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论与国情论

天箭

　　土地真正放在农民的手上总比留给贪官挥霍好！
　　按现在的国情，我是赞成土地完全私有化的（TMMD，我赞成或反对又关我屁事，我是出来打牌的，顺便上上网发发牢骚）。精英专家们也不要担心农民自己拥有土地后就卖地变成佃户，他们或卖或租都能有一笔钱，用于其它的营生，总比被贪完了好。
　　农民们卖地得钱，这个地也卖不出国界，精英们卖国，可是彻头彻尾的倾国所有，结外夷欢心。
　　毛主席带领贫苦农民工人建立起来的这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它的基础是最广大的农民和工人阶级，以前说知识份子也属于工人阶级的一部份，那也算是，那时的知识份子都是自觉向工农靠拢接受改造的。这个政党建立的国家自称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前是吧，现在哪里还有工人说话的份？都是资本家话事了。抓到老鼠就是好猫。
　　上了一点年纪的人都怀念毛泽东时代，那时候大家一样穷，但都很有朝气，全国拧成一股劲，“大干快上，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有了全国人民的努力干劲，才有了中国今天雄厚的工业基础，也有了毛时代的大修水利搞农田灌溉建设，中国才解决了这么多人的粮食问题。
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过是走资派一时无法自圆的代名词，已经有专家精英跳出来狂叫骑着驴就大胆说是驴，是母驴也不丢人，不必挂羊头卖狗肉了。蒙一时蒙不了一世，真要捅破这层窗户纸，那就看占大多数的工人农民们认不认了。
　　不过中国的工人农民是一向听话的，说下岗就下岗，说分田到户就分田到户。如上面转贴的潘老师所说，再给他们一点甜点，感恩戴德还来不及，岂有造反的道理。
　　现在还有国营企业吗，除了垄断国企，都是资本家的了。
现在还有农田水利灌溉吗，都荒废了吧，我老家这边农民种地都是自己打井抽水的。
　　再多说点身边我所知道的。
　　92年大开发的时候我老家乡下的土地被征为工业开发区，政府以9000元一亩的低价强征去了村里三份之二的土地，这些地都是一马平川的好地，失地的农民除了这点可怜的地钱再没有其它任何保障，就算是9000元一亩的地钱，到农民手上的也没有三两千，镇里首先截留了一部份，再到村里村官就贪了不少，当时村官被农民们集体上告还判刑了，几乎一个不剩全抓去劳改，前几年都回来了，一样风光有钱。现在村里的农民，年轻一点的就只能去本来自家地上现在是资本家的厂房打工，年老的只能靠几亩薄田过日。
　　现在的贪官有多少我们是算不清的，贪官的钱有多少他自己也算不清的，当时市里规划局用地科的科长家里堆满了钱，被抓的时候家里扛出来好几个麻袋，床铺下，天花架上都是钱啊！
　　现在的社会，拥护毛主席社会主义路线的有良知的知识份子已经变成极少数，重回社会主义看来是痴人说梦。我祝他们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既得利益集团和外资买办帮凶及其豢养的专家精英无不鼓吹市场经济私有化，那就让农民拥有地吧！有了主动权再说。

煤渣

天箭 于 08-10-6 04:15 PM 写道：
　　土地真正放在农民的手上总比留给贪官挥霍好！
　　按现在的国情，我是赞成土地完全私有化的（TMMD，我赞成或反对又关我屁事，我是出来打牌的，顺便上上网发发牢骚）。精英专家们也不要担心农民自己拥有土地后 ...

