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集纪录片《世界历史》解说词

大海

第78集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胜国英国、法国、美国、日本和意大利等帝国主义大国通过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两次国际会议建立的国际政治关系体系。由于巴黎和会达成的主要文件是《凡尔赛和约》，而他们在这个和约中遗留的问题是在华盛顿会议中补充的，因此这个体系被称为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这个体系的实质在于巩固战胜国的既得利益，维护它们之间的均势，反对新生的苏维埃俄国，镇压各国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该体系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政治格局的演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中心在欧洲，战胜国协约国英国和法国等国家决定在巴黎召开制裁和处理主要战败国德国和奥匈帝国的会议。与会的国家分别抱有各自不同的目的：

法国在战争中遭受惨重的损失，但因此而跃居欧洲第一号陆军强国的地位。为避免日后德国东山再起，要尽量削弱德国，因此在割地、赔款、裁减军备、处理殖民地和处理德国盟国等问题上，采取了苛刻的态度。

英国力求完全剥夺德国的海军和殖民地，维护自己的世界霸权地位，但同时不愿过分削弱德国的实力基础，以维持传统的大陆均衡，掣肘法国和对抗苏俄。

美国在战争中发了横财，集中了世界黄金储备的40%，成为世界上第一经济大国，并通过战争成为政治和军事上的强国。美国政府宣扬民族自决权和门户开放政策，达到削弱德国、对抗苏俄、抑制英法，从而实现它向全世界的渗透和扩张，驾御欧洲、称霸世界的目标。因此，美国在削弱德国的同时，又要保持它的实力基础，使其在欧洲对抗英法，并以鼓吹贸易航行自由、殖民权利均等原则，打进英法的殖民体系。在远东则压抑日本咄咄逼人的势力，扩大它在中国的影响。为此，美国在推行上述政策的同时，要建立一个它早已策划的国际联盟，把国际联盟纳入和约的内容，使和约成为国际联盟控制和管理下的和约。

意大利因力不从心，制订了有限的分赃和扩张目标，即独霸亚得里亚海和涉足巴尔干，它最关心的是对奥匈帝国的和约。

日本的主要目标在远东，使它从德国殖民者手中夺到的中国山东半岛的权益合法化，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获得德国在太平洋上的一些殖民地。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历史研究所 研究员 康春林）“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两大帝国主义集团重新瓜分世界的战争。可以想见，战胜的帝国主义大国英国、法国、美国、日本和意大利只会为各自的利益而斗争，根本不会真正给世界带来和平、安全和正义。”

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和紧张的筹备，1919年1月18日，规模空前的巴黎和会终于在法国外交部大厅开幕。参加会议的有英、法、美、日、意、巴西、波兰、中国、南非等32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共1000多名，其中全权代表70人。处理战后问题的巴黎和会体现和贯彻了战胜的帝国主义大国英、法、美、日、意等国的意志。参加和会的各国代表的权利是不平等的，享有整体利益的国家是会议操纵者美、英、法、日、意5个国家，它们可以参加一切会议，对所有问题提出议案。其他国家则是享有局部利益的国家，仅能在讨论涉及本国问题时允许出席，或仅能在5大国某一国的邀请下才能就与己有关的问题拥有发言权。会议把苏维埃俄国排除在外，德、奥等战败国也不允许出席。

和会成立了由5大国首脑和外长组成的十人会议即最高会议，它决定了和会的议题及其决定。十人会议的成员是：美国的威尔逊和兰辛、法国的壳利孟梭和毕松、英国的劳合·乔治和贝尔福、意大利的奥兰多和索尼诺、日本的牧野男爵和新田子爵。担任大会主度的克利孟梭坦白地说：只有五大强国先行解决了一切重大问题，然后才走进会场。他的话说明了列强主宰国际事务的本质。威尔逊、克利孟梭和劳合·乔治操纵了会议的大权。和会还设置了专门委员会会议和全体会议，它们只是在5大国认为需要时和已经作出决定和初步决定时才予以召开。

成立国际联盟是和会主要议题之一，各大国首脑迎合世界人民渴望和平的愿望，纷纷主张建立一个保障和平的国际机构，其中尤以美国总统威尔逊为甚，他坚持成立国际联盟应与和约共同构成不可分割的整体。但在盟约是否载入关于德国的大煤矿萨尔归属法国和关于海上自由的问题上，美国与法国、英国争执激烈。最后，在拟订的国际联盟国草案中，英法等得到的是实惠，而美国得到的是《国际盟约》的空文。4月28日，盟约在全体会议上一致通过，美、英、法、意、日为常任理事国。在《盟约》确定的殖民地委任统治的问题上，委任统治国家和地区也为英、法、比、日等所得。国际联盟的主要机构被英法所控制，美国总统威尔逊空手回国，陷入一片讽刺、谴责之声中。1919年11月19日，美国参议院以53：38的票数拒绝批准和约。

巴黎和会制订了苛刻的对德和约，称《凡尔赛和约》。态度严厉的法国、态度缓和的英国和反对过分削弱德国的美国，经过激烈的争斗和幕后交易，最后达成了妥协。1919年6月28日，在凡尔赛的镜厅，也就是48年前威廉一世宣布德意志帝国成立的地方举行了对德和约的正式签字。和约主要内容涉及疆界、限制军备、赔款、殖民地等问题，德国丧失了原有疆土的1/8和人口的1/10，陆军总数不得超过10万人，各类海军船只不超过36艘，赔款总额为1300亿金马克，交出全部殖民地。这是帝国主义国家间的一项掠夺性和约，是胜利者强加于失败者的不平等条约，真正受害的是德国人民。德国是在民族复仇主义的情绪中被迫接受和约的。德国总理谢德曼曾说：谁签署这个条约，谁的手就要烂掉。

由法、英、美控制的和会，还把干涉苏维埃俄国和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作为和会的重要议题，并在和会前后对两国进行了武装干涉。

1919年4至7月，在法、英、美组织下，先后由罗马尼亚、法国、捷克和塞尔维亚等国组成的绝对优势兵力对匈牙利发动了进攻，加上本国社会民主党右派的叛卖，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于8月被颠覆。

巴黎和会还先后与战败国奥地利、保加利亚、匈牙利和土耳其签订了《圣日尔曼和约》、《纳依和约》、《特里亚农和约》和《色佛尔和约》，就领土条款而言，《特里亚农和约》是苛刻的，而对土耳其的《色佛尔和约》是凡尔赛体系中最具奴役性的条约。在委任统治的名义下，列强瓜分了土耳其帝国，使其丧失了4/5的领土，几乎丧失了独立和全部主权。保加利亚和匈牙利这些民族国家因同盟国的失败而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它们反抗和不满的民族主义情绪成为德国法西斯掀起的修正边界领土的国际思潮的基础。另外，巴黎和约确定了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的国际地位。

中国是参加协约国一方的战胜国，巴黎和会本应无条件地将战败的德国占据山东的一切权益归还中国，但对中国怀有领土扩张野心的日本竟无理要求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全部转交给日本。为此，日本搬出它1915年强加给中国的殖民主义条约——二十一条和1917年它与英、法、俄、意等帝国主义国家签订的秘密协定等作为根据。中国人民掀起了强大的反对强权政治的运动，在国内舆论的声援下，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顾维钧和王正廷不畏强权义正词严、据理力争，并拒绝在作约上签字。和会的操纵者们把中国代表拒之门外，按照兰辛的说法：威尔逊出卖了一个伟大的原则，他们径自炮制了《凡尔赛和约》的第156条至158条。根据1898年中德条约及关于由山东省的其他一切协定，德国所获的胶州地区、铁路、矿山、工厂、海底电缆和一切附属之权利均为日本获得并继续为其所有。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历史研究所 研究员 康春林）“帝国主义大国在中国问题上的交易深刻地暴露了巴黎和会的实质，面对日本帝国主义赤裸裸的侵略行径和巴黎和会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对日本的纵容，中国人民掀起了强大的反帝反封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从此，中国人民民族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巴黎和会和俄国十月革命后，中国共产党诞生。从此，中国的革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以凡尔赛和约等构成的凡尔赛体系并非公平正义的国际关系体系，而是几个战胜的大国争夺利益的暂时妥协。它深化了战胜国与战败国、尤其是德国的矛盾，加深了战胜国之间的矛盾与帝国主义和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矛盾，加深了帝国主义与苏维埃俄国的矛盾。

华盛顿会议也称太平洋会议，是继巴黎和会之后又一次重大国际会议。华盛顿会议于1921年11月至1922年2月召开，出席会议的有美国、英国、法国、日本、意大利、荷兰、比利时、葡萄牙和中国。主要议题是削减和限制海军军备，缓和激烈的军备竞赛，协调列强在远东和太平洋的矛盾，重新划分势力范围。

巴黎和会及其所建立的凡尔赛体系主要是调整了帝国主义国家在西方的关系，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势力划分因种种原因而悬而未决。综合实力已升为世界第一的美国由于在巴黎和会上没有捞到实惠，遭受外交失败，便把外交重心放在东方，以此出发而谋求世界霸权。

在战后远东和太平洋地区争霸最激烈的是美、英、日三国，其中又以日、美两国的矛盾更为尖锐。列宁分析说：近几十年来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积下了无数的易燃物，因此这两个大国必然会为争夺太平洋和太平洋地区的霸权而展开激烈的搏斗。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历史研究所 研究员 康春林）“它们的斗争预示了二十世纪另一场大搏战，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将在这里展开，也预示了中国将会重新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争夺的重点在中国，战时和战后日本在华势力的急剧膨胀危及到美国的利益。由于有1902年缔结后又续约的英日同盟，日本向中国扩张似有不可抑制的势头。比如，中国棉纺业的外商纱厂几乎尽为日商所有。为了争夺这一地区的霸权，美国与日本、英国进行了激烈的海军军备竞赛，提出建造相等于世界上任何其他一国所有的最强有力的海军的计划，企图以实力为基础赢得竞争。激烈的竞争和矛盾冲突，迫使它们走向谈判，这就是华盛顿会议的背景。

1921年7月8日，美国向英、法、意、日、中5国提议召开国际会议，葡萄牙、荷兰和比利时也表示会议与己有关，于是会议范围扩大为9国。由于在此之前的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山东问题一直还是中日之间的悬案。

1921年11月12日，华盛顿会议正式开幕，美国国务院休斯被推选为大会主席。会议主要议题是限制军备问题、远东和太平洋问题。会议共通过了7项条约和13项决议，其中最重要的是美、英、法、日《四国条约》和美、英、日、法、意《五国海军协定》，还有9国签订的《九国公约》。其中《四国条约》以缔约各国彼此协商和尊重它们在太平洋地区的权利代替了过去的英日同盟。在海军军备问题上，各国在对美国的经济实力增长无可奈何的同时，力争维持和加强本国的地位。英国被迫放弃战前支持的双强标准，即英国海军舰只不能低于另外两强舰只之和。这样，英国开始失去长期的海上霸权；法国担心自己降到二等强国意大利的地位；日本在本国经济状况不允许的情况下，仍企图与美国抗争。经过激烈的争吵后签订的《五国海军协定》规定：英、美、日、法、意的主力舰的总吨位之比为5：5：3：1.75:1.75。

华盛顿会议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远东和太平洋问题，而中国问题无疑是这一议题的核心。中国收回山东的决心，受到了美国一定的支持，但美国迁就日本的顽固立场。经过会场内外的激烈斗争，于1922年2月6日签订了《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简称《九国公约》共9条。美国坚持的维护中国主权和独立与门户开放的原则的内容列为第一条，构成了这一公约的核心，尽管在实际上无视中国在会议期间提出的具体要求。中国与日本进行了艰巨的会谈，双方争执最激烈的是胶济铁路问题，中国代表顾维钧据理力争，同时美国也对日本施加了压力，最后迫使日本让步。

1922年2月4日，中日双方签订《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及其附约》，中国收回山东主权与胶济铁路，但中国却被迫付给日本5300万金马克的巨额补偿。

华盛顿会议调整了列强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关系，美国借此确定了它主张的门户开放、利益均等的原则，为美国排挤英日加强对华扩张准备了条件，日本独霸中国的野心受到限制。

华盛顿体系补充了凡尔赛体系称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维系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关系，这个体系建立在强权政治原则之上，暂抑制了帝国主义时代的矛盾和冲突，留下了严重的后患。

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随着德、日、意法西斯的崛起和侵略扩张，这个体系最后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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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9集 苏联的成立
十月革命以后，苏维埃俄国屹立在欧亚大陆上。这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被资本主义世界包围中的一个孤岛。帝国主义国家不能容忍在俄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而失去在俄国的巨额投资和滚滚利润，同时害怕社会主义革命的浪潮涌向欧洲。从1918年春夏开始，英、法、美、日、意等帝国主义组织了对红色俄国的武装干涉。同时，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在苏维埃国内策动武装叛乱，罪恶的战火烧向了西伯利亚、伏尔加河流域、乌拉尔、顿河流域、乌克兰、白俄罗斯，苏维埃国家四分之三的领土被帝国主义和白卫分子占领。

在战争的紧迫关头，饥荒，成了帝国主义军队和反革命白卫军的头号帮凶。1918年1月，粮食部门采购到的粮食只有计划的五分之一多，五月下降到十分之一多。炎热的夏天，在俄国两个最大的城市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工人们每天只能领到两片薄薄的面包，甚至整整一个星期领不到一粒粮食，饥饿露出狰狞的牙齿，掐向年轻的苏维埃政权的喉咙。

1918年5月9日，列宁给各地发出电报：红色首都因饥荒而处于灭亡的边缘。

然而，当城市在挨饿的时候、当饥肠辘辘的工农红军在前线流血的时候，家里藏着粮食的富农却在窃笑，他们赶着马车将粮食运到黑市上，以25倍于国家粮食收购价的高价格使他们的钱袋迅速地鼓起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历史研究所 研究员 黄立弗）“1918年春夏，布尔什维克党面临着战争与饥饿两个敌人，如果不能够解决粮食问题，布尔什维克党人将首先被饿死，反革命势力则不战自胜。为了保证前线和城市的粮食供应、赢得战争的胜利，布尔什维克党被迫采取强制手段，收集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同时排除一切商品货币关系，进行平均主义分配，这种经济形式，就是著名的战时共产主义。”

1918年5月9日，苏维埃政权颁布了粮食垄断法令。

1919年1月6日，颁布了《关于在产粮省份收集归国家支配的粮食和饲料》的法令，史称《余粮收集制法令》。为了贯彻余粮收集制，苏维埃政权大规模地组织了工人收粮队下乡。当时，约有十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工人参加了工人收粮队。为了对付拒不缴粮食的破坏行为，工人收粮队还配备了手枪、机关枪等武器。实行余粮收集制立竿见影，1919年到1920年度，国家征购到的粮食比上个年度增加了近两倍。红军战士干瘪的粮袋里有了面包，城市居民也能得到最低限度的口粮配给。

