会发生动乱。为什么要立储？为什么长幼有序？关键是为了避免社会动乱。长子哪怕是个饭桶，大家也拥立他。因为这个东西比较简单，无需争议，一个大一个小，立大的。如果论才能、功绩，那这个事情争不清楚，结果就是动手，就是社会动乱。　　
西晋的时候，晋武帝一死，八王混战，八个王死了七个，血腥可以见一斑。明朝的时候，朱元璋一死，儿子就跟孙子打了起来。康乾盛世，雍正为了国家不动乱，刻意树立乾隆的权威，杀死了乾隆的很多竞争对手。所以，国家是不能没有国本、没有镇压的。自然界的规则也一样，一山不容二虎，两个王关在一个门里，就是“鬥”。美国现在驴象两党哥俩好，那是还没到“兄弟阋于墙”的时候。中国如果套用美国的多党制，是愚蠢的选择，必然给国家带来动乱。历史已经给过我们答案。江泽民同志在2001年曾经有一次对纽约时报记者说，“要维护共产党的权威”、“西方式民主等于吃不饱饭”，我当时是最激烈反对他的。但现在我发现我错了。因为九年前我只有31岁，没有读过历史。小时候我读历史那是背书，不懂的。我读历史是在35岁以后，在江湖上混了很多年，才发现历史很精奥，了不起。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共产党的权威必须维护，胡锦涛的权威必须维护。这是大局。有人引用毛主席的话，说我的观点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我说这个事情要看具体的情况。国家现在还过得下去，没到改朝换代大规模死人的时候，怎么能反皇帝？共产党现在控制着国家的战略核武器，这是无可争议的镇压力量，当然应该维护共产党。推翻共产党，天下大乱，国家付不起这样的代价。　　
国家元首要承载、镇住这个国家，需要获得天下人的认可。党的主席担任国家元首，这个合法性在国家成立的时候就已经获得。要推翻这个合法性，需要改朝换代，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这个在历朝历代都一样。　　
　　
四、政改之二：内阁可以随时换　　
　　
与国家元首的稳定比较起来，内阁应该可以随时更换。如果党的主席任期改成十年，那么，国务院总理的法定任期，应该缩短为一年。每一年都应该接受质询、问责。干得不好，随时下台。　　
十二届七中全会提出过党政分开，其实是很好的建议。可惜能理解这个境界的人太少，没有真正实施。现在的情况，仍然是党政不分，问题非常严重。　　
内阁是干脏活的。所以国家元首绝对不能去干插手内阁的具体事务。那会毁了你的名声。G20峰会，哥本哈根峰会，国家元首绝对不要去参加。为什么？因为这个事情风险很大！G20签一个什么协议，万一办错了，那还了得！国家元首出面，办错了事情就完全没有了回旋余地。所以这样的脏活，让内阁去干。干不好，犯了错误，回来以后臭骂一顿，下台，找新手来替代。　　
但如果元首出面，事情就不好办了，一诺千金。明知上当了，也只能自咽苦果。　　
有不少人认为我懂经济，撺掇我去炒股，搞私募，我都明确拒绝。为什么？因为我是研究经济的，我对这些事情知道得太清楚。经济学原理我没问题，但原理和实战是两回事。实战的情况，是不断变化的。进入股市，钱一拍出去，我的对手是伯南克！这怎么能玩？在对经济学原理的理解上，我不会输给任何人，但是，炒股，不是经济学原理那么简单。伯南克能随意影响中南海的议事日程，我能够吗？这个实力不对等，涨和跌由他说了算，怎么能玩？决不能玩！如果真的去玩，侥幸赢两把有可能，长期较量绝无胜算把握。一旦失败，就会坏了我的名声。数学家能算出和牌的概率，但却不能把握玩牌的规则，人家一输了就动手，你的概率论再精，有什么用？气象学家能预见夏暖冬凉的趋势，但你能预见明年今天的温度吗？不可能，信息不够。股市也一样，不了解江湖，不了解各方实力，就谈不上胜算的把握，而这些东西都需要信息。所以实战与理论是两回事。　　
所以国家元首不能弄具体事务，这个道理是一样的。不是你的能力不行，而是你的信息不足。一旦办砸了事情，坏了你的名声，挽回的余地都没有。所以党政分开是很高的智慧。可惜理解的人太少。大家都习惯于埋头拉车，不擅长抬头看路。　　
如果把具体事务交给内阁去打理，国家元首的回旋空间就大得多。内阁办错了事情，可以得到有效的纠正。党政不分，错误的事情元首有份，造成的结果，就是一旦事情办砸了，只能死不认错。结果是国家利益受损，人民遭殃。　　