确实在中国活着会让人牢骚很多，因为中国很多东西都没有一个好的和稳定的制度。但是如果要让我们去美国生活，我看很多人不一定会去。
为什么呢？我们是很悲哀，因为我们生在中国。但我们又很幸运，也因为我们生在中国。谁都不能否认当代的中国是一个大时代！中国近三十年的变革可以说是别人的百年史，所以我有时候也感到很幸运。在这个转轨型社会的时候，将会有着更广阔和更动人的舞台。
中国当代社会、法律、经济等等问题将会是世界上研究的重点，中国不一定伟大，但中国一定是一个世界性热点。

煤渣

13亿人都有养老金 社保“进村”方案年内出台
本报记者 王世玲 陈善哲 北京报道 2008-9-26 02:00:00
覆盖13亿人的中国社保大网制度设计有望年底成形。
本报记者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以下简称“人保部”)司局级官员处获悉，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跨省转续办法、农民工养老保险、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指导意见三份社保制度方案框架已基本完成，待上报国务院后争取在今年年底实施。上述官员是在参加“第三届中国欧盟社会保障高层圆桌会议”间隙透露这一消息的。
鉴于社保制度地域分割对人员流动造成的障碍，人保部下定决心用“强行转移部分统筹基金”的方法，解决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跨省转续难题。
而农民工养老保险和农村养老保险的政策细节也已初具雏形，这被视为补上了社保领域的最后制度“空白点”。
在制度设计完成后，庞大的社保基金将对社保机构的管理能力提出考验。9月25日，参加该圆桌会议的人保部副部长胡晓义表示，“下一步重点是基金监管和安全。”
社保跨省转续：部分统筹基金可带走
由于社会保险关系跨地区转移影响地区的局部利益，跨区转续一直成为体制性难题，破解难题的呼声一直不断。
“目前在转续方式上有两种思路。”人保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研究所所长何平对记者表示，一种方案是，把部分统筹基金换算成现金随着转移，即可以带着去转入地，当然，个人账户的全部基金也将随之转移。另一种方式是，不转移统筹，只转移社会信息和记录。
“第二种方式对计算和管理水平要求很高，目前各地养老保险机构管理能力参差不齐、精算水平不一样。”何平表示。
实质上，第二种方式的思路与目前欧盟的社保转续，即“分段计算”(不转移统筹基金的前提下，按各参保地规定分段计发)模式非常近似。
本报记者从人保部一位司局级官员处证实，人保部的政策倾向于采取第一种方式，即转移部分统筹基金，最后在参保地领取养老金。具体做法是，参考个人既往缴费水平和社会平均工资水平，定出一个转移比例，国家出台全国性政策把这一比例确定下来。
“由于社会保险关系跨地区转移会影响地区的局部利益，转出就是转嫁了责任，转入就意味着将来要承担责任。”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社会发展所所长杨宜勇分析，由于我国社保制度被分割在2000多个统筹单位，各统筹单位之间政策不统一，如个人缴费比例不一、保障水平也不同。这导致转出地出台各种土政策限制统筹部分转移，而转入地由于没有“统筹”部分而不愿意接纳转入。“转续的核心纠缠在统筹基金能否转移上”。
事实上，人保部拟定的转续办法就是集中解决统筹基金转续问题。
“具体转移多少比例的统筹基金部分，现在还在征求各地意见。”人保部有关人士对记者表示，为了征求各地意见已经专门开了5次协调会，征求了每个省的意见。
为什么不采纳欧盟转续模式？“他们分段计算，是不得已而为之。”上述人士分析，由于欧盟内部有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制度，每个制度相应的社保权利也不同。分段计算的方式，如每段缴费都记录在案，最后一个人可能得到3张或4张支票，适合欧盟特点。“但目前中国的社保地方分割状态是暂时的，将来中国应该还是统一的制度。”
该人士分析，不分段计算的另一原因是，我国省市社会信息系统尤其是县级信息系统不够完善，管理能力在各区域间不平衡，“分段计算”所需的技术基础和条件并不完善，如每个参保者的历史信息清晰准确记录。
而转移部分统筹基金的模式，将牵涉到地方利益的调整。
“国家出台转移办法和比例，就是要强制执行。”上述人士称，实际上除去农民工外，跨省转续人数并不多，大约在几十万。而且面临利益调整的也是少数几个地方，如落后地区转移到几个发达地区。大部分跨省转移涉及利益调整并不大，如从湖南转续到湖北，尽管属于不同统筹范围，但待遇水平差别不会太大。
为此，该人士表示，转续方案里不会考虑单设一个国家社保调节基金，用于“调出利益”比较多的地区的补助。“但社保基金整体会考虑收支平衡，财政会最后兜底的”。
2012年养老保险覆盖5亿农民
除了社保跨省转移问题，农民工养老保险、农村养老保险的制度设计也成为近期关注重点。
“农民工最大特点是流动性强。”上述人保部官员表示，尽管理论界对单设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存在不同意见，但考虑农民工用人单位缴费成本、农民工流动性特点，单设制度有利于农民工参保和权益保障。
目前考虑的具体做法之一是，农民工个人缴费约8%，用工单位缴费约10%，统一“放入”个人账户中。由于不存在统筹问题，这种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设计“便于农民工流动和养老金转续和携带”。
而之前由于没有专门针对农民工特点的养老保险，很多地方让农民工加入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但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转续难问题，直接挑战着农民工流动性强的特点。因此去年年底部分地区出现农民工“退保”热潮，尤其是深圳地区。