夏伯阳式的英勇的工农红军击溃了国内外反革命势力的多次大规模的武装进攻。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年轻的苏维埃政权迎来了胜利的黎明，战时共产主义为国内战争的胜利立下了功劳，苏维埃政权经受住了政治战场上的考验。

国内战争的硝烟已经熄灭，苏维埃俄国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必须重建经济。战时共产主义急于让经济按照共产主义的原则运转，但在这历史性功劳中，也潜藏了危机。战时共产主义在打击投机贸易的同时，取消了一切消费品的自由贸易，还建立了消费公社，负责在全国按照平均主义原则统一地分配食品和生活必需品。没有了贸易，也就不需要货币。

1920年1月以后，苏维埃政府撤消了银行，取消了货币结算，俄国出现了经济的实物化，经济失去了往昔的动力与活力，一派凋敝、死气沉沉。战时共产主义更大的危机潜伏在余粮收集制上。由于余粮收集制不仅强行征收农民的全部余粮，甚至口粮和其他剩余农副产品，而且，付给农民的是急速贬值的货币。农民没有心思种田，土地大片大片地撂荒，农村普遍出现了自发的骚动

在喀琅施塔得海军要塞还发生了兵变，农民与士兵表达对余粮收集制以及对实行了余粮收集制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强烈不满。农民的骚动和水兵的兵变，引起列宁的警觉和深思，他毅然作出决定：结束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行新的经济政策，重建频于崩溃的经济。

1921年3月21日，俄国通过了《关于实物税代替粮食和原料收集制》的法令。法令规定：取消余粮收集制，实行实物税，农民完税以后的粮食、原料、饲料的余额归农民自行支配，包括出售。新经济政策其他的措施还有：准许剩余副产品自由贸易，允许土地的劳动出租和辅助性的使用雇佣劳动，允许外国资本家和国内公民承租企业，实行租让制和租赁制，准许自由开办私人小企业，将已经国有化的小企业归还业主以及重建国家银行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历史研究所 研究员 黄立弗）“新经济政策的核心思想是以恢复和利用商业为杠杆，以对物质利益的关心为手段，刺激人们的生产和经营积极性，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生产力、发展经济，即：紧紧抓住商业这个环节，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迂回、间接地向社会主义过渡。”

新经济政策呼唤出了农民、工人、业主、商人的生产和经营的积极性，也呼唤出了丰收、财富与喜悦。1925年，是苏维埃政权发展历史上值得记住的一年。这一年，粮食产量比实行新经济政策前的1921年提高了一倍，农业基本恢复到战前的水平。不少农民富裕了，中农成为农村的中心人物；同时，工业指标也恢复到了战前的水平。艰难的战争恢复时期结束了，苏维埃政权在经济战场上也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

沙皇俄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十月革命以前，俄国实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民族压迫政策，列宁称沙皇俄国是各族人民的监狱。

1917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多民族的俄罗斯帝国土崩瓦解，民族分立浪潮涌动。一些民族地区成立了资产阶级政府，而在白俄罗斯、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乌克兰、高加索以及土耳其斯坦民族地区，苏维埃政权凯歌行进，红旗飘扬在这些民族地区的上空。

布尔什维克党努力建立新型的民族关系。1917年11月2日，发表了《俄国各族人民权力宣言》，宣布各民族拥有平等的地位和主权，各民族拥有自由和自决，直到独立和组织独立国家的权力。从1918年1月以后，有19个已经分离出去的民族自治共和国又加入了俄罗斯，组成了俄罗斯联邦。这时，还有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5个苏维埃共和国与苏维埃俄国并存，继续保持独立的地位。

在国内战争时期，为了攥拢拳头、打击敌人，苏维埃俄国已经与这些共和国分别缔结了条约，形成了军事和经济上的同盟关系。国内战争结束以后，兄弟苏维埃国家联合为统一国家的任务提上日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历史研究所 研究员 黄立弗）“因为这些共和国的资源分布和工业水平很不平衡，俄罗斯的机器制造工业发达，但是煤炭、石油等工业原料以及这些工业原料的加工业却分布在乌克兰、阿塞拜疆等其他共和国；俄罗斯的纺织工业发达，但是纺织工业的原料棉花却盛产在中亚细亚的乌兹别克、土库曼等共和国，这些共和国资源分布和工业水平的不平衡，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而把这些分散的兄弟民族统一在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家庭里，有利于合理地调配和利用经济资源，促进经济的发展。”

在建立什么样的统一国家的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方案和斗争。1922年8月，斯大林提出自治化方案，主张以俄罗斯联邦为核心，其他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联邦。列宁不同意这个方案，他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坚持各个民族国家平等的原则，提出其他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共同组成苏维埃共和国联盟。后来，斯大林修改了自己的方案。

1922年12月30日上午，来自俄罗斯联邦、乌克兰、白俄罗斯、南高加索联邦的全权代表团代表欢聚一堂，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条约上庄严签字。

1923年7月，第一届苏联政府——苏联人民委员会开始工作，列宁是人民委员会的主席。

1924年1月31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根本法》诞生了，这是苏联的第一部宪法，它用宪法的形式将伟大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国家的形式固定下来。

1924年，苏联宪法规定：联盟是各平权民族的自愿联合，每一共和国有自由退出联盟之权，一切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均可加入联盟。宪法对联盟与共和国的权限分别进行了规定，联盟的权限包括：外交、对外贸易、制定联盟国民经济原则和计划、领导运输和邮电、组织和领导联盟武装力量等。共和国的权限为：在本宪法规定联盟所属职权以外，均得独立行使自己的国家权力，例如：自由退出联盟，根据本宪法规定对自己的宪法进行修改等。

1922年12月30日以后，一个新的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个伟大的国家简称：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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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0集 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
十月革命前，俄国是军事封建的帝国主义国家。一方面，俄国的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垄断的阶段；但另一方面，俄国保留着大量封建制残余，仍是个落后的农业国家。20年代中期，苏维埃政权初步得到巩固。但是，欧美资产阶级轮番对苏联掀起政治孤立、经济封锁、战争叫嚣的恶浪。为了保障国家的经济独立和国防安全，苏联必须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

从1928年开始，苏联高速度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三十至四十年代初，苏联开始成为强大的工业国家，教育、科学、文化事业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苏联的强大与繁荣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奠定了物质的基础，也用事实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二十年代中期，苏维埃政权仍然处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和敌视中，把苏维埃国家从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强大的工业国家是社会主义的苏联继续生存与发展的唯一出路。实现工业化是布尔什维克党人的梦想。在苏维埃政权初期，列宁就提出了“社会主义=苏维埃政权+电气化”的著名公式。

1925年12月，在严寒和大雪中，联共（布）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开幕。这次代表大会被史学家称为工业化的大会。在这次大会上，确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针，同时根据苏联的国情，确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历史研究所 研究员 黄立弗）“苏联建立了中央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中央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调动了全国的经济、社会资源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这个体制被史学家称为斯大林体制。从1928年到1937年，苏联完成了第一个、第二个五年计划。1938年到1940年，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第三个五年计划实行了3年而被迫终止。第一、第二两个五年计划的重点是改造老企业、创立新的重工业部门。1928到1941年，工业投资占国民经济投资一半多，其中80%以上投入重工业。同时对农业进行了集体化的社会主义改造。由于战争的迫近，第三个五年计划的重点是发展国防工业。1938到1940年，对国防工业投资占工业投资1/4以上，同期，国防工业产品增加量高达工业产品增加量4倍。”

工业化时期，苏联充满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豪情，那是一个英雄的时代。发展重工业需要大量资金。1927年10月1日，苏联政府首次发行工业化国债2亿卢布，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全部公债被广大群众踊跃认购完毕。

1929年10月，由红色索尔莫沃工人首倡、五年计划四年完成的口号写在了全国各行各业工人大军的旗帜上。在工厂、铁路、矿山、油田，90万工人参加了社会主义突击队的竞赛，30万人获得突击手的光荣称号。

1935年8月，顿巴斯煤矿年轻英俊的掘煤手斯达汉诺夫在一个工作班6小时内用风镐挖煤102吨，超过原定额13倍。在斯达汉诺夫的带动下，苏联掀起突破旧定额、创造新记录、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社会主义竞赛运动。劳动人民向往社会主义强国，憧憬幸福生活迸发的无穷热情和创造力，成为推动工业化的发动机。工业化需要科学技术推动，工业化时期是善于学习的时代。当崭新的机器设备运进红色普提诺夫工厂等著名的老牌企业的时候、当数千座新的工厂拔地而起、从国外引进的先进设备安装就绪的时候，新的问题出现了：没有足够的技术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去开动这些机器，更缺乏懂技术、有组织能力的干部对新技术进行管理。

为了不让文化落后拖住工业化的脚步，1928年秋，苏联政府掀起了群众性扫盲运动。

1931年2月，斯大林提出了：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号召布尔什维克掌握技术，自己成为专家。

1935年3月，斯大林又提出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号召造就一支掌握技术、精通技术并十分内行地运用技术的人才队伍和干部队伍。在这两个口号的号召下，全党和全国人民积极投入文化和技术的学习热潮中。

从1929年至1939年，熟练工人增加了9倍，工程师增加了5倍多。苏联人民文化、技术水平的提高为社会主义工业化装上了加速器。工业化时期，苏联处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中，是一个威胁与机遇并存的时代。

1929年，正当苏联轰轰烈烈地进行工业化的时候，经济危机的飓风席卷了资本主义国家。斯大林巧妙的利用了由于生产过剩、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竞争残酷和矛盾尖锐的时机，货比多家，少花钱多办事，成为当时世界市场上西方先进技术设备最大的买主。

仅1932年，世界机器设备出口的一半被苏联买回家。苏联年轻的技术专家对西方先进技术进行了解剖、复制、仿制、改造。同时，斯大林利用西方科技人员过剩的行情，招聘来了许多西方著名的技术专家。在乌拉尔的马格尼托山麓，当时世界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大型钢铁厂就是由美国麦基公司，以美国最先进的钢铁企业为蓝本设计的。700多名美国和德国的专家与工程技术人员，分别参加了这项工程的设计与施工。美国专家约翰·卡尔德还被誉为解决苏联困难问题的能手，列宁勋章佩带在了这位美国专家的胸前。

在军工企业中，苏联同样利用西方公司之间的竞争，得到了西方国家先进的技术和设备。1932年至1940年间，美国马丁公司、道尼公司等20多家公司向苏联提供了轰炸机、轻型战斗机以及与飞机附件等有关的技术和设备。同时，苏联还得到了西方航空方面的新技术。

斯大林曾经说，在苏联约有三分之二的大型企业是由美国的帮助和技术援助建成的。据西方专家估计，其余的项目也大都是在德、英、法、意等国的技术援助下建成的。实施工业化计划的前夕，俄国落在西方先进国家后面足有50到100年。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迫使西方发达国家曾允许苏联踩在自己的肩膀上，使苏联用短短12年时间，将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工业国家。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钢铁、机械、煤炭、冶金等工业生产部门年增长速度高达28.5%。从1928年到1937年，工人队伍壮大了2.66倍，城市对商品粮和原料的需求陡增。但是，落后的农业没有跟上飞速前进的工业化的步伐，商品粮的供给与需求之间出现了巨大的缺口。

1927年12月，召开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着重讨论了农业问题。斯大林在报告中指出：解决农业落后的出路在于把小农户联合为以公共的互助的集体的耕种制为基础，利用农业机器和拖拉机，采用集约耕作的科学方法的大农庄。党的十五大通过了加快农业集体化的决议，同时确定了农民自愿参加集体化的原则。十五大以后，农业集体化和全盘集体化迅速推开。

1937年年底，93%的农户已经加入集体农庄，集体化的耕地面积达99.1%，农业集体化运动完成了，党和政府贯彻了以机械化巩固集体化的方针。

1930年和1931年，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制造厂和哈尔科夫拖拉机制造厂先后投产。到1937年，36万6千多台拖拉机被农民们喜迎回家。

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时，苏联基本实现了大田作物种植和收割的机械化、谷物收割与播种的43%和56%、秋耕的71%、翻种的83%是以机械化完成的。农业集体化解决了商品粮供需之间的缺口，在粮食总产量未增加的情况下，商品粮成倍增加。

1933年，国家通过义务交售制得到的粮食是集体化以前的2.2倍还多。农业集体化支持了工业化计划的实现。

在苏联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了令世界瞠目的奇迹。工人们五年计划四年完成的豪言壮语成了现实。从1928年至1937年，第一、第二两个五年计划都提前在四年完成。在苏联广袤的土地上，工业建设日新月异、捷报频传。横贯哈萨克斯坦荒漠的土耳其——西伯利亚铁路通车，第聂伯水电站蓄水发电，莫斯科地下铁竣工，连接莫斯科与伏尔加河的运河通航，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大型钢铁厂源源不断出钢。通过经济结构的调整，苏联初步建立了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

1932年，苏联大工业产值已经占国民经济总产值70.7%。

1940年底，苏联重工业产值比1913年增加了14倍。

1937年工业总产值已经跃居欧洲第一、世界第二。

伟大的苏联终于从落后的农业国一跃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

1936年12月，苏联通过了新的宪法，即《斯大林宪法》。斯大林在《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中宣布：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已经在国民经济的一切部门中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经济力量的增强为国防力量的建设提供了保证。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苏联的航空工业、兵器工业有了巨大的发展，苏联的军工技术专家研制出世界上最好的重型坦克，改制出先进的火箭炮，士兵们十分喜爱这种火箭炮，并以心爱的姑娘卡秋莎来命名它。苏联经济和国防力量的增强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奠定了雄厚了物质基础。

苏联在科学技术研究领域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塔姆和弗兰克因对伽玛线照射的研究在1958年获得诺贝尔奖。伊·彼·巴甫洛夫的神经反射学说使苏联的生物学研究攀上了当时世界生物学领域的顶峰。

三十年代是一个充满激情与浪漫的时代。苏联文学家高尔基的作品《我的大学》、肖洛霍夫的作品《静静的顿河》、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作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成为苏维埃文学的瑰宝和世界文学的珍品。苏联文学家、艺术家创造的无数灿烂的诗歌、电影、音乐作品是苏维埃社会主义时代火热理想、沸腾生活的写照。这些作品超越了苏联的国界，影响了从欧洲到亚洲、从非洲到美洲诸多国家一代人对社会主义的憧憬与追求。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历史研究所 研究员 黄立弗）“苏联在实现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过程中，在经济、政治等领域也出现了种种不正常的现象。例如，在农业全盘集体化中，出现了左倾冒进和消灭富农运动，侵害了农民的利益。由于重工业发展优先，轻工业的发展一直滞后，影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盛行，三十年代政治大清洗造成大量冤假案，这些问题阻碍了苏联的发展，为社会主义者留下了宝贵的教训。”