　　
五、政改之三：保持清醒的国家智慧　　
　　
内阁的事情办得好不好。元首是管不了的。因为事情太复杂，不可控的因素很多。元首只是一个人，一个脑袋，做不了那么多的判断。怎么办呢？把对内阁的问责职能，交给人大。　　
人大应该聚集一班有生气、有活力的人，最好多一些年富力强、充满锐气、有思想的年轻人。对于内阁的作为，人大应该随时监督、讨论，甚至争吵。人大应该是开放的，应当广泛吸纳社会舆论的看法，承担最高的国家智慧。　　
所以内阁办了什么事情，妥还是不妥，不需要国家元首来判断。直接交给人大辩论一番，自然可以看出端倪。　　
如果人大尚且拿不准的事情，还可以找政协，政协可以由元老组成，起到咨询、顾问的作用。　　
让人大、政协担当国家智慧的功能，国家元首就能得到进一步的解放。　　
一般的行政事务，内阁自己可以直接做，不需要请示人大。　　
但内阁所做的事情，人大是能够随时知道的，如果人大发现内阁有重大偏差，可以进行问责，问责通不过，可以投票解散内阁。　　
那么内阁自己要清醒一点，在必要的时候，对没有把握的事情，自己拿不准，就要请示人大，人大辩论，大家都觉得没事，内阁可以安心执行。　　
关键是要用脑子做事。　　
最琐碎的事情，内阁直接做，你不能凡事都请示。　　
中等的事情，交给人大审议，与人大保持沟通，你不能自作主张，失去人大的信任。　　
特别重大的事情，光人大审议还不够，一定要请示国家元首。　　
90%的事情由内阁完成，99%的事情在人大解决，只有剩下1%的事情，才能跑到元首这里来。　　
对于特别重大的问题，需要国家元首签署，签署后却发现有错误，那么追究起来，这个责任是人大的。你们那么多人，都吃干饭？痛骂一顿，集体罚站，活该。　　
如果签署之前，元首发现了问题，那么还可以发回重新讨论，当然，责骂也是少不了的。　　
所以元首对一般的事情不管，但对于涉及国家战略的重大事情有最后的问责权。问完以后还是交给人大、内阁去执行。　　
内阁、人大政协、国家元首，这么三级决策，都是独立的，这个流程代表了国家的最高智慧，这样的决策程序会让国家出错的可能性大大减少。　　
这个过程中，人大起到关键的作用，是国家智慧的核心。　　
要保持人大具备清醒的国家智慧，那么人大一定要由普选产生。这样人大代表才能真正独立，而且受到人民的监督。　　
现在的人大是有大问题的。主要是近亲繁殖，缺少生气和活力，离国家智慧差得远。说得不客气一点，一群老弱病残、福利院。这个事情问题非常严重！可能也是用进废退，反正我们的国家智慧，没有被人大所承载起来。　　
人大承载国家智慧，不干预内阁的具体事务，但能够监督内阁的所有行为，阅读内阁所有批文的复印件。除了必要的时候可以临时问责之外，人大每年年终要对内阁的表现搞一次法定问责。投票表决，如果内阁出现了重大失误，支持率不到三分之一，应该立即解散。支持率只有一半，可以等待三个月再投一次票。支持率超过三分之二，则可以继续执政一年。但是内阁连任，最多不能超过五年。　　
为了能保证内阁的更替不至于影响政府的运作，在全国人大设立一个甚至两个影子内阁是有必要的。影子内阁相当于替补队员，在现任内阁出现重大失误必须解散的情况下，能随时接替现任政府的工作。中国不搞多党制，但是一定要设立影子内阁。影子内阁一旦获得人大通过，主席授权，立即可以获得全部的行政权力。　　
　　
六、政改之四：共产党担当什么角色？　　
　　
共产党的主席理所当然成为国家主席，镇住这个国家。可以有大把的事情做。　　
第一，经营国家的武装力量。　　
共产党不问具体行政事务，但必须保持对武装力量的绝对控制。国防这一级，战略核力量，各大军区，各大军种，必须在共产党的严厉直接控制之下。　　
政府需要动用武装力量在国际上发挥角色的时候，可以向共产党提出申请，由共产党批准执行。国家的武装力量，可以为政府压住阵脚。但是又严格分工，不干预政府的具体事务。政府事务到人大为止，决不提交到共产党的案头。　　
各级共产党的组织机构不要跟政府一起办公，办公室直接设在各级军区的院内。管理各地的武装力量。军队和武装警察是用来控制局势的，要归共产党直接管理。司法、公安等自治性的运行机构，可以交给地方人大管理。反正一条，共产党只管大局。地方力量控制不了局势，才向共产党申请动用武装警察和军队。　　