“制度肯定是过渡性的，最终农民工养老保险要对接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或农村养老保险。”该人士指出。
在2.2亿农民工有了社保制度覆盖同时，7亿农村人口也将引来“社保时代”。
据了解，《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指导意见》已经基本在决策部门完成。基本思路是，政府和农民、集体均承担缴费责任。
具体做法是，农民个人和集体缴的费，放到个人账户。国家和各级政府出钱的部分，建立基础养老金。缴费年限是15年以上，在规定时间后，参保农民可以领取养老金。
“中央财政参照目前低保的数，拿出一个确定的资金数，省级政府在此基础上根据自身能力再拿出一个确定的数，最终确定各地区一个最低标准缴费额。”上述人保部人士称。
“由于涉及到财政‘拿钱’，农村养老保险会先进行试点，逐步推开。”一位参与该政策制定的有关专家对记者分析，一旦财政投入后，就会成为“刚性”需求，先行试点的做法比较稳妥。
据了解，具体试点节奏是，争取今年年底出台政策，明年开始试点，到2012年之前达到50%的覆盖率，即届时将有5亿多农民加入养老保险。
假如三项制度在今年年底前如期出台，中国社保制度将覆盖13亿人群。
24日“中欧社保”论坛上，何平对此进行了描绘：
社保总体覆盖全体公民，具体险种包括五项：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
首先，国家基本养老保险包括：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其中，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应覆盖企业、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和无雇主的灵活就业人员(3-5年内实现省级统筹，长期目标是全国统筹)。而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应覆盖全体农村居民，中期目标是市(地)级统筹。
其次，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包括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另外，失业保险应覆盖全部雇员(公务员除外)并实行市(地)级统筹。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应覆盖企业、机关、事业等全部雇员，并实行市(地)级统筹。
管理能力面临挑战
如果中国政府在2020年成功实现社保的“全覆盖”，那么新的挑战随之而来——如何运营和监管这笔全国民众安身立命的“保命钱”？
这也是人保部副部长胡晓义已经开始考虑的问题。9月24日，胡晓义在论坛上表示：“要适应社会保险基金可持续发展的需要，研究制订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基金投资运营的办法，实现保值增值。”
为了证明全覆盖时代社保资金运营监管的压力，中国社科院拉美所所长、社保专家郑秉文预测了2020年可能发生的局面：
如果届时个人缴费8％，单位缴费8％，当年缴费收入为2.7万亿元，支出2万亿元，历年资金滚存结余为8.8万亿元；如果个人费率8％，单位费率12％，当年收入3.2万亿元，历年滚存余额为11.2万亿元；如果个人缴纳8％，单位缴纳16％，历年滚存余额将高达13.8万亿元。即使以最保守的第一种情况计算，到2030年，资金滚存结余为33万亿元，2040年达到86万亿元，到2070年，有望高达413万亿元。
“关于社保基金的管理，现在连个法规都没有，这是社保法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何平说。
他所称的社保法即《社会保险法》，该法出台之后将是我国社保领域第一部综合性法律。
胡晓义表示，目前全国各项社会保险有1万多亿元的结余，但是投资渠道狭窄，管理的规范也有待加强。
监管机制的不完备，最直接的体现莫过于社保部门参与社保资金管理者的规模。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目前人保部参与社保基金管理的工作人员才10个人左右，并且其中负责企业年金监管的基金监督司才2－3个工作人员。
在郑秉文看来，不管中国的社保管理体制如何设置，都必须符合若干标准，其中之一是根据“监管负荷”的国际惯例与标准来配备人员和编制。所谓“负荷监管”，是指监管机构官员人均与参保人数或资产数量之比。
根据郑秉文的计算，我国的监管负荷为每个官员人均管理625亿人民币即62亿欧元资产；按参保人数计算，我国是每个监管官员平均管理上千万参保人员。“我们的负荷监管相当于别人的上百倍乃至上千倍，显示我们社保部门负荷过重。”
国外的监管都远远低于我国，例如具有可比性的墨西哥“国家退休金储蓄监管委员会”170人，人均资产管理比例是3.2亿美元(2005年资产规模551亿美元)；按参保人数计算，具有可比性的阿根廷“退休和养老金管理总局”是183人，全国参保人数930万，人均管理5.1万人。
再以企业年金为例。我国人保部基金监督司负责企业年金监管的只有一个处室，工作人员为3个人左右，负责900亿元资金的监管和700万参保人员，“同时还要负责企业年金的全部政策法规的起草、金融提供商资格的考核审批等工作，对中央一级的监管来说，如此超负荷监管，堪称世界之最。”郑秉文表示。
而在国外，企业年金的监管负荷通常不会超过人均10亿欧元。美国企业年金的管理部门多达800多人。
郑秉文表示：“企业年金出事是必然的，不出事是偶然的。”
目前国际发展趋势是，监管机构越来越大，监管负荷越来越小。因此，郑秉文判断，根据我国2020年社保基金和企业年金的发展规模，社保基金的监管官员应保持在200人以上，而企业年金的监管官员至少要达到230人。(本报记者王露对本文亦有贡献)