然而，上述种种问题只是二、三十年代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沉重的、不和谐的音符，而苏联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焕发的热情、才智、勇往直前的气概，以及苏联从落后走向强大，才是这些年代的主旋律。正是由于这个主旋律，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以后，社会主义冲破了苏联一国的国界走向亚洲、东欧和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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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1集 印度的非暴力运动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英国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印度作为英国领土最大、资源最丰富的殖民地，不仅是英国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还是它最大的海外投资场所。英国人来印度修铁路、开工厂、办银行、建立种植园、盘踞各经济要冲，对印度财富的榨取，变本加厉。

虽然英国本土的商人与英国人同时也兴办了自己的大工业，主要是棉纺织业，然而他们的努力不得得不到政府支持，还受到种种压制和排斥。印度工商业者强烈要求给民族工商业以同等的发展机会。为了给宠大的殖民统治机构和众多的商业公司培养公务人员和商业职员，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起，印度开始出现各类文理科的学院。1857年建立了加尔各答、孟买和马德拉斯三所大学。印度第一批近代知识分子就此产生，其中固然有殖民统治者所期望的洋奴，但越来越多的人不满英国人的压迫和歧视发出了要求改革的呼声。

资产阶级政治运动便应运而生。十九世纪中后期，印度各地先后建立了社会政治组织，提出了经济政治改革要求。

1885年12月，全印民族主义组织印度国大党成立，标志着印度民族运动进入了全国性斗争的阶段。

直到二十世纪初，国大党并无争取独立的大目标，第一个提出独立目标并为此而领导开展群众性政治运动的是十九世纪末国大党内出现的小资产阶级极端派。

1905年至1908年，在极端派的推动下，印度出现了争取独立的斗争高潮。然而国大党温和派还不想迈出这一步，只是在1905年通过了要求印度自治的决议。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国大党两派都宣布支持英国作战，130万印度士兵与英军并肩作战。在国大党的压力下，英国殖民当局宣布，战后印度将成为帝国内部的一个自治领，然而战后英国并未兑现承诺，反而制定了新的治安法——罗拉特法，以加强对民族运动的镇压。

面对英国统治者的顽固态度，国大党人义愤填膺，但却束手无策。老一套的集会抗议的做法显然无济于事，开展更激烈的运动、温和派又坚决反对。正当领导人一筹莫展之际，甘地带着他的非暴力不合作思想出现在政治舞台，立即吸引了资产阶级和广大群众的目光。

莫汉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1869年出生在卡提阿瓦一个印度教的官宦家庭，在英国留学回国后当律师。1893年，他应南非一印度富商之聘，赴南非为其处理债务纠纷，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在那里一住就是20多年，而且完全改变了生活道路。他放弃了律师职业和稳定的收入，全力领导印度侨民进行反歧视斗争。在斗争中，开始形成了甘地的非暴力思想。他认为：人性的真缔是爱，对一切人都要爱，对压迫者也要用爱来感化他们，而暴力是野兽的本性，使用暴力只能激起更强烈的仇恨，导致人性沦丧。他的高尚品格和牺牲精神传到印度，赢得普遍崇敬。诗人泰戈尔赋予他圣雄的称号，意思是伟大的灵魂。

1915年初，甘地回到印度，试图把在南非取得的经验和斗争方式运用于印度。和一般政治家不同，甘地有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他主张政治宗教化、宗教政治化，并宣称自己的使命就是把这一原则变为现实。

（北京大学历史系 教授 林承节）“就是把政治和宗教揉为一体，政治要以宗教追求的目标为指导，宗教追求的目标要结合政治来实现。什么是宗教追求的目标？甘地和一般人不一样，他要求人民不是盲目地去崇拜神灵，或者恪守教义、教规，以争取最终的解脱，而是要求人们在现存的这个世界上去努力追求真理。什么是真理呢？甘地说就是正义、和谐、完善，可见甘地的宗教信仰强调的是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是提升人和社会的道德水准，这是他的目标。但是，他认为在现存的世界上存在着很多的政治压迫、歧视、不平等、邪恶势力，因此要实现他宗教的追求的目标，就不能够绕开政治、必须结合政治、通过政治去实现。另外一方面，他又认为，政治必须以宗教追求的目标作为指导才有意义，否则的话，那么政治就变成了纯粹的权力追逐、利益追逐，毫无价值。”

对现代文明，甘地的看法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所代表的现代工业文明导致社会产生强烈的两极分化，由此滋生了种种弊端，印度的未来不应该是现代文明社会，而应该是一个以男耕女织为基础的、自给自足的、没有剥削没有暴力的小生产社会。现有的大工业可以保存，但必须为小生产服务。现有的城市可以继续发展，但必须为农村服务。这样的思想体系，国大党政治家没有人赞同，认为是空想、是复古倒退。所以，尽管对甘地的精神和品格人人敬佩，但在政治上则对他不屑一顾。然而，正是这个政治上不为人看重的甘地，却在国大党出现策略危机和领导真空的情况下，陡然显示了他的独特魅力，这是怎么发生的呢？

本来甘地对殖民统治者是抱合作态度的，他认为，英国的专制统治是违背正义的，但英国人讲求自由与正义，能够用非暴力斗争使其改正错误，对当局制定的罗拉特法，他就是这个态度。他号召各界群众用总罢业和绝食一天的方式表示抗议，得到热烈响应。所谓总罢业，就是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各行各业一起行动。旁遮普是斗争最激烈的地区之一。

1919年4月13日，阿姆利则市的近万名群众在贾利安瓦拉-巴格集会，这是一个近似封闭的广场，出口少而狭窄。英国将军戴尔以集会违反当局宣布的紧急状态法为由，率军队包围会场，不经警告就下令向密集的人群开枪，疯狂的血腥屠杀持续了10多分钟。仅据官方数字，就有379人被打死、1200人受伤，这就是骇人听闻的阿姆利则惨案。事件传出后，各地人民强烈抗议。然而1919年5月发表的享特尔委员会的调查报告不仅为戴尔的罪行百般辩解，还说印度人自己要对这次屠杀负责，这使甘地极为痛苦。

甘地对英国不满的另一件事，是英国在处理战败国奥斯曼帝国的问题上背弃诺言，严重伤害了印度穆斯林的宗教感情。甘地得出结论说，英国当局如此不道德、不正义，再不配享有印度人民的合作，因此他提出了反抗英国统治的两个近期目标：一是促成印度教徒和穆斯林联合而结成统一阵线；二是说服国大党接受进行广泛非暴力不合作的政策。

1920年9月和12月，国大党经过加尔各答特别会议和那格浦尔年会讨论，决定采纳非暴力不合作斗争策略，并授权甘地全权领导实施。从这时起，甘地成了国大党毋庸置疑的领袖。

（北京大学历史系 教授 林承节）“国大党它并不是根据甘地的思想体系接受这个策略的，而是根据自己的解释来接受的。非暴力在甘地那里是一种宗教信条，是一种不可动摇的原则，而在国大党人这边只是一个策略，只是一个在政治斗争当中权衡利弊做出来的选择。国大党为什么做这样的选择，因为国大党认为在英国殖民统治下不经过暴力斗争也有可能取得胜利。不经过暴力斗争有利于和英国保持较好的关系，有利于印度的发展，所以国大党也一直主张非暴力，这点和甘地一样，尽管他们的指导思想是完全不同的。至于说到不合作策略，国大党认为这很好，因为这个策略能够最充分地发动群众，这个策略是直接行动的策略，这个策略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延伸性和很强的打击力量，而这个非暴力有利于控制群众，所以这是国大党求之不得的策略，国大党能够很快就接受。”

1920年开展了第一次不合作运动，各阶层涌跃参加，除普遍抵制英货外，有的放弃称号、有的放弃官职、有的抵制法庭、有的抵制公立学校，抵制英国布、烟、酒的成绩最为显著，集中焚烧英国货的壮观场面到处可见。

11月17日，英国王储威尔士亲王访印，各界群众响应国大党号召举行总罢业欢迎他，亲王到处遇到的是空荡荡的街道。当局恼羞成怒，大举镇压、3万多人被捕。国大党内越来越多的人要求甘地领导抗税，以增加不合作的打击力度。甘地担心抗税会激起暴力斗争，非常犹豫，后决定，以孟买省苏拉特县的巴多利税区为试点。

在准备工作尚在进行时，1922年2月5日，联合省一个叫曹里曹拉的农村，发生了游行群众火烧警察署的暴力事件，甘地立即决定停止开展抗税斗争。他说神意已经很清楚，再不停止就会违反我们的非暴力誓言和对神犯罪。他进而决定停止不合作运动，要国大党转而从事建设性工作，包括推广手工纺织、提倡宗教团结、消除对贱民的压迫、建设新乡村等，殖民当局这才松了一口气。

1922年3月，当局逮捕甘地，判6年监禁。国大党在狱中的大多数领导人对甘地的做法都提出谴责，认为因个别地方出现暴力斗争停止整个运动是错误的。

1930年，甘地领导开展了第二次不合作运动，此时国大党内已经出现了以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和苏·鲍斯为代表的左翼，他们是开展新的斗争的积极推动者。次运动的特点是从不服从政府法令开始，故而称为不服从运动。甘地选择从破坏食盐法入手，因为政府对食盐经营的垄断和征收重税，其影响面是全国性的，最易于发动群众。

1930年3月12日，甘地率领选定的78名成员开始了著名的食盐进军。从阿迈达巴德的萨巴玛蒂真理学院出发，行程20多天，4月5日到达丹地，至海边捡起盐块以示破坏盐法。甘地同时号召普遍开展抵制英货、法庭和公立学校，这意味着要把不服从和不合作结合起来，使运动在多层面同时展开。这次当局从一开始就实行严厉镇压，群众斗志昂扬，以坐牢为荣。4月中旬后，在吉大港、白沙瓦和绍拉普尔出现了武装起义，甘地不赞成，但按照事先与左翼的约定，也没有因此停止运动。为了坚持非暴力方向，而又增大运动的打击力度，甘地决定采取一项新的升级行动，他要率领一批经过特别挑选的志愿队员，用非暴力方式进占政府的达拉沙拉盐场，把食盐分发给居民。不过在行动前，当局就将甘地逮捕了。按照甘地事先的布置，国大党领导人继续执行他的计划，两千志愿队员于5月21日到达现场。进占盐场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志愿队员任凭卫兵用大头棍抽打，血流如注而不还手，只要一息尚存，就爬起来继续前进，一组倒下，第二组继续，伤者遍地、血流成河。进攻持续到中午，2人被打死、320人受伤。这种勇往直前、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令在场的美国记者惊骇不已。这位记者描绘事件经过的现场报道在美国1350家报纸上披露，世界各大报转载，使世界舆论无不为之骇然。

不服从运动在各省以各种形式进一步开展起来，有少数地区如巴多利和联合省一些县，国大党还领导了有组织的局部抗税斗争。殖民统治者的镇压变本加厉，国大党领导人几乎全部被捕。到7月底，有67家报馆、55家印刷所被封闭。除镇压外，当局也用政治手腕瓦解运动，宣布将在伦敦召开有印度各党派代表参加的圆桌会议，制定印度下一步的宪政改革方案。甘地和国大党领导人鉴于一鼓作气取胜没有希望，只好妥协。甘地决定参加圆桌会议。1931年3月5日，在德里与总督欧文签订了停止不服从运动的德里协定。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甘地在1940至1941年领导开展了第三次不合作运动。不过运动的目标限于反战，参加者范围有限，对殖民当局没有形成威胁。英国当局希望国大党全力支持英国作战。国大党则坚持说，支持的条件是允许战后印度独立。由于英国顽固拒绝，1942年，经甘地本人提议，国大党授权他领导开展一场新的更大规模的不合作运动，以迫使英国退出印度。

8月8日，国大党全印委员会通过了决议，但殖民当局先发制人，未等散会就将国大党领导人和各省领导人几乎全部逮捕，想一举扼杀运动。出乎意料的是，满腔愤怒的群众或自发的、或在国大党基层组织领导下纷纷起而行动，在全国不少的地方袭击警署，破坏交通设施，把非暴力不合作变成了暴力不合作。斗争虽遭到了血腥镇压，但却使当局认识到，印度人民的民族意识已经充分觉醒，他们未来的行动超出非暴力范围是完全有可能的。这场暴力不合作斗争，对英国战后决定交出政权起到了关键作用。

1947年8月15日，英国人把权力同时交给印度和巴基斯坦，印度终于获得了独立。圣雄甘地带着宗教追求的虔诚倡导和领导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但印度实际上实行的只是作为国大党策略的非暴力不合作。非暴力不合作策略为印度找到了通向最终胜利的道路。

1948年1月30日下午，圣雄甘地遭到一个印度教极端分子的刺杀。甘地在生前，通过多次绝食来弥和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暴力冲突，他一生都在向自己的同胞谆谆教诲着和平协作的思想。

（印度学者 阿南德博士）“甘地的精神遗产已经融入到我们每个人的身体中去，对印度人民来说，甘地不仅是国父，而且在这个国家里发生的任何暴行，任何观念冲突，最终都在他的教义中或他的精神影响下。我认为，他留下的遗产可以作为我们最终的仲裁。”

的确，甘地的理想、行为和品格已成了印度人民最珍贵的精神遗产，它是强大的力量源泉，将永远激励印度人民用真诚和奉献精神努力建设一个进步、和谐和美满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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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2集 土耳其凯末尔革命
1919年，土耳其爆发了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瓜分、捍卫民族独立主权和建立民族国家为目的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这场革命因其主要领导人为凯末尔·阿塔图尔克，又被称为凯末尔革命。

十九世纪以后，奥斯曼帝国虽在南欧、西亚和北非拥有广大的属地，实际上已是外强中干的泥足巨人。克里米亚战争后，外国资本势力逐渐向帝国内部渗透。七十年代末起，列强开始掠夺帝国的边远领地，奥斯曼帝国成为列强角逐争夺的对象。帝国境内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的兴起也使帝国占有的疆域不断缩小，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奥斯曼帝国已名存实亡，全部领土仅为土耳其人聚居的安纳托利亚和欧洲的东色雷斯。

1914年8月2日，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第二天，奥斯曼帝国与德国秘密缔结同盟条约，承担了对协约国作战的义务。

1918年10月，奥斯曼帝国战败投降。30日与协约国签订《摩德洛斯停战协定》。此时的土耳其正面临着亡国的民族危机，英、法、意等国利用战胜国地位占领色雷斯、伊斯坦布尔和海峡地区、安纳托利亚东南部等地，开始实施大战期间缔结的瓜分奥斯曼帝国的密约。

1919年5月15日，希腊人在英法支持下占领安纳托利亚西部港口，伊兹密尔及其邻近地区，凯末尔形容当时奥斯曼帝国的形势时说：当时奥斯曼的国土完全被分割了，只剩下一小块土耳其人居住的土地，最后就连这一小块地方也想加以瓜分。在这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土耳其各地的爱国军政官员、知识分子、商人纷纷成立保护权利协会、救亡图存的爱国革命运动在各地兴起。