第二，充当各级人大的总后台。　　
各级政府是在人大的监督下工作的。政府的年度工作计划、年度预算，都要人大审核。工作政绩及奖惩，也要人大问责。政府如果敢不听人大的话，那就是造反。共产党要充当人大的总后台，让政府听从于人大。这样，让人大和政府都成为文职机构，不敢滥用职权。　　
共产党领导这个国家，但却不具体干活，关键是控住了这么一个人大，而且充分授权，让其自治，不干预。　　
第三，经营舆论与民心，维护共产党的权威。　　
提升人大的智慧高度，确立人大的政治权威，让内阁对人大肃然起敬，不敢造次。让人民选举人大代表，让人大代表切实代表人民的声音，这个制度建设能最大获得民心。　　
共产党能从民心那里得知内阁、人大的声誉，并可以修正这个执政体系的问题。　　
共产党要确保舆论属于人民。　　
让舆论真实表达人民的声音。这是要害中的要害！　　
现在我们在舆论经营方面犯了大错误！主流媒体和门户网站都成了外国人的，鼓吹美国价值观，盲目崇外，全盘西方，美化汉奸，误导国民……做些这样的事情！　　
这是要出大问题的！　　
哪一天共产党垮台，就一定是垮在这些外国人控制的舆论工具手中！　　
共产党决不能容许利益集团绑架舆论，去做一些反人民、动摇国本的事情。那些恶意误导国家战略、恶意误导民众的舆论，是应该深入追究的。不能说“言者无罪”。“言者无罪”是指同一条船上诤言相告的情况，而决不是指恶意误导国家的行为。如果所有的“言”都无罪，那么，谋害岳飞的秦桧，出卖刘邦的曹无伤，都是“无罪”？　　
媒体这一块，不能让外国人控制，不能让利益集团绑架。一个笔杆子，一个枪杆子，事关国家存亡的大计，决不可以掉以轻心。繁体字的“國”就是一个围墙里围着“口”和“戈”，也就是枪和笔。　　
民为本，社稷次之，君为轻。共产党一定要清醒认识到这一点。做民心，像做家具一样，心中有数，有谱，作出的事情让人民敬畏，社会才能安定。这就是“得民心者得天下”。　　
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发展或者是不发展，这些具体事务交给国家智慧以及国家智慧控制下的政府去实施。共产党只管大局、稳定、民心，为政府保驾护航。　　
　　
七、关于党与政府的人事更迭机制　　
　　
共产党的各级领导人，由党代会推荐，由上级批准，再交党代会表决通过。终极控制权在上级。这个体系在我们国家已经运行了几千年，我们都很熟悉。也无需变更。　　
包括中央政治局成员这个级别的人员，也一样，党内协商，上级控制。　　
国家元首的更迭，由中央政治局控制，最终由现任元首控制。也就是现任元首可以与政治局协商，选择继任元首。　　
国家要稳定，设立储君是必要的，可以防止现任元首在遇到突发事故失去权力的情况下，国家不至于发生动乱。　　
每一任国家元首就职的时候，要举行就职仪式。这个仪式是必要的。要向毛主席的塑像行礼，以示继承毛主席钢铁般的国家意志。要祭奠五千年来的列祖列宗，以此承载所有国民对于这个国家的归属和忠诚。　　
但是，与党的领导体系更迭相反，政府的领导体系更迭则一定要变更。　　
在共产党控制了大局的情况下，内阁总理、各级政府领导人可以由任何公民担任。用人不拘一格，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这样更能充分释放民间的创造力。　　
政府运行的核心原则，是高度自治。各级人大代表、政府官员，一定要由人民选举产生，终极决定权在下级。受到人民的控制。　　
共产党要为这个东西护航。　　
最底层的，是村民自治。这个现在搞得很好。　　
乡一级行政机构，也要实行自治。乡干部的行为，要合公理、合民心。办事不偏袒，不谋私。　　
怎么才能做得到呢？村民选村干部，村干部再选乡干部。办事不公道的人，村干部可以将其选下来。　　
县、省、全国的人民代表，这个选举是个非常不容易的问题。　　
人大代表不能只是“参政议政”，人家去政，你只是“靠边”、“参”、“议”，这是不够的。人大代表本身应该具备丰富的行政经验，履行监督行政的职能，所以至少应该是“议政督政”。　　
那么这就对人大代表的素质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一个地方的可持续发展、资源、人口、就业、社会稳定，这些东西人大代表必须了然于心。　　