灰宝

煤渣，好长！

煤渣

别的不说，社保在农村的覆盖也不管。但社保如果能够跨省流动，那这个消息对海南的房地产将会产生重大的利好。

煤渣

灰宝 于 08-10-6 05:18 PM 写道：
煤渣，好长！

呵呵！要不要我读给你听啊。
台风对鱼没影响吧，一直想去你那里拿点“等路”，所以很关心你的鱼。

大海

总书记为何要说"山外有山"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多次前往农村考察，一会儿到河南的，一会儿到安徽的小岗村。  

    就是金秋时节，正当中原大地上硕果累累、丰收在望的时候。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于９月８日至１０日来到河南省考察工作。总书记先后到焦作、郑州等地，深入田间地头、农科院所、龙头企业和农户家中，询民情、听民意，同基层干部群众共商推进新形势下农村改革发展大计。  

    不过在总书记考察中，有个细节让我记住了总书记的这次考察活动，就是胡锦涛来到14年前到过的焦作市孟州市南庄镇桑坡村。这里是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的，它是个回族聚居村，全村主要从事皮毛加工业，是远近闻名的“毛皮之都”。１９９４年５月，胡锦涛曾经到这个村考察过。但总书记看到１４年后的桑坡村马路变宽了，房子变高了，村民富裕了时，说了一句话，很有启发意义，“希望大家不要满足，还要继续努力。山外有山！大家要把经济社会发展搞得更好，把民族团结搞得更好，使所有桑坡村民都过上富裕的日子！”  

    “山外有山”，就是说要看到不足，寻找差距。当然我们现在的生活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开放三十年，让农民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但是我们还有差距，离我们的理想目标还有距离，那么只有不断发展，不断开拓创新，才能有更好的生活，更好的前景。  

    现在的社会是不断发展的，我们也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我们的发展，不能用静止的眼光。用发展的眼光，我们就会继续发展，攀登高峰。如果用静止不变的眼光看待发展，那么就会看我们自己的什么都是好的，就容易原地踏步，止步不前，这样就会坐失良机，延误发展。这样的教训也是深刻的。  

    “山外有山”。你的长板长，别人的长板可能比你的还长。或许一个地方的优势不是唯一的，要善于发现自己的差异化的、无法被别人模仿和赶超的核心优势。  

    发展是硬道理，发展就要时刻不忘“山外有山”。如果我们只看到自己的发展，看不到别人的发展，取得一点成绩就沾沾自喜，乐于抱着老黄历看问题，就会成为井底之蛙，甚而至于葬送改革开放的成果。  