1918年12月19日，安纳托利亚东南部德米特约尔地方的人民反抗法国占领军，打死法军15人，安纳托利亚西部的农民建立游击队，抵抗希腊入侵，这些组织和反抗活动主要以保卫本地区的权利为宗旨，相互缺乏联系、活动成效甚微，联合各地民族主义组织、成立全国性机构、统一领导抵抗外国占领军斗争的任务提上了日程。时事造英雄，土耳其民族英雄、伟大爱国者凯末尔承担起了这一艰巨的任务。

凯末尔的故乡在巴尔干半岛南端、今属希腊的爱琴海城市法洛尼卡。1881年，他出生在一个木材商家庭，自幼酷爱军事的凯末尔，13岁时便进入当地的军事预备学校学习，先后就读摩拿斯提军事学院和伊斯坦布尔陆军大学。在军校学习时他参加秘密组织，抨击阿卜杜勒哈米德封建统治的弊政；青年时期又发起组织了祖国自由协会；土耳其革命时，为青年土耳其党人的联络和组织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1916年因战功卓著被提升为准将，获帕夏称号。

凯末尔坚决反对《摩德洛斯停战协定》的辱国条件，主张以武力抵抗英国人对地中海港口的占领。因建议未被采纳，1919年11月，他辞职从前线回到伊斯坦布尔。起初，他在议会和苏丹之间奔走游说，希望能成立一个强硬内阁、抵制协约国的压力。游说失败后，凯末尔开始认识到在外国控制下的伊斯坦布尔很难有所作为，便决心去安纳托利亚开展救国运动。恰好此时苏丹政府建议他出任安纳托利亚第9军督察使，凯末尔接受任命，被授予广泛的职权，于1919年5月19日到达黑海沿岸城市萨姆松。

遍及安纳托利亚各地的反抗占领军、保卫民族独立主权的群众自发斗争，使凯末尔看清了救国力量的源泉，增强了他拯救祖国的信念，凭借苏丹授予他的权力。凯末尔没有收缴军队的武器、解散民族主义组织，反而着手统一各地民族主义组织的活动。凯末尔利用一切场合向人民灌输“不独立、毋宁死”的思想，号召人民永远也不应失去希望，应该力图挽救国家，开展救亡运动。

6月22日，他向国内的一些军政当局发出《阿马西亚通知》，宣布国家的完整、民族的独立处在危机中，指出伊斯坦布尔政府已无力履行其承担的职责，只有民族的迫力和决心方能拯救民族的独立，呼吁建立不受任何影响和控制的民族委员会。通知宣布将在安纳托利亚的锡瓦斯紧急召开不受任何影响和控制的国民大会，要求各州立即选派3名赢得民族信任的代表与会。

苏丹政府下令凯末尔立即返回伊斯坦布尔述职，凯末尔对此不予理采，并于7月8日毅然辞去军职，留在安纳托利亚，决心为土耳其的完全独立而斗争。

经过凯末尔的积极工作，1919年7月23日，东部各省保护权利协会代表大会在埃尔祖鲁姆召开。接着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又于9月4日在锡瓦斯召开大会，正式成立了全国性的组织——安纳托利亚和卢梅利亚保护权利协会，凯末尔当选为16人组成的代表委员会主席，负责领导全国的民族斗争。锡瓦斯大会明确宣布：不论何种情况，我们土耳其之独立自由决不能听受他人之限制，所以凡我土耳其人民所居各省，不论何地，吾人均不承认其脱离帝国而独立。大会闭幕当天，代表委员会宣布即日起断绝与伊斯坦布尔政府的一切联系，要求费里特政府引昝辞职。同年底，代表委员会驻地由锡瓦斯迁往安卡拉，从此安卡拉成为民族解放运动的中心。

1820年初，奥斯曼帝国最后一届议会开幕，由于凯末尔及其支持者，取得了议会中的多数，议会于1月28日通过了《国民公约》，重申爱尔祖鲁姆大会和锡瓦斯大会提出的精神，申明土耳其领土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要求废除特权条约。

土耳其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尤其是议会的决定引起协约国占领当局的仇恨和恐惧。1920年3月16日，英国军队占领伊斯坦布尔，驱散议会，逮捕、放逐民族主义派议员。苏丹政府与敌人沆瀣一气，同年4月宣布民族抵抗运动为非法。针对外国入侵势力的猖狂气焰，代表委员会下令拘留安纳托利亚的英国官员和军人，宣布召集拥有非常权利的新议会。许多爱国者从外国占领下的伊斯坦布尔奔往安卡拉，其中包括不久后成为民族解放运动重要领导人的伊斯梅特和费夫齐帕夏等人。

1920年4月23日，大国民议会在安卡拉召开，成立了以凯末尔为首的安卡拉政府。大国民议会通过决议，郑重宣布伊斯坦布尔苏丹政府3月16日以后与外国签定的一切条约法令无效。议会以凯末尔名义给列宁写信，要求苏维埃政府支援土耳其的民族事业，并向莫斯科派出代表团。

苏丹为了铲除安卡拉政权，动用了他作为君主和宗教领袖的全部权威，伊斯兰教教长颁发教谕，宣布民族主义者为反叛苏丹哈里发的暴徒，军事法庭缺席判处凯末尔等人死刑。苏丹政府还在安纳托利亚组织哈里发军挑起武装叛乱。

1920年夏，协约国唆使希腊军队在安纳托利亚展开攻势。6月22日，希腊6个师的兵力越过希土军队之间的临时军事分界线，很快就攻占了布尔萨等大片地区。8月10日，巴黎和会通过了《色弗尔条约》，苏丹政府签署了这一剥夺土耳其民族生存权利的亡国条约。至此，奥斯曼帝国寿终正寝。

在这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凯末尔动员民众与苏丹政府煽动的武装叛乱和外国入侵者斗争。在议会，他发表义正辞严、激动人心的演讲。在斗争前线，他依靠伊斯梅特、费夫齐帕夏等军事将领，把奥斯曼帝国残存的军队和分散的农民武装改建成一支有相当战斗力的民族武装。

新建的土耳其军队在1921年年初的两次伊诺斯战役接连击退希腊军队的进攻。同年8至9月又粉碎了希军占领安卡拉的企图。与此同时，凯末尔在国际上积极寻求各国的同情和援助，促使安卡拉政府与苏维埃俄国缔结了友好条约，他充分利用协约国内部的各种矛盾，使法、意单独与安卡拉政府订约，承认民族主义者政府，从而极大地孤立了英国及其傀儡希腊政府，为独立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1921年7月，希腊国王康斯坦丁在英国支持下，指挥十万大军向安纳托利亚内地发动总攻击，企图一举攻克安卡拉、消灭民族独立运动。为了组织有效的抵抗，凯末尔不得不主动退却，延长敌人的供给线。他果断命令土军撤退到萨卡里亚河东岸，重新构筑防线。当时安卡拉已可以听到前线隆隆的炮声，市民、政府机关开始撤离市区。凯末尔指挥若定，充满必胜的信心，他给全军下达的命令是：防线是没有的，有的是阵地，整个祖国就是一个阵地，祖国的任何一寸土地在浸透同胞们的鲜血之前决不丢弃。凯末尔身先士卒，从马背上摔下来跌断了肋骨，仍带伤指挥战斗。经过22个昼夜的浴血奋战，土耳其军队终于抵挡住敌人的进攻，迫使敌人退到原先的阵地，16500名土耳其士兵在战斗中英勇捐躯。萨卡里亚河战役的胜利是土耳其民族独立战争的转折点，它迫使入侵的希军从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守。

1922年8月25日深夜，凯末尔下达了总反攻的命令。次日清晨，密集的炮弹突然倾泻到希军阵地，全面反攻开始了。土军突破希军防线，以摧枯拉朽之势直插地中海，活捉了敌军部司令。9月9日土军收复伊兹密尔。9月18日肃清了安纳托利亚的希腊军队。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土军歼灭敌军7万5千人、缴获大炮284门、机枪2千挺、飞机15架，土军继续向协约国控制的海峡地区推进。

英国本想凭借武力进行反扑，无奈此时法、意两国已不愿为英国利益去冒险，把他们在恰纳卡累驻军撤退到海峡的欧洲一边。英国政府被迫作出体面地退出战争的抉择。10月初，英、法、意代表在穆达尼亚同土军西线司令开始停战谈判。11日签订停战协定。土耳其人民经过英勇斗争确保了《国民公约》所要求的领土完整。

独立战争胜利以后，土耳其面临着两大任务：签订和约、建立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签约任务尽管小有波折，但大势所趋。1923年7月24日，协约国被迫与土耳其签定《洛桑条约》，承认土耳其的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历史研究所 副 研究员 张晓华）“建立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实现真正的共和制，决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围绕着政权形式和苏丹哈里发的前途问题，议会一直争论不休。历史上的土耳其是一个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国家的统治者既是苏丹也是哈里发，集世俗的权力和宗教的权力为一身，苏丹就是国王，哈里发是伊斯兰教的最高宗教领袖。这种把王权和教权紧密结合的封建神权专制制度成为了奥斯曼帝国社会发展的主要障碍。在独立战争期间，出于策略上的考虑，民族主义者没有把苏丹哈里发问题提上日程。洛桑和会之前，协约国分别向安卡拉的民族主义政府和伊斯坦布尔的苏丹政府发出邀请信，请他们派代表参加洛桑和会。这种双重邀请预示着一种国家权力、分裂的前景、紧迫的形势促使凯末尔下决心解决苏丹制度。”

1921年1月20日，大国民议会通过的根本组织法（宪法）规定，主权应该无保留地和无条件地属于民族所有，大国民议会是人民的唯一真正代表，是立法和行政两项权力的保持者。凯末尔始终坚持这一立场，与议会中的反对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1922年11月1日，大国民议会经过激烈辩论，决定废除苏丹制，从此结束了奥斯曼皇室长达600年的封建统治。废除苏丹制以后，在解决宗教领袖哈里发的问题上，统治集团内部的意见也一直相左，凯末尔决定解散议会，进行新的大选，他通过筹建人民党，发表该党九点竞选纲领的方式，重申了他的观点。竞选纲领虽然没有公开提出建立共和国的任务，却充分体现了它的资产阶级性质。九点纲领使新党候选人在议会选举中一举获胜。

1923年9月 人民党正式成立，通过了第一个党章，宣布该党建立在共和主义、平民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基础之上，土耳其宣布共和的时刻已经到来。

10月29日，议会在共和国万岁的欢呼声中通过建立土耳其共和国的决定，凯末尔当选为共和国首任总统。此后，土耳其政府进一步废除哈里发制，在政治、经济、文化、司法等领域实行一系列资产阶级改革，一个新的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在封建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上迅速兴起。

大海

第83集 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
1929年10月24日，美国历史上的黑色星期四，纽约证券交易所突然出现狂抛股票的风潮，共交易近1300万股股票，超出每日正常交易量十多倍。在金融投机和泡沫经济中，狂涨上去的股票价格，现在一泻千里，以致行情报价跟不上跌价速度，许多人顷刻破产、负债如山，当天就有8人自杀、以死抵债，金融恐慌开始了。然而这只是资本主义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破坏最重的经济大危机的发端。此后的四年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陷入了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全局性危机状态中，资本主义制度受到巨大冲击、风雨飘摇。

黑色星期四、中午12点，一批金融巨头在华尔街摩根财团办公室紧急会晤，决定筹集巨资救市。随后两天，局面暂时稳定，但到了28日、星期一，股票抛风再起，有925万股股票如潮水般抛出，金融巨头们终于财穷力竭、无力抵抗，他们在夜晚发表声明：放弃救市行动，大恐慌无可阻挡地到来了。29日、星期二、上午10点，股市开盘在锣刚刚响过，巨量的股票不顾一切抛出，甚至不计价格，却没有多少人想买进，场面十分混乱。开盘半小时，抛出300万股，12点时超过800万股，1点半时超过1200万股，收盘时达到了1641万股，股市终于崩溃，股票行情下跌了12.82%，上百亿美元顷刻化为乌有，经济大危机的序幕揭开了。此后美国股票一路暴跌，以1926年股指为100点计，1929年11月有145点，1930年12月跌到102点，1931年12月跌到54点，1933年的情况极为严重，在6月竟然跌到了34点，股指损失了5/6，近千亿美国资产如肥皂泡破灭般地消失了。1929年9月到1933年1月，30种工业股票从平均每股364.9美元跌到了62.7美元，下跌了82.8%。20种铁路股票从平均每股180美元跌到了28.1美元，下跌84.4%。股市狂跌像瘟疫一样迅速扩散，其他国家的股市也纷纷暴跌。同一时期，英国股指从121点跌到73点，法国股指从465点跌到225点，德国股指从107点跌到45点，加拿大股指从209点跌到49点。股市危机如同第一块倒下的多米诺骨牌，引发连锁反应，化为世界性经济大危机。

大危机首先沉重地打击了美国，成千上万的工厂和银行倒闭。1930年，有26400家公司和934家银行破产倒闭；1931年，有28300家公司和1440家银行；1932年，有31300家公司和1453家银行；1933年，有20300家公司和1783家银行破产倒闭。人们惊慌地涌入银行大量提走存款，美国黄金储备大量流失，资本输出一落千丈、几乎完全停止。

1933年初，全国的银行基本停业了。金融是现代经济的神经中枢，它的瘫痪必然导致整个国民经济的巨大破坏，美国经济几乎崩溃，美国国民生产总值连续性下降。1929年为1031亿美元，1933年降至556亿美元，三年中损失了近一半。10年后的1940年才恢复到996亿美元。

美国工业生产在1932年7月落到了最低谷，对比1925年5月，直线下降了55.6%，钢铁业下降了近80%，机床制造业下降了87%，汽车业竟下降了95%。

经济危机导致大量失业人口，人民生活严重贫困，美国失业者在1930年有400多万人，1931年达到800万人，1932年突破千万人大关，1933年最严重，失业人口最多时有1700万，接近美国劳动力的1/3。1930年10月到1931年3月，底特律的69万工人中就有22.3万人失业，仅在6天中该城有5000户人家无力支付银行抵押贷款而失去住房。失业者遍布城乡、饥寒交迫、流离失所，住进了用木板、铁皮或纸盒等搭成的胡佛小屋。这些简陋的住处之所以被叫做胡佛小屋，是因为胡佛竞选美国总统时曾经许诺工人，每家有鸡吃、还有汽车开。

美国一度有3400万人没有收入，占总人口的28%，甚至有大批学校破产关门。1932年，仅纽约就曾经一度有30余万学生失学，无数的人们依靠施舍救济度日，恐惧和失望笼罩全国，大危机被称为是美国的历史大悲剧。