人大代表肯定要通过普选产生，但仅有普选又是不够的。　　
前半句话很容易，普选，加减法那么简单。　　
后半句话就很要命，除了普选，我们还需要什么？　　
我觉得，可以考虑由共产党出面，建立“人大代表资格制度”。这个制度对准人大代表的以下表现进行长期跟踪、考察、记录：　　
第一，基本素质。起码要会写会算，你能“写算俱齐”都达不到，心眼又不灵范，作人大代表肯定不行。　　
第二，品行。要经得起大众的考验。　　
第三，原创的学识。不一定是老庄这样的级别，但对问题能发表自己的看法。　　
第四，基层经验。一定要在社会的底层干过，体察民生疾苦。　　
第五，背景干净。不明不白的人，不能混进这个队伍。　　
暂时想到这么多。　　
有了这个资格制度，普选就能很好发挥作用。普选就像高考一样，只是一个瞬间的认证。而且通过率一定很低，顶多10%。不能像现在这样，四个选三个，还有一个是指定的“陪选”。很搞笑。如果普选人大代表，是十个选一个，这个选举决定权就会真正属于人民。　　
如果没有这个资格制度，搞海选，一定乱套。选出来的人鱼龙混杂。舞弊会防不胜防，说不定还动手。　　
普选的时候，共产党对选举过程实施观察，看选举是否公正。如果公正，则对人大代表的资格予以确认。　　
人大代表再选出人大主任。　　
县、省、全国一级的人大主任，由各级共产党组织提交中央，均由国家元首直接签署授权，获得国家认可。　　
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元首直接表达普通公民的意志。　　
共产党如果发现选举不公正，有问题，证据确凿，则向中央汇报，由中央授权查处。　　
在县、省、国家人大主任选举完成以后，党的工作就完成了。　　
县人大讨论，提名、表决通过县长、县政府的工作人员，并监督县一级政府的正常运行。　　
省人大讨论，提名、表决通过省长、省政府的工作人员，并监督省一级政府的正常运行。　　
全国人大讨论，提名、表决通过总理以及中央政府的人选。并监督中央政府的工作。　　
国家元首不再过问总理的人选。　　
各级党的领导机构，更加不能过问各级政府的领导人选。　　
县以下不再设立独立的行政机构，乡政府只是作为县一级行政机构的派出机构，无需国家元首授权。乡、村两级，都是高度自治。　　
在普选的情况下，如果想当市长、当总理，不用巴结领导人，你用心，为人民服务，呕心沥血，得民心，可以了。　　
除了公道，你没有任何道路可以钻营。　　
而公道自在民心。　　
人民选你，你不要辜负，好好干。　　
你没选上，说明有更高的人得到人民认可，你应该高兴。这是人民之福。而且你也一样光荣，因为你已经呕心沥血了，把自己献给了人民，你难道不光荣吗？　　
对人大代表的激励机制，也是非常重要的。准人大代表国家不养，但人大代表一定要有优厚的报酬。当然，一旦发现有贪污受贿，那也应该让其下场悲惨。　　
除了共产党之外，其他所有的民主党派一律解散。国家不容许任何的政治性组织、串联存在，所有的权利还给每一个公民，确保民意不受到组织性力量的操纵。　　
党的领导体系与政府领导体系，是互不矛盾的，党以民心为本，管全局，管政体，不干预具体事务。政府则由人民充分自治。这样的党政分工，既能够发现人才、顺应民意，保证政府的活力，又可以保证不致于出现政治狂热和社会动乱，确保国本不动摇。　　
　　
八、结束语　　
　　
中国目前出现了深重的危机。战略方向出现偏差，而且得不到纠正。我看到国务院开一次宏观经济形势座谈会，老大们一个个像菩萨，脸上没有灵气，没有忧愁，甚至没有任何表情。这是大问题。在这么一种政治体制下，无论怎么换人，都不可能扭转局势。因为都是一群菩萨。　　
党政不分，绑在一块，近亲繁殖，没有独立精神，没有监督，没有回旋的余地，国家就没有了灵气，没有了智慧。这样下去是极其危险的。一条路走到黑，结果是执政党垮台，社会动乱，代价惨重。　　
政治体制改革不容回避，而且是迫在眉睫。　　
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是党政分开：党管国本，政还于民。　　
　　
吴辉　　
　2010-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