    在十七届三中全会召开之际，胡锦涛提出了“山外有山”的观点，让人耳目一新，更值得一提。胡总书记“山外有山”的勉励值得我们思考和学习。我们要站高看远，看到自己在发展时，别人也在发展，那么就会只争朝夕，超越自我，超越别人，改革开放的成果就会越来越丰富

大海

东方网10月11日报道 代表来视察就带去看“先进典型”，给媒体的材料就把存在的问题全删……在昨日的建筑法执法检查总结会上，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庆强直言，某些政府部门如此“忽悠”人大代表和新闻媒体，实在不应该。

“有一次，代表去视察一条河涌的整治情况，发现河里多了很多鱼，工作人员告诉代表，因为河水变清了，所以鱼儿也来了，谁知后来群众向我们反映说，那些鱼全是工作人员放进去的！”

——周庆强昨天谈代表视察

“好的要看，表扬的话要说，但有问题的地方也要看！只带代表去看好的地方，不带代表去看坏的地方，虽然能让政府部门不受批评，但最终的结果却是导致一些‘黑点’、‘盲点’逃过监督，问题得不到真正的解决。”

——周庆强昨天谈职能部门“忽悠”人大代表

“人大视察对媒体也要全程开放！他们曝光也是为了解决问题嘛，请你们不要怕。我知道人都爱听好话，喜欢媒体报道好的东西，但我们在借助媒体的同时也不能够‘忽悠’媒体嘛。”

——周庆强昨天直言政府不应“忽悠”媒体

不要只带代表去看好的地方


“好的要看，表扬的话要说，但有问题的地方也要看!只带代表去看好的地方，不带代表去看坏的地方，虽然能让政府部门不受批评，但最终的结果却是导致一些‘黑点’、‘盲点’逃过监督，问题得不到真正的解决。”

——周庆强昨天谈职能部门“忽悠”人大代表

“人大视察对媒体也要全程开放!他们曝光也是为了解决问题嘛，请你们不要怕。我知道人都爱听好话，喜欢媒体报道好的东西，但我们在借助媒体的同时也不能够‘忽悠’媒体嘛。”

——周庆强昨天直言政府不应“忽悠”媒体

不要只带代表去看好的地方

“不要只带代表去看好的地方，也要去看一些有问题的地方，找出问题来，才能更好地解决问题!”周庆强表示，此次执法检查中，政府态度积极，汇报认真，但令他疑惑的是，代表所到之处均是“先进典型”，全程未到达一处做得不好的地方。

周庆强直言，如今政府职能部门对待人大监督时惯用此招：只带代表去看好的地方，不带代表去看坏的地方。

周庆强说，自己在人大工作后，曾多次参与执法检查、代表视察，而每当代表视察时，相关部门便各有“招数”：有一次，代表去视察一条河涌的整治情况，发现河里多了很多鱼，工作人员告诉代表，因为河水变清了，所以鱼儿也来了，“谁知后来群众向我们反映说，那些鱼全是工作人员放进去的!”

人大视察应对媒体全程开放

“人大视察对媒体也要全程开放!”周庆强透露，他在前日的执法检查中接到记者投诉，被检查单位发给媒体的材料和发给代表的材料是不同版本，“后来我回去仔细对照了一下，(发现)发给代表的是汇报材料的全文，发给媒体的材料却把反映问题的部分全部删除了”。

“我知道人都爱听好话，喜欢媒体报道好的东西，但我们在借助媒体的同时也不能够‘忽悠’媒体嘛。”

周庆强认为，舆论监督与人大监督一样，都是为了解决问题，如果只把正面的东西给媒体，而把负面的问题“遮盖”起来，将不利于问题的解决。

市长没空也应派秘书长到场

“人大与政府部门沟通也是为了解决问题，不是要找谁的茬。”看到报告会现场来了很多建委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周庆强称自己非常感动。