大危机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1933年，加拿大国民生产总值几乎减半，1/5的加拿大人依靠微薄的救济度日，全国1/3的劳动力失业，1939年前的失业率都在12%以上，而物价和工资大跌，致使大多数人的生活更加穷困。英国的情况虽然不如美国那么严重，但也遭受沉重打击。危机最严重时钢铁业减产一半，造船业减产91%，失业者最多时有300万，失业率达到22%。在煤炭和造船等行业，有60%以上的工人失业，作为世界货币的英镑，于1931年放弃金本位制、宣布贬值。德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国，在支付大量赔款和发生多次危机后，又遭沉重打击。1932年的工业生产倒退30年，几十万家企业破产，失业者最多时有800万，近全国工人总数的一半。日本1931年的工业总产值比1929年下降了近1/3，主要工业部门开工率只达50%，300万人失业。法国等国情况大同小异，数百万失业者到处流浪、寻找工作。

危机之下，大量产品显得过剩了，市场价格大幅度下跌。1929年1月到1933年1月的批发价格：荷兰下降了49%，法国下降了38%，美国下降了36%，德国下降35%。法国的小麦价格从1930年每公担160法郎跌到1932年的80法郎。尽管物价下跌，人民因为失业和工资下降却无力购买，商品严重积压，于是，资本家大量销毁过剩产品：美国把牛奶倒进密西西比河，加拿大烧毁小麦，日本将粮食留在田地霉烂肥田，德国拆毁钢铁和机械生产设备。与此同时，千百万人却在忍受饥饿，儿童营养不良，这一切构成了极具讽刺意味的历史画卷。

这次大危机的特点是金融危机、产业危机、贸易危机、社会危机和国际危机同时并发，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陷入全面混乱，西方国家的相互矛盾迅速恶化，大加剧了大危机的破坏力。如英镑贬值后，五六十个国家的货币纷纷贬值，出现贬值大战：美元于1933年贬值40%多。为转嫁危机和保护本国，许多国家采取保护主义政策，中断了许多经济联系，整个世界秩序已经瓦解成各种相互竞争的小单位。

1931年至1933年，有24个国家拒付国家外债，9个国家拒付商业外债，创造了国家破产的历史记录。据估算，这场危机使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损失了2500亿美元，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物质损失还多800亿。同时，西方国家为了挽救自己，加剧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压榨，转嫁危机。英国统治下的印度，1932年农产品价格下跌50%，无数农民破产。拉丁美洲的香蕉、糖、咖啡和矿产品堆积如山、无法售出，失业者数以百万。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历史研究所 研究员 吴必康）“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的直接原因是20年代美国出现经济繁荣，即柯立芝繁荣，在它的背后隐藏着严重的危机：一是虚假繁荣，掩盖了贫富差距和市场供求的矛盾；二是狂热的股票投机，增加了金融市场的风险程度；三是美国政府和胡佛总统危机处理和指导思想严重失误，事前未能预防，事中消极处理，恶化了危机。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经济危机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早在二十年代的美国经济繁荣中，已经潜伏了多种危机因素，比如：贫富差距太大、大量财富集中于少数富人，广大社会下层人民因贫穷而缺少购买力。1929年的美国，占人口5%的富人，却占有全国个人收的1/3。同时，年收入低于2000美元的贫困家庭却高达全国家庭的60%。另外，危机发生前的失业者已有200多万。另一个突出因素是猖獗的投机活动，如股票和房地产的投机狂热，形成了泡沫经济，纽约交易所的上市股票从1925年1月的4.43亿股增加到1929年10月的10亿股以上，股价比票面价值高出3至20倍，有的甚至高达50倍，股票的成倍涨价，严重脱离了实际价值，最终在1929年的黑色星期四一落千丈。

这次大危机发生之时，正值胡佛担任美国总统之际。胡佛在从政前是一个工程师，就任总统前已经连任商业部长达8年。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柯立芝繁荣中，1928年8月，胡佛说：今日的美国已经接近征服贫困的最后胜利，贫民救济院即将消失。大危机前夕，胡佛在总统就职演说中又声称，我对美国的前景没有担忧，前途光明、充满希望。话音落地不久，危机爆发。起初，胡佛竟盲目乐观，保证危机和失业将在60天内结束。这种判断致使政府反映迟钝，举措无力，延误了时机。政府的拯救不力，主要原因在于胡佛，大多数经济学家和商人坚持传统的自由放任思想，认为政府不应当干预经济，政府的公共工程和其他计划不会增加需求而繁荣经济，反而政府的救济会损害美国人民的进取精神。甚至1932年失业者突破千万人大关时，胡佛在座仍然认为无需大规模干预，待到他们认识到危机严重已为时太晚、无可挽回。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历史研究所 研究员 吴必康）“在更深刻的意义上，大危机产生于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多种内在弊病，如经济的无序性和放任自流，资本家只图私利，不顾社会的自私本性，政府死抱过时的自由放任政策，缺乏必要的国家调控以控制危机发生，社会财富分配机制存在严重问题和不公正等，这些都反映出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


大危机迅速激化了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直接危及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存亡。中产阶级备受打击、地位下降。下层人民更是困苦不堪。社会不满日益强烈，人民爆发出大规模抗议和反抗斗争。1930至1933年的德国，出现日益高涨的罢工浪潮。鲁尔地区30万矿工举行大规模罢工，德国社会冲突日益严重，革命形势日益明显。1929至1933年，美国有许多次反饥饿大游行。这次大危机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有灾难性的时期之一，一些人惊呼社会快要崩溃，革命快要爆发了。


罗斯福总统在1933年就职演说中承认：大量失业公民面临严峻的生存问题，还有大量的公民辛苦劳作而报酬极少，只有愚蠢的乐观者才会否认当前的黑暗现实。

在英国，曼彻斯特失业工人的请愿书《我们的贫困—你们的责任》指出：该城失业者在7万人以上，近30万男女和儿童因此生活困难，全国失业者有275万，1/6的人口陷入最可怕的苦难。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一个富裕世界中被迫忍受贫困，因为富人情愿贷款给外国和进行战争，而不愿投资经济和救助穷人。并且警告政府，不要以为巨大的失业惨剧可以无休止下去而不会产生致命灾难，饥饿者也就是愤怒者。《请愿书》发出了清晰的革命信号。

西方国家的社会动荡使资本主义制度受到深刻怀疑，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则被广泛传播，令统治阶级震惊。


同时，法西斯主义迅速泛滥。在德国和日本，法西斯主义日益猖獗，并试图夺取政权。即使在英美这样的老牌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也出现了法西斯主义组织，如英国法西斯联盟和美国军团等，他们还得到了一些大资本家的支持。1934年，美国军团企图策划50万退伍军人进军首都，发动法西斯政变。大萧条的种种问题威胁着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资本主义来到了一个重大历史转折关头。

1933年初，德国纳粹希特勒和美国新任总统罗斯福先后上台执政，他们分别提出了挽救危机的两种不同办法，也代表了资本主义在大危机中的两条不同的出路，这就是实行集权统治、发动侵略战争的德国法西斯道路和坚持民主制度和进行大规模改革的美国新政道路。资本主义世界究竟何去何从成为那个时代的最大悬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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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4集 罗斯福新政
1929年到1933年，是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时期，美国首当其冲，经济濒临崩溃、社会动荡不安，陷入极为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中。然而，当时的胡佛政府面对危机却无所作为。危机时刻，富兰克林·罗斯福当选总统，他利用国家干预手段，提出了一系列缓解危机的经济和社会改革措施，史称罗斯福新政。

1932年是美国大萧条时期最残酷的一年，经济一直在螺旋式下降。纽约证券交易所行情牌上的股票价格只相当于1929年的百分之二十一，投资者的损失达740亿美元，相当于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全部战费的三倍，全国有五千多银行倒闭，八万六千家商号停业。作为重工业的关键链条的钢铁工业开工率只有百分之十九点一，大批工人失业。1932年，全国有百分之二十八的人口没有任何收入，有二十七万三千户人家被房东撵走，许多人流落街头。这一年国民生产总值比1929年减少1/2左右，大量农民破产，农业收入下降60%，全国劳动力有1/3失业。

面对这种危机，胡佛政府仍然死抱着自由经济的教条而无所作为。1932年4月7日、星期四，一个充满自信的声音从全国联播的广播节目中传来：在这个不幸的时代，我们要制订出一些计划来，把希望重新寄托在那些压在经济金字塔底层、被人遗忘了的人们身上。这个声音来自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富兰克林·罗斯福。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于1882年1月30日出生在纽约州海德公园镇，他父亲是金融家、律师。他的堂兄西奥多·罗斯福担任过纽约州州长和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哈佛大学主修政治、历史和经济，1904年毕业、获学士学位。毕业后，他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随后，他进入纽约市的卡特·莱迪亚·米尔本律师事务所实习。1910年，他当选为纽约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并连任两届，由此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1913年，罗斯福被任命为威尔逊政府的海军部长助理。1921年，春风得意的罗斯福却不幸患上脊髓灰质炎，双腿瘫痪。面对这个严重打击，他以开朗的性格和坚定的意志，在夫人伊莲娜的帮助下经过三年的治疗和艰苦锻炼，最终使病情好转，不过他从此离不开轮椅了。治疗以后，轮椅上的罗斯福东山再起。1929年到1933年，他担任纽约州州长。

1932年，罗斯福被提名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他的竞选口号是：投民主党一票、踢走经济萧条。罗斯福最终大获全胜，赢得42个州大约2300万张选票，占投票总数的57%。1933年3月4日，罗斯福宣誓就职，他发表了后来美国历史上被奉为经典的就职演说。他说：首先让我明确地说，我坚决相信我们唯一该惧怕的是惧怕本身，一种无名的、丧失理智的、毫无道理的恐惧心理，它能把我们搞瘫痪，什么事也办不成，使我们无法由退却转为进攻。面对濒临崩溃的经济形势，罗斯福说：我将要求国会授予我一件唯一足以应付目前危机的武器，这就是，让我拥有足以应对紧急事态，发动一场大战的广泛的行政权，这种授权之大，要如同我们正遭到敌军侵犯时一样。罗斯福的新政开始了。

（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图书博物馆 鲍勃·克拉克）“我认为，应该记得当罗斯福1933年三月就职的时候，美国正深陷于经济大衰退的时期，美国有四分之一的人失业，全国很多银行倒闭、股市崩溃、财富锐减，全美国的人民都大体有了经济危机的意识。”

罗斯福新政的第一个一百天被称为新政百日。入主白宫后，每天工作14个小时的罗斯福总统似乎有无限充沛的精力，到国会议员们精疲力竭、宣告休会的那一天。一百天的时间内，罗斯福已经发表了十次重要的演说，建立了每周举行两次记者招待会和内阁会议的惯例，宣布废除了金本位制，向国会提出了十五篇咨文，通过了十三个重要法案。

从1933年到1934年，罗斯福实施了第一期新政，通过了70多项法律，稳定了摇摇欲坠的经济形势。罗斯福新政的第一个举措是，国会通过了紧急银行法，清理整顿银行，恢复金融系统是当时最为紧迫的事情。就在罗斯福总统就职典礼的当天，由于大规模的挤兑，全国大部分州宣布银行歇业停止付款，纽约证券交易所正式关闭，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也关闭了，这是美国85年来的第一次，全国金融的心脏停止跳动了。

就职典礼的当天晚上，罗斯福坐在胡佛刚刚搬走后留下的空空荡荡的椭圆形办公室里，着手制定《银行紧急法案》。法案规定：囤积货币要判刑，授权政府以各银行的资产为储备，发行20亿元新钞，国会仅用37分钟就通过了这项异乎寻常的法案，美国政府的印钞机器全部开动了。但是，如何才能说服人们把紧紧攥在手心的黄金和货币放出来呢？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如果不按照退还从银行提取的黄金，银行将公布他们的姓名。一时间，多少床垫为之撕裂，多少铁罐为之出土，人们排起长队退还黄金。联邦储备委员会大受鼓舞，接着宣布要各银行上报过去两年内提过存款的人名，银行门前的队排得更长了。以此为储备，联邦政府又发行了六亿五千万元的新钞，一剂猛药取得了效果。不出一周，就有一万三千五百家银行复业，交易所又响起了电锣声，纽约股票的价格猛涨了百分之十五，道琼斯的股票行情发报机上传出这样一句话——幸福的日子又来到了。幸福的日子虽然还没有真正回来，金融恐慌总算过去了。

为了稳定人们恐慌的心理，罗斯福把美国当成了一个大课堂。1933年3月12日，总统府楼下外宾接待室的壁炉前头装上了美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共同广播公司的扩音器。罗斯福准备向全国宣讲银行暂停营业问题，总统说希望讲得亲切一些，就像坐在自己家里与邻居们随意交谈一样。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哈里·布彻建议说，那就叫炉边谈话好了，以后炉边谈话就成为正式名称被叫开了。在罗斯福任总统期间，一些重大的讲话都是以炉边谈话的形式发表的，形成了他个人的风格。

罗斯福新政的第二个举措是由国会通过《全国产业复兴法》，旨在复兴工业。

第三个举措是国会通过的《农业调整法》，以减少耕地的方式减少产量，从而提高产品价格。国家对减耕的农场主补贴现金，到1935年，被放弃的耕地达4400多万英亩，而农业收入却增加了24亿美元。

第四个举措是政府开展失业救济的工作。1933年5月通过了《联邦紧急救济法》，并成立了联邦紧急救济署，其目的是向穷人提供援助。到1936年，用于直接救济的拨款共达30多亿美元，但失业救济的主要方法还是兴办公共工程，以工代赈。

1933年3月，根据通过的民间资源保护法，组织18到25岁的青年修路，建造防洪设施。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成立于1933年5月，该工程使周边七个州的41000平方公里的土地受益。在改进河流航行条件的同时，保持了土壤种植了树木，整个工程使350万人的生活水平和收入平均提高了9倍。公共工程署则投资于私人企业力所不及的各种工程，在6年内为800多万失业人员提供了就业机会。到1939年，美国70%的新学校、65%的法院市政厅、35%的医院和公共卫生设施是在它的帮助下建立的。11月又建立了民用工程署，在一个月内为400万人解决了就业问题。

（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图书博物馆 鲍勃·克拉克）“新政不只是一个项目，是罗斯福和他的内阁在他刚开始任职的时候和以后的几年里制定的一些项目的名字。罗斯福想做的不仅仅是减轻经济衰退带来的眼前的问题，比如：失业问题和低收入的问题，他还想规范和实施政府干预和经济政策，并且帮助防范以后的经济衰退。所以有很多项目，比如工作项目，来帮助筑路、建学校、修桥、筑堤、植树、重建公园。这样，不仅让人们有了工作，也给政府提供了有用的基础组织。还有很多项目，比如，社会保障项目，给老年人、失业人群和残疾人提供保障。还有有关银行和金融业的政府政策，这将有助于防范以后的经济衰退。”

1934年，美国进行了中期选举，执政的民主党大获全胜，选举的结果证明人民支持政府的新政。于是在1935年初，罗斯福和他的智囊团开始着手施行第二期新政，起草新法案的总目标是比较合理地使用国家资源，保障失业者和老年人的生活，消灭贫民窟，改善居住条件，进行社会改革和建立福利制度。

1935年4月，成立了专门提供就业机会的工程兴办署，每年雇佣300万人，大约85%的款项直接用于发放工资。5月成立的全国青年总署，也协助工程振兴署工作，为60多万大学生和150多万中学生提供半工半读的机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研究员 顾宁）“当时在杜克大学，从事法律学习的尼克松也参加过全国青年总署组织的活动，他当时的工作是在图书馆从事研究，每小时的工资是35美分。另一位美国总统约翰逊，他的政治生涯正是从1935年担任全国青年总署德克萨斯分署署长开始的。”

7月5日，国会通过了《瓦格纳法》，该法规定：劳工有权组织工会，可以选代表与资方进行集体谈判，反对雇主歧视工会会员和控制工会。到1938年，又通过了合理劳动标准法，规定每小时工资为40美分，每周最多只能工作40个小时。

1935年8月14日通过社会保险法，建立养老金制度和失业保险制度，向残疾人提供救济，加强妇幼保健，建公共卫生设施等。新政的实施有效地缓解了美国的经济危机，新政的《瓦格纳—康纳里法》改善了人民的处境，在某种程度上缓和了资本家与劳工间的矛盾，社会保险法确立了福利制度。

1935年，工业产量比1933年增加了14%，美国经济开始恢复起来，社会矛盾相对缓和了。

（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图书博物馆 鲍勃·克拉克）“新政改变了美国政府、美国人民和美国经济的关系，使美国人民更容易地接受了政府干预政策和经济政策。”

无论哪一个总统，如果有人崇拜他，就一定有人骂他；有拥护他的集团，也就一定有反对他的集团。罗斯福在推行新政时遇到许多阻碍，最大障碍之一就是来自最高法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研究员 顾宁）“美国政府是由总统、国会和最高法院组成的，这三者的关系是相互独立，同时又是相互制约的。总统提出的法案要经过国会投票通过才能成为立法，最高法院对国会的立法可以实行否决权，同时也可以解释其违反宪法，从而使总统和国会提出并通过的法案无效。”

新政初期，最高法院的法官是所谓九个老头，他们大多思想保守、反对新政。《时代周刊》评论说：难就难在这一点，最高法官休斯早年也曾发出过自由主义的火焰，但是如今只有一堆保守主义的热灰了。

1935年5月27日，最高法院宣布《全国产业复兴法》无效。1936年1月6日，又判决《农业调整法》违反宪法。最高法院创立140年中，总共宣布废止的法律不过60种，但现在不过一年，在首席法官休斯的主持下，最高法院竟一口气把罗斯福的新法取消了11种之多。

罗斯福在竞选连任总统后发动了反击，于1937年2月提出S1932号法案，要求如有法官超过70高龄仍未退休，总统应加派一位法官来加强司法工作的活力。这个法案引起了非常激烈的争论，参议院最终否决了这项计划，但是斗争的结果是用于罗斯福的妥协。3月29日，最高法院撤销了禁止规定女工童工最低工资的原判，跟立脚点又确认《瓦格纳法》和《社会保险法》有效。首席法官休斯对范德万特法官施加压力，迫使这位77岁的法官于1938年5月18日宣布退休。S1932号法案也就失去了意义。罗斯福委任雨果·布莱克补缺，新政派在最高法院已占了明显多数。

罗斯福新政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复兴、救济和改革，罗斯福总统根据当时的需要参照并发挥了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的经济学理论，放弃陈旧过时的自由放任政策，以国家干预代替自由放任主义。在罗斯福新政初期的实践基础上，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提出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要求放弃陈旧过时的自由放任政策，提倡大规模的国家干预。实际上，凯恩斯主义为罗斯福新政提供了理论基础，罗斯福参照并发挥了凯恩斯的经济学理论。


新政实施了大规模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用大量的国家赤字开支暂时克服了生产过剩的危机，避免了法西斯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美国出现，但也遗留下通货膨胀的问题。

罗斯福总统在实施新政和扩大政府的管理权力和职能的同时，还大力倡导民主和自由，在危机中维护美国的民主制度。罗斯福出任总统时，人民思变之心非常迫切，授予了总统前所未有的权力，当时罗斯福如果想搞独裁可谓易如反掌。有人回忆说，我们往往忘记罗斯福初任总统的百日之中，国会自觉自愿授予总统的权力是何等宠大、何等空前、何等的凌驾一切呀，就是德国国会给希特勒的权力也不过如此。但是罗斯福并没有走向独裁。

1938年4月14日，他在炉边谈话中谈到：经济稳定和民主制度的稳定都取决于政府向失业者提供就业的决心，要不惜任何代价来保卫自己的自由，而第一道防线就是保卫经济的稳定。而且历史证明：独裁不产生于坚强有效的政府，而产生于软弱无效的政府。民主自由的保障就是一个坚强得足以保卫人民利益的政府以及坚强而又充分了解情况、足以对政府保持至高无上统治的人民。罗斯福新政的实施在经济和政治上挽救了处于严重危机中的美国资本主义及其民主。

在新政之后，罗斯福总统带领美国参加了第二次大战，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

1945年4月12日下午3时35分，罗斯福在位于佐治亚温泉又称小白宫的办公室中因脑溢血逝世，终年63岁。罗斯福后来被安葬在位于海德公园的家族墓地中。

罗斯福第一次就任美国总统实施新政时，一个朋友对他说：如果成功，你将成为美国最伟大的总统，名垂千古；如果失败，你就是美国历史上最糟糕的总统。罗斯福回答他：如果我失败，我就是美国的末代总统了。由于成功实施新政和带领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罗斯福总统成为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位连续四次竞选连任总统的人，在位12年零9天。他的新政思想和执政方略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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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5集 德意法西斯主义
二十世纪二至三十年代，欧洲出现了一种新的政治现象——法西斯主义，意大利和德国相继建立了法西斯政权，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的战争策源地由此形成。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西斯主义发源于意大利，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德国兴起，并迅速向欧洲其他国家曼延。匈牙利、奥地利、罗马尼亚、英国、法国、波兰、南斯拉夫、瑞典和丹麦等国先后都涌现出法西斯组织。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法西斯主义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泛滥，法西斯以一束木棒中插一把斧头为标志，原本象征着古罗马执政官的最高权力。在古罗马，棒子象征人民，斧头象征领袖，法西斯的含义就是人们应绝对服从于他们勇武的领袖。

欧洲许多国家的法西斯组织其名称各不相同，但是具有共同的特征，对内反对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反对马克思主义、主张建立极权独裁，对外鼓吹极端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宣扬扩张和侵略战争。

法西斯主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严重危机的产物。战后出现多次经济危机，尤其是1929至1932年爆发了世界经济危机，极大地威胁着民众的经济生存。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战后欧洲国家高涨的工人运动，动摇了资本主义的现行统治。与此同时，战争浩劫和社会灾难，使人们对资产阶级信奉的自由、民主和人权思想的价值观表示怀疑，西方社会处于严重的危机状态中，法西斯主义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之下兴起并发展起来。在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意大利和德国，封建主义、军国主义传统比较浓厚，法西斯相继取得政权，积极扩军备战，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期间，欧洲各国出现的法西斯组织成为德、意法西斯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帮凶。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为法西斯与反法西斯的世界战争。

法西斯主义最早兴起于意大利，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意大利虽是战胜国，但国力极其衰弱，其领土扩张要求难以实现。复仇心和民族主义情绪成了国内政治生活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经济危机严重、社会动荡不安。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工人运动蓬勃发展。二十年代初，阶级斗争极端尖锐，资产阶级的统治面临被推翻的危险。

墨索里尼是法西斯主义的开山鼻祖，他的父亲是铁匠、母亲是教师，他青年时期当过小学教师，一度信奉社会主义、加入社会党，一战初期因鼓吹战争被开除出党，此后成为意大利参战运动的首领之一。1919年3月，墨索里尼在米兰建立战斗的意大利法西斯。1921年11月，这个法西斯组织更名为国家法西斯党，以古罗马的棒束标志为党徽，选举墨索里尼为党的元首。这个法西斯组织发表了一个所谓社会主义的纲领和一个充满扩张主义内容的纲领。在对外宣传中，法西斯党把自己装扮成民族利益的保卫者，宣称只有法西斯才能使意大利获得海外的统治权。对内，法西斯党则咒骂民主制是国家内外灾难的祸首，提出保护小私有制，反对发战争财的资本豺狼的口号，深得小资产阶级和怀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绪分子的拥护。他们认为法西斯党是民族的教皇，是恢复国内秩序的唯一手段纷纷参加法西斯党，使该党从一个微不足道的政治运动一跃而成为能左右国家政府的第一大党。

1920年，墨索里尼建立法西斯武装战斗队，队员一律身着黑衫，故称黑衫队，每人手提武器、大棒和蓖麻，彼此相见以古罗马军人的举手礼致意。1920年9月以后，法西斯越发猖狂起来，法西斯党徒及其黑衫队捣毁工人组织和民主组织机构，殴打和杀害革命进步人士，在全国制造恐怖和暴力事件。

法西斯运动发展迅猛，墨索里尼决定向罗马进军、夺取政权。1922年10月27日深夜，3万名法西斯战斗队队员兵分三路向罗马进发。与此同时，法西斯的地方组织开始攻占由社会党人占领的工厂。在统治阶级权势集团代言人的压力下，国王于1922年10月29日决定授权墨索里尼组阁。此时，法西斯向罗马进军的队伍尚离首都30多公里。当晚，墨索里尼乘火车前往罗马。10月31日，国家法西斯党上台执政。

墨索里尼上台伊始，便要求议会授予政府全权，建立法西斯独裁政权。1924年6月，他制造了杀害统一社会党总书记、众议员马太奥蒂事件。马太奥蒂之死在意大利引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法西斯运动，法西斯政权危在旦夕。在转危为安之后，1925年，在法西斯党代表大会上，墨索里尼正式宣布要建立法西斯帝国：我们希望民族法西斯化，法西斯主义应该成为生活方式。他随后采取各种措施，强化法西斯党对国家的控制，以暴力取缔反对党，实现一党专制，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控制，迅速发展战争经济，建立由秘密警察奥夫拉特别法庭和国家安全志愿民兵组成的监控机制，对整个社会实行全面控制。

1929年，墨索里尼的权力达到顶峰，他自己兼任8个政府官员之职，并集总理、外交部长、内务部长、三军总指挥大权于一身，成了意大利名符其实的独裁者，意大利完全成了一个法西斯独裁国家。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处于政治动荡之中，德国的战败和苛刻的《凡尔赛条约》使民族复仇主义情绪波及社会各阶层。战后发生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对德国的打击特别惨重。工人运动高涨、军国主义和君主主义势力蠢蠢欲动，小资产阶级也以各种形式组织起来，都要求变革现存社会。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民主制度的魏玛共和国无力应付各种危机。这时候，希特勒适时登场了。

希特勒，1889年出生于奥地利一个海关公务员家庭，14岁丧父，18岁丧母后，在维也纳流浪多年，流浪生活让希特勒养成了冷漠孤僻和脾气暴躁的性格。希特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参军，只是一个传令兵。1919年，他决定投身政治，参加德意志工人党。

1920年2月，他将德意志工人党更名为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简称纳粹党，宣布了《二十五点》纲领。1921年7月29日，在该党的特别会议上，希特勒出任党主席，确立元首原则，独揽党内一切大权。他把古代流传下来的曲十字图案定为纳粹党的党徽，他命令人们相互问打招呼的方式是高呼万岁。

1925年10月5日，希特勒建立了一支以暴徒由主体的准军事组织冲锋队，他们身穿褐色制服，常常在街头大打出手，威吓其政治对手。在此期间，希特勒吸收了一些对他日后事业发展有重要影响的人物：鲁·赫斯、阿·罗森堡、赫·戈林等人。

1923年，希特勒利用法国派兵占领鲁尔引发的社会危机，于11月8日，在慕尼黑举行啤酒馆暴动，试图推翻地方政府、向柏林进军。第二天凌晨，遭到武装警察反击，暴动失败。不久，希特勒被关入兰茨贝格监狱。在狱中，他口授其理论专著《我的奋斗》，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法西斯主义思想，要求建立一个强大的极权国家。

1924年12月，希特勒提前出狱。他吸取教训，决定改变夺权策略，由武装暴动改为通过议会合法夺权。

1925年2月27日，他召开重建纳粹党大会，对纳粹党进行整顿。

1929年7月9日，纳粹党与德国民族人民党和民族国防联盟发起反对扬格计划的全民投票运动，由此在全国名声大震。

1929年底至1932年，爆发了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德国受到的打击尤为沉重，生产严重下降，大量企业倒闭，失业剧增，1932年的失业率高达30%。经济危机引起政治动荡，内阁频繁更替，统治阶级权势集团极力寻求解决危机、挽救统治的方式。在此期间，纳粹党一方面进行争取民心的宣传战，一方面加强与权势集团接触与结盟。

1930年国会选举中，纳粹党从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党成了国会第二大党。1932年跻身国会第一大党，成为权力格局中举足轻重的要素。同年11月19日，20多名垄断资本巨头上书兴登堡总统，要求任命希特勒为总理。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法西斯正式上台执政。希特勒上台后，立即对国家实行全面的法西斯化。

1933年2月27日，策划国会纵火案，利用国会大厦失火事件，宣称左翼分子要大举进攻，宣布通过《国家紧急状态法》，取消《魏玛宪法》规定的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权利。盖世太保逮捕了4000多名共产党员，掀起迫害革命者和进步人士的浪潮。

3月24日后，希特勒利用德国国会通过的授权法颁布各种法令。宣布纳粹党是德国唯一的政党，取缔其他一切政党，建立严密的特务网络冲锋队、党卫军和秘密警察盖世太保，到处搜捕和屠杀革命者和反法西斯战士，全国各地设立集中营，整个德国处在白色恐怖之中。希特勒规定：青少年参加相应的法西斯组织，从小接受法西斯军事训练和法西斯观念；实行焚书政策，大量烧毁革命和进步书籍；大规模的屠杀犹太人，煽动种族主义狂潮。

1934年8月2日，兴登堡总统逝世，希特勒出任帝国总统兼政府总理、国防军最高统帅，头衔为元首与国家总理。自此，希特勒真正成了大独裁者，德国则成为专制的极权国家。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历史研究所 研究员 邓文）“法西斯上台执政，原因很多，尤其是前面提到的各种政治经济危机。另外，法西斯分子打着反对大资本和鼓吹极端民族主义的旗号也起了重要作用。反大资本即为没收大资本家和大地主的部分财产，迎合了小资产阶级要求变革社会的愿望，在国会选举中获得这一阶层的选票，使纳粹党在1930年和1932年成为国会第二大党和第一大党。然而，纳粹党要上台执政，关键的一步是取决于统治阶级权势集团的支持。纳粹党宣扬的极端民族主义，特别符合金融垄断资本对外扩张的渴望，这是二者结盟的共同基础。但是统治阶级权势集团对于纳粹党宣扬的反大资本，存有疑虑。因此，纳粹党将反大资本解释为反对犹太人资本，并保证保护创造性资本，获得了他们的支持，权势集团代表人物认为，纳粹党既拥有群众基础，又主张对外战争，有利于稳定统治，实现他们争霸世界的野心，因此扶植希特勒纳粹党上台。”

法西斯就是战争，从法西斯主义诞生之日起，就把扩张主义作为其政治纲领的核心，声称扩张是民族生存的基础，是法西斯主义的根本使命。同时，法西斯分子都认为，本民族是世界最优秀的民族，有权统治全世界。法西斯分子强调优等种族，要维护自己的特性，必须不断地从事争斗和战争，在这里，战争不只是夺取生存空间的手段，也是为了维持优秀种族的优良特性。在帝国主义时代，世界已经瓜分完毕，尤其在欧洲，地域狭窄、国家众多，某个国家要求扩张领土，必然导致战争。德、意法西斯专政国家都把发动战争作为基本国策。墨索里尼上台后，首先重申：意大利法西斯称霸世界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囊括红海、地中海、巴尔干、多瑙河，乃至整个东非和北非的法西斯大帝国。为了这种目标，他大力扩军，规定所有居民都必须进行军事训练，扬言要建立一支能在数小时内动员800万人的军队，最大限度地动员集中有生力量和资源，不断地在非洲和欧洲地区发动侵略战争。希特勒的战争目标是先征服欧洲、称霸世界。他上台之后，加紧扩军备战，在大炮代替黄油的口号之下，采取冒险行动，极力打破《凡尔赛条约》对德国的束缚。

1933年10月，德国宣布退出世界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并制定了计划，在短期内把陆军从10万人扩充到30万人，战时扩大到80万人乃至462万人。同时，大力增加军费开支，至1939年，德国军事预定开支和军事生产开支分别增加了9倍。德国生产的飞机数量比英、法和波兰三国的飞机总数还多。希特勒用了6年半的时间重建了一支宠大的军队，夺得了军事上的暂时优势。

从1934年起，意大利积极准备侵略埃塞俄比亚。1936年，德国军队进驻莱茵兰，两国正式成为欧洲的战争策源地。

法西斯反共、反进步和反民主的本质必然引起工人阶级和一切进步民主人士的反对。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多次揭露法西斯的本质，号召进行反法西斯斗争。

1921年1月，成立的意大利共产党在许多地方建立了人民勇士队，许多反法西斯人士不分阶级和政治派别加入这一组织。

从二十年代开始，德国共产党和进步民主人士就一直采取各种形式进行反法西斯斗争。台尔曼预言法西斯就是战争，在狱中与法西斯进行坚贞不屈的斗争。季米特洛夫在莱比锡国会纵火案审讯中，把被告席变成斗争的讲台，揭露了希特勒法西斯的罪行，他们成了反法西斯斗争的象征。

但是，在法西斯的猖狂进攻面前，意大利和德国的工人运动被分裂，削弱了反法西斯斗争的力量，未能阻止法西斯上台。不过，在一些国家，例如法国，尽管也存在着法西斯组织，但是，以法国共产党为首结成了广泛的反法西斯阵线粉碎了法国法西斯分子于1934年2月策划的武装政变，痛击了法西斯的多次挑衅活动。

1939年，德、意法西斯终于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意法西斯以彻底失败而告终，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是，欧洲法西斯的阴魂不散，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西方一些国家出现了新法西斯主义，一些新法西斯组织在蠢蠢欲动，世界各国人民要提高警惕，决不能让法西斯暴行的历史悲剧重演。

大海

第86集 日本法西斯主义
日本法西斯主义是世界法西斯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国内消灭民主政治，压制自由经济，以天皇制意识形态禁锢人民思想。在国外疯狂侵略扩张，屠杀平民。日本法西斯是日本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也是最耻辱的一页。

北一辉，一个中国人相当陌生的名字，一个当今日本人也知之甚少的名字。然而在日本的法西斯主义运动中，他的作用举足轻重，影响深刻久远。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交战双方于1919年1月18日召开了巴黎和会。在中国人民的要求下，中国代表团向和会提出：收回战前被德国侵占的胶州湾、胶济铁路和山东的一切权利。日本竟然要求和会同意把德国的侵华权益转移给日本。在英、法的支持下，日本以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和退出和会相要挟，又得到了美国的支持。为了阻止日本侵占山东半岛的野心得逞，中国爆发了反对日本侵略的五四运动。目睹了这场如火如荼运动的北一辉，感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目的难以得逞，便躲进上海一家小旅馆，炮制了一本《日本改造法案大纲》，提出了一套日本法西斯化的设想。

《日本改造法案大纲》描述了日本走向法西斯的道路：第一步，以天皇的名义发动政变，抛弃宪法，解散议会，全国戒严；第二步，依靠复员军人建立以天皇为首的军事独裁政权，根除阶级斗争，禁止罢工，标榜限制私有财产；第三步，向海外扩张，建立遍及亚洲太平洋的日本大帝国，其帝国所及犹如蛇吞大象，不仅要占领中国、印度，还要把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并入日本的版图，甚至打算攫取澳大利亚和西伯利亚。

北一辉狂妄的设想是有其特有的社会历史背景的。明治维新以后，在伊藤博文的主持下，日本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确立了以天皇为中心的君主立宪体制，即近代天皇制。不同于西方典型的民主体制，日本的天皇制封建残余浓厚，议会、内阁和政党都受制于天皇的特权和军部的强权。尽管如此，《明治宪法》毕竟是亚洲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日本由此以后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国力获得了极大的增强。日本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打败了中国，在日俄战争中打败了沙皇俄国，侵占了朝鲜、中国台湾和澎湖列岛，控制了中国辽东半岛，日本成为帝国主义国家。对外扩张的野心也迅速膨胀，急欲参与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斗争，称霸亚洲。北一辉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笼了他的极端民族主义政纲，日本的法西斯团体粉墨登场。

1919年，北一辉、大川周明等成立了法西斯团体犹存社。此后，各种法西斯团体纷纷出现，著名的像井上日照的血盟团、桔孝三郎的爱乡塾、大川周明、桥本欣五郎的樱会等，或组织暗杀、或阴谋政变，搅得日本社会动荡不安、鸡犬不宁。

日本的法西斯运动与德国意大利一样，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国内形势的产物，它既是为了对付国内民主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高涨、以及殖民地解放运动的发展，又与日本悠久的军国主义传统相联系。

明治维新以前，日本经历了漫长的幕府统治，武人全面主宰了国家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明治维新之后，中下级改革派武士掌握了国家政权。在明治宪法体制下，日本军方作为级右势力的大本营是日本政体中一股重要的力量。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借助世界法西斯主义的发展，以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为契机，日本以军部为代表的极端民族主义分子空前活跃，促使日本快速地迈开了法西斯化的步伐。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历史研究所 副研究员 张跃斌）“为了摆脱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的经济危机，日本加快了其侵略中国东北的步伐。侵略中国东北乃是日本侵略中国的一个重要步骤，这种思想在日本根深蒂固。早在十九世纪前期，日本著名的经世学派思想家、佐藤信源就详细叙述了日本统治世界的计划，在这个计划中，中国成为首先需要征服的对象，而要征服中国，他认为就首先要攻取满洲。这一宠大的野心为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统治阶级所继承。从十九世纪末期，日本就开始侵略中国东北，及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日本已经把中国东北变成了其重要资源供应地和商品、资本输出的主要市场。在当时的形势下，日本统治集团急欲通过侵占中国东北来摆脱危机。为此，日本统治集团大造舆论，疯狂叫嚣东北是日本的生命线，提出日本的生存有赖于占领东北。同时，又恬不知耻赞扬日本对东北的所谓贡献，以此作为其吞并东北的合法依据。这时的日本参谋本部也在紧锣密鼓地制定所谓解决满蒙问题的方案。如此一来，日本统治集团刻意制造的战争阴云开始笼罩在中国东北的上空。”

1931年9月18日夜10时20分，依据不平等条约驻扎在中国的关东军偷偷摸摸炸毁日本人管理的一段铁路，并栽赃于中国人，借着这个卑劣的把戏，日本关东军向中国军队大举进攻，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这就是九·一八事变。事变之后，日本占领了垂涎已久的中国东北地区。为了欺骗舆论，日本抬出清朝的退位皇帝溥仪，炮制出了傀儡满洲国，策划九·一八事变的中坚分子，主要是日本军队法西斯团体“一夕会”成员，如：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等，这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为推行其法西斯主张进行的军事冒险。九·一八事变后，军阀大幅度地提升了自己的地位，政党势力大幅度削弱，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气焰空前嚣张。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在世界上亦不得人心，于是，出现了令日本尴尬的一幕，国际联盟以42票对1票宣布日本为侵略国，日本成了孤家寡人。

恼羞成怒的日本决定干脆抛弃这一束手束脚的组织，1933年2月24日，外交大臣松冈洋右狂妄地抛出一个日语单词さようなら（再见），趾高气昂地退出国际联盟会场。从此，日本开始了法西斯外交，逐步与德国、意大利法西斯政府结成轴心国，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之一。与侵略战争相呼应，日本法西斯团体不断制造恐怖事件和政变，对政党政治和现存秩序发起了冲击，企图建立法西斯政权。所谓政党政治，是指内阁总理由政党党魁轮流担任，外交上与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妥协，在侵略扩张方面相对比较克制。

1932年5月15日，法西斯团体发动武装政变，野蛮地枪杀了首相犬养毅，并袭击多处要害部门，该事件被称为五·一五事件。日本陆军当局借口该事件的根源是政党政治，强烈反对政党内阁。在军部的压力下，从1924年开始，持续了八年多的政党内阁时代被迫终结。事件之后，日本成立所谓的举国一致内阁，也就是军部主导的内阁。同时，法西斯的攻击对象还瞄准了思想意识领域的异端邪说，天皇机关说首当其冲。著名学者美浓部达吉认为，日本的统治权属于国家，天皇只是国家的最高机关，因而，天皇的权力不是绝对的、无限的。这一学说成为日本立宪政治、政党政治的思想基础。然而，在法西斯看来，天皇是神。日本皇族的起源就是神道中的伊装诺尊和伊装冉尊两位天神，因而天皇的权力是绝对的、无限的、不容置疑的，对这一观念的任何改变都是大逆不道的。

1935年，日本法西斯团体挑起事端，攻击美浓部达吉是学匪，并压迫内阁发表声明承认天皇机关说为判逆思想。这一全国性的运动加强了法西斯主义对日本国民思想的控制，因而被称为“不流血的合法的政变”。

在天皇机关说被围剿的时候，日本军队内部统治派和皇道派的矛盾也急剧升温。统制派和皇道派是日本军队内部的两个法西斯派别，二者都主张建立法西斯政权，并实行侵略扩张的对外政策，所不同的是，皇道派主张先发动政变，打碎腐败的国家机器，建立法西斯政权，进而开始建立世界性霸权。统治派则主张，首先发动侵略战争，依靠战争的推动，在国内进行自上而下的法西斯改造，建立法西斯政权。两派围绕法西斯运动主导权，疯狂地争权夺利。

1935年，统制派免去了皇道派核心人物真崎甚三郎教育总监职务，结果皇道派反击、刺杀了统制派代表人物永田铁三。在统制派准备进一步削弱皇道派势力的时候，皇道派策划了一场震惊世界、改变日本历史的大事件。

1936年2月26日凌晨，1400名荷枪实弹的士兵在皇道派军官的率领下，踩着厚厚的积雪开始袭击日本的政坛显要，法西斯所谓的君侧之奸、藏相高桥是清、内大臣斋滕[实、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被屠杀。侍从长官铃木贯太郎被打成重伤。同时，政变部队发表檄文要求实行国家的法西斯化改造。陆军军官的叛乱极大地震动了日本统治集团，在天皇的要求下政变部队被镇压了，政变策划者北一辉和西田税相继被捕，并以思想主谋的罪名被处死刑。这次事件后，皇道派随之瓦解，但是日本的法西斯化通过统制派之手得以实现。统制派利用这一事件全面控制陆军，强化了军部的政治发言权，用合法手段推进日本的法西斯化改造。二·二六事件是日本法西斯化的开始。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历史研究所 副 研究员 张跃斌）“事变后成立的广田弘毅内阁已经成了军部的掌中物，陆海军大臣必须由现役军人担任，军部加强了对政府的控制，军部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强化侵略扩张的对外政策，大肆扩军备战，政府的人事安排由军部决定，稍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人就被排挤，该内阁还加强舆论控制，加强对国民的控制。1936年11月，日本和德国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国际上的法西斯国家开始沆瀣一气。”

日本的法西斯化加速了其对外战争的步伐。1937年7月7日，日军在泸沟桥策划事端，捍然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1937年12月，日军制造了南京大屠杀，30万中国同胞惨死在屠刀之下。日军的七三一细菌部队掳掠活人做细菌试验活体解剖，至于烧杀奸淫、敲诈勒索、草菅人命等更是司空见惯、罄竹难书。

在侵华战争的推动下，1940年的近卫内阁基本建立起了一套法西斯主义体制，议会没有了昔日的争吵和喧嚣，变成了内阁军部驯服的工具，它的主要功能便是热烈鼓掌、一致赞成，政党被取消了，议员全部加入了大政翼赞会，这种日本型的法西斯组织。当然，国家权力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几个人手中。此时，由首相、外相、藏相、陆相、海相组成的所谓的五相会议决定着国家的命运，日本国民成了日本法西斯战争机器上的齿轮，他们不能随便说话，不能发牢骚，要歌颂战争，要无私奉献。学者的笔也沉默了，他们只能宣扬天皇的英明无比，日本民族的优越万分。反战的进了监狱，无辜的也身陷囹圄。纵横交错的各种法西斯组织像一张密密麻麻的大网监督着国民的一举一动，连最细小的个人生活都不放过，控制着男女老少，保证法西斯的各种政策贯彻到各家各户。

对外方面，近卫内阁提出了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口号。大东亚共荣圈，其实是日本妄图占领的地区，包括东亚、东南亚甚至南亚、澳洲、西伯利亚等。日本法西斯把这一地区的民族分为三六九等，自己高居塔尖，大言不惭地要对其他民族发号施令。日本法西斯毫不讳言，它要掠夺这一广大地区的资源，为其战争机器服务，和英、美争夺霸权。因此，这里没有所谓的共存共荣，有的只是占领区人民的血泪和累累白骨。

1941年10月，日本法西斯主义的代表人物东条英机出任首相。东条身兼首相、陆相、军需相、参谋总长等要职，史无前例地掌握了独裁权力，被称为“东条幕府”，他以谈判为烟幕，偷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一头栽进了太平洋战争的泥潭。战争初期，日军攻马来亚、新加坡，陷菲律宾，侵占缅甸，战争的硝烟弥漫，日本的太阳旗到处随风飘扬。此时此刻，日本法西斯陶醉在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梦中。

太平洋战争初期，日本法西斯在短短的四个月时间里，占领了东南亚地区大约一亿五千万人口和三百八十六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其疯狂和贪婪可见一斑。但是面对日本令人眼花缭乱的胜利，中国没有屈服，中国军民在敌后战场展开了游击战、地道战、地雷战，使日军陷入持久战的泥沼不能自拔，大量兵力被拖在中国战场。美国也没有屈服，它凭借强大的国力顽强地展开了反攻。在正义力量的反击下，日本法西斯主义一步一步走向灭亡。

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国把刚刚研制成功的原子弹投到了广岛和长崎。8月8日，苏联出兵中国东北，日本法西斯虽然叫嚣本土决战，然而力所难及。穷于应付的日本法西斯已是穷途末路、四面楚歌。8月15日，天皇裕仁被迫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

1945年9月2日，在美国的密苏里号巡洋舰上，一瘸一拐的日本外相重光葵面无表情的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垂头丧气地签订的投降书，不可一世的皇军放下了武器，朝鲜解放了，东南亚各国解放了，中国解放了，亚洲人民从日本法西斯的残暴统治下解脱了，日本人民也从日本法西斯的残暴统治下解脱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历史研究所 副 研究员 张跃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远东国际法庭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了审判，法西斯分子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是，东京审判对于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清算并不彻底，相对于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日本法西斯有自己的特点，可以称之为天皇制法西斯主义。日本的法西斯体制是在天皇的名义下由日本天皇制的核心部分——军部，通过改造近代天皇制而建立的。”

日本法西斯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是以天皇为中心的国家神道，天皇是天神的化身是人间活神，千秋万代统治日本，日本国民要对天皇绝对忠诚。在日本法西斯看来，日本的天皇制决定了日本民族优越性，日本的天皇制决定了日本在大东亚共荣圈中的领导地位。东京审判并没有追究天皇的战争罪行，就保留了日本极右翼分子的精神支柱。尽管天皇已不再有任何实际权力，但战后日本对于法西斯分子思想体系并未进行清算。在五十年后的今天，日本极右翼势力仍有市场，极力否认战争罪行，甚至某些日本政要也去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以迎合极端民族主义的诉求。

日本军国主义阴魂不散，是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应当共同警惕的。

大海

第87集 西班牙内战
1936至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西班牙陷入了血腥的内战。以弗朗西期科·佛朗哥为首的叛乱军队在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的支持下，推翻合法的西班牙共和政府，建立了独裁统治。为了反对国内反革命叛乱和外国武装干涉，西班牙人民进行了民族民主战争。

十五和十六世纪的西班牙，曾经是一个强大的帝国。但是，1588年5月，拥有130艘战舰的西班牙无敌舰队在多佛海峡被只有80艘战舰的英国舰队打败。从此以后，西班牙的国势一蹶不振。

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西班牙还是一个落后的欧洲国家，政治上保持着半封建的君主专制，经济上工业欠发达，大多数人口从事农业，有大约40%的人口是文盲。全国土地有大约2/3集中在极少数地主的手中，天主教教会拥有强大的势力。1929年爆发的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也使西班牙受到沉重而且持久的打击，甚至到1936年，在许多城镇，工人的失业率仍然高达30%，失业者有100万人之多，而且，失业者缺乏救济、物价居高不下，西班牙社会和政治动荡不安。

1931年，西班牙爆发民主革命，推翻了君主制度，建立了共和制度，迫使国王阿方索十三世亡命法国。新的共和政府开始推行民主改革，宣布言论、出版和集会自由、政教分离，在局部地区开始推行土地改革和降低地租。人民曾经热切期望1931年的改革使西班牙走上现代化的道路，然而，人民失望了。改革遭到保皇派、教权派、大地主和右翼军队将领的强烈反对，而且，他们得到了德国法西斯希特勒和意大利法西斯墨索里尼的支持。

1933年10月，西班牙法西斯分子建立了长枪党。在11月的议会选举中，右翼的联合政府上台执政，停止了改革，开始镇压反对者。到1936年大选前，全国监狱已经关押了3万多名政治犯。右翼政府执政的两年，被称为黑暗的两年。为了对抗日益猖獗的法西斯，西班牙的各种左翼民主力量于1936年1月建立了联合的反法西斯同盟人民阵线，包括社会党、共和党、共产党、工会组织、自由派、无政府主义者等。人民阵线要求大赦政治犯，恢复民主权利，改善人民生活和解散法西斯组织。西班牙的政治形势持续恶化，双方的政治较量越来越多地从议会斗争走向武力对抗。西班牙成为法西斯和民主力量在欧洲的冲突焦点。

1936年，画家达利创作了《带熟豆的软结构 内战的预兆》，用挣扎分裂的形象来象征一个整体内在的冲突，也以此来暗示西班牙内战的爆发。在这一年，达利还创作了《秋天的食人狂》，表现内战的痛苦。

1936年2月，人民阵线在议会大选中击败了右翼政党和法西斯分子，成立了新的共和国政府。这个左翼联合政府释放了3万名政治犯，重新开始改革，实行土地改革，保障工人权利，并且与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恢复西班牙共产党的活动。这次大选的失败，使西班牙法西斯分子决心放弃合法手段，采用武力暴乱来重新夺取政权。长枪党等法西斯组织在共和国的军队中加紧策划军事政变，不少军队将领加入了反对共和国的阴谋，其中包括曾经是西班牙军队总参谋长的何塞·圣胡尔霍和弗朗西斯科·佛朗哥等人。

佛朗哥以残暴统治著称于世，他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15岁进入步兵学校，20岁随军去了西属摩洛哥，并参加了对摩洛哥人民起义的镇压。由于佛朗哥镇压人民的起义和罢工有功，1920年，在他28岁时成为西班牙外籍军团副司令，3年后升为司令。他残酷地镇压了摩洛哥里夫共和国的独立起义，得到了国王的赏识和信任。西班牙建立共和国后，佛朗哥在右翼政府中任职，曾于1934年率领军队镇压了矿工起义。1935年他出任西班牙军队参谋总长。但是在1936年，人民阵线大选获胜成立新政府后，他被免除参谋总长的职务。但是，佛朗哥并不甘心。

实际上，这些不忠实于宪法和政府的将领控制了西班牙的大部分军队。根据政变计划，圣胡尔霍将军是叛乱首领，将在军事政变成功后出任国家的领袖。圣胡尔霍将军等人一直与法西斯德国和意大利保持联系，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保证支持他们，并且给予军事援助。尽管法西斯分子要发动军事叛乱的迹象越来越明显，许多人也都发出了警告，西班牙共和国政府却没有采取有效的行动及时粉碎这个阴谋。

1936年7月17日深夜，在西班牙的殖民地摩洛哥，一家电台播发了一条奇怪的天气预报——整个西班牙晴空万里，这是发动军事叛乱的暗号。圣胡尔霍、摩拉、佛朗哥等叛乱将军发动的军事政变开始了，西班牙内战就此爆发。很快，80%的西班牙军队，大约12万军人加入叛乱，叛乱军队从南北两个方向夹击首都马德里，试图在几天内控制全国、建立军事独裁政权。在最初几天，西班牙共和国政府感到震惊和犹豫不决，为此更换了政府总理。18日，新总理何塞·希拉尔取代了试图与叛军谈判妥协的前任总理，并且下令将武器发放给工人。各地的工人和群众群情激愤，主动拿起武器捍卫共和国，几天内就有30多万人报名参军。西班牙军队的空军和大部分海军也反对叛军，激烈的战斗在马德里、巴塞罗那等城市展开。19号和20号两天，进攻巴塞罗那和马德里的叛军相继被击败。同时，叛军首领何塞·圣胡尔霍也因为飞机失事而身亡。叛军企图迅速打败共和国政府、夺取政权的梦想破灭了。

在此时刻，佛朗哥接替圣胡尔霍充当了叛军首领，他立即派出特使前往法西斯的德国和意大利求救，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早已是西班牙内战的积极参与者，内战前夕德国、意大利的谍报机关就在西班牙频繁活动，从偷运武器到参与制订叛乱计划无不插手。

内战爆发后，德国、意大利开始对西班牙内战直接进行武装干涉，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决心帮助西班牙的法西斯，既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也借此旗号争取英法的谅解和支持，并且图谋通过控制西班牙这一战略要地掌握地中海、威胁英国和法国。德、意法西斯只要控制了西班牙，一旦爆发战争，即可切断英法和它们在亚洲及非洲殖民地之间的交通线，同时置法国于腹背受敌的不利地位。

以苏联为首的共产国际决定向西班牙共和国政府提供军事援助。随后，许多国家的进步力量和人士也纷纷表示支持西班牙共和国政府，西班牙内战演化成为一场抗击法西斯侵略的民族革命战争。

虽然法国和英国并不希望法西斯控制西班牙而有损于自己的利益，却也不愿意支持被认为是亲共产主义的西班牙共和国政府。8月2日，法国政府正式宣布保持所谓的中立，停止向西班牙共和国政府提供援助，并且希望所有欧洲国家都不干涉西班牙，英国和美国也如法炮制。

这样，在西班牙内战问题上，形成了复杂的国际背景。法西斯德国和意大利以及葡萄牙等国支持佛朗哥叛军，苏联等国家支持共和国政府，而法国和英国等西方国家保持纵容法西斯侵略的绥靖主义中立。

佛朗哥迅速得到了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的支持。7月30日，德国和意大利派出飞机将佛朗哥的军队从摩洛哥紧急空运到西班牙，增援受到共和国政府军队打击的叛军。在整个内战期间，意大利法西斯向佛朗哥提供了一千架飞机、两千门大炮、九百辆坦克以及其他许多武器，还派遣十五万意大利军队帮助佛朗哥作战。德国法西斯也给予了大量援助，有五万德军包括空军秃鹰军团直接参加战争。另一方面，苏联也向西班牙共和国派出了数千名军事专家顾问，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援助。西班牙共和国还得到了进步力量的支援。

8月12日，第一批支援西班牙反法西斯斗争的国际纵队志愿兵到达。国际纵队由共产国际和许多国家共产党和进步力量招募的志愿兵组成，来自苏联、美国、英国、法国等54个国家，大约共有4万多人。其中，有谢唯进、毕道文等100多名中国人参加了国际纵队，投身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他们参加了保卫马德里等重大战役。毛泽东曾写信表示：为有中国人参加西班牙人的反法西斯战争而高兴。

1936年下半年，佛朗哥叛军在得到德、意法西斯的大量援助以及英、法的不干涉中立保证后取得了军事优势，重新发动了进攻。在政治上，佛朗哥正式建立自己的军事独裁政权。10月1日，佛朗哥宣布自己成为西班牙的国家元首和军队总司令。11月，法西斯德国和意大利正式承认了这个独裁政权。

1936年的内战呈现出拉锯战态势。佛朗哥叛军逐渐控制了越来越多的地区。8月5日，叛军占领了巴达霍斯，南北两面的叛军会合。接着，叛军又切断了共和国北部与法国的联系，随即进军首都马德里。9月30日，西班牙共和国政府将大量民兵紧急并入军队，组成人民军。11月6日，西班牙共和国政府迫于马德里情势危急，决定迁都到巴伦西亚。次日，佛朗哥叛军在德国坦克的配合下向马德里发起了总攻，第一次马德里保卫战开始了。

在马德里，几乎是每个能拿起武器的人都走向前线，不同党派的人们共同战斗。马德里的大批房屋被摧毁，鲜血染红了街道。在人民的顽强抵抗下，法西斯叛军未能迅速攻克马德里。11月11日，共和国军队发动了反攻。25日，佛朗哥叛军被击退了。

1937年2月，佛朗哥叛军和意大利法西斯军队卷土重来，再次进攻马德里，一度突破了马德里的防线。但是，共和国军队顽强守卫，第二次击退了敌军。3月，以意大利为主的法西斯军队第三次进攻马德里，马德里的保卫者岿然不动。4月26日，法西斯飞机轰炸西班牙小镇格尔尼卡，滥杀无辜平民。毕加索创作了壁画《格尔尼卡》，表达了他的悲愤之情。

尽管共和国军队成功地保卫了马德里，但是，在其他战场却接连受挫、损失惨重。法西斯军队先是在6月攻占了巴斯克地区，10月攻占了工业和经济中心希洪港，共和国军队多次发动重大进攻，但是没有能够阻挡叛军的攻势，逐渐陷入了战略被动态势。

1938年，法西斯军队在德国、意大利和梵蒂冈教权主义者的全力援助下发动了越来越猛烈的进攻，大规模的外援使叛军在武器装备上占有很大的优势。而英国、法国在绥靖政策的前提下，执行严格的不干涉主义，封锁了西班牙沿海和法、西边境，共和国政府的物资和军火越来越难以为继，西班牙共和国处于内外交困中。1938年1月和2月，共和国军队在特鲁埃尔战役中受到重创。6月到11月，共和国军队在内战中最大的战役——埃布罗河战役中再次受挫，其精锐部队从此一蹶不振。9月，迫于英国、法国的压力，西班牙共和国政府同意将国际纵队从西班牙撤走，共和国政府此举，也是为了换取德国和意大利的撤军。9月22日，国际纵队开始从前线撤退。

但是，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军队却纹丝不动，同时苏联也几乎终止了对共和国政府的援助。12月，法西斯军队进攻加泰洛尼亚。接着于1939年1月26日占领了共和国的重要据点城市巴塞罗那，20万共和国军队和政府人员退入法国后放下武器，只有马德里还在继续战斗。

1939年，西班牙共和国进入了最后的战斗。2月27日，英国和法国政府正式承认了佛朗哥独裁政府。29日，共和国总统阿萨尼亚辞职。3月3日，共和国海军发生了叛乱。3月5日，共和国军队的马德里守军司令和中部司令发动政变，迫使共和国政府逃亡法国。逃亡中的共和国政府建立了国防委员会，国防委员会提出要与佛朗哥谈判停战，遭到拒绝，西班牙共和国瓦解了。随后，马德里战线也崩溃了。3月28日，佛朗哥和意大利的法西斯军队进入马德里。4月1日，佛朗哥宣布战争结束，建立起了独裁统治。

西班牙内战中，佛朗哥屠杀了数10万西班牙人，战后又进行了残酷镇压，在监狱和集中营关押了100万人。法西斯主义取得胜利后，更为猖獗，仅仅在5个月以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