“今天秘书长可能有更重要的公务来不了开会。”周庆强环顾了一下会场后说，人大视察要推动解决问题，无非就是靠三个方面的力量：一是靠引起被视察单位的重视，二是靠媒体把代表们的声音反映出来，最后就是要靠市领导们去重视解决了。“这种总结会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沟通机会，建议以后如果分管的(副)市长来不了，秘书长也要来一下，这样才能够更好地把问题反映给市领导们，有利于真正解决问题。”周庆强说。

大海

中评社香港10月11日电／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昨日进入第二天，外界除继续关注会议就“三农”问题所进行的探讨，也格外关注会议名为“其他事项”的议程。  
    文汇报今天报道，政情观察人士指出，其中最受瞩目的是今次会议是否会出现中央候补委员“转正”递补为中央委员。政情人士进而表示，明天会议闭幕时，便有分晓。  
    十七届三中全会开幕前，由于接连出现“毒奶”和溃坝等数宗重大安全事故，中共政坛掀起罕有的“问责”风暴，其中，先后有3名中央委员、1名中央候补委员被免职，分别是：原山西省长孟学农，原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以及原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于幼军，上述3人均为十七届中央委员；而十七届中央候补委员河北省委常委兼石家庄市委书记吴显国，也被免去职务。他们在职务遭免的情况下，其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职务还能否保留，自然令外界注目。  
    报道说，政情人士强调，官员职务被免，其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的身份并不一定相应免去，需视其遭免原因而定。但受党纪政纪严重处分的官员，则几乎肯定无疑会被“双免”（免官职、免委员职务）。如十五届七中全会撤销了原中国建设银行行长王雪冰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的职务。而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被查处、免职并被开除党籍后，其十六届中央委员职务也被撤销。  
      胡总倾力推进党内民主   
    中共《党章》第二十一条规定：中央委员会委员出缺，由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按照得票多少依次递补。据此，得票最多的中央候补委员将有望依次在中央全会上得以“转正”。目前，在167名中共十七届中央候补委员中，按得票多少排列靠前的有：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副主席、党组书记王新宪；山东省委常委、济南市委书记焉荣竹；今年8月由国家信访局局长获升国务院副秘书长的王学军；武警部队参谋长王建平。  
    政情人士指出，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近时期来着力推进党内民主，狠抓制度建设，严格按照《党章》行事，相继推出任期制、票决制等，这为健全和规范党内生活提供了制度保证。  
    同时外界注意到，在十六届七中全会上，胡总决定，严格依《党章》规定，在十六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出缺时，依次将排名靠前的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朱祖良、杜学芳、杨传堂和邱衍汉递补为中央委员，尽管他们的中央委员职务，实质上只能当数天时间。

大海

　　十七届三中全会将把中国的农村改革推向一个新里程。一位参与此轮农村改革的核心人士10月8日透露，农村改革的核心——农地改革有望在宅基地流转领域得以突破，即放开宅基地流转的界限。

　　《21世纪经济报道》报道，在18亿亩耕地“红线”卡得越来越紧的背景下，作为农村非农用地，宅基地的处置问题，为各级政府腾挪用地指标、增加建设用地方面开辟了一个潜力巨大的空间。这直接体现在各地不断涌现的“宅基地置换”这个敏感的关键词上。但与此同时，近年来，宅基地置换也催生了一些新的不容忽视的矛盾。

　　所以，上述人士透露，此次新一轮农村土地改革，尽管没有列出细致的宅基地流转新政，但规范宅基地合理流转议题已进入决策层视野，并被纳入土地新政的启动范畴内。显然，在明确了农地改革大方向后，中央有望推出一系列围绕宅基地流转的相关配套政策。

宅基地置换：新增建设用地突破口？

　　该人士透露，新一轮农村土地改革的重大突破将集中在农村非农建设用地领域。而宅基地作为非农建设用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望获得制度性突破。其中，通过规划、引导农民集中居住——宅基地“置换”将被认可。

　　所谓宅基地置换，是指将分散居住的农民集中起来，搬入新建多层或规划合理的住宅中，“腾出来”的农村非农建设用地可以从事其他用途，包括复耕、工业用地。当然，新建住宅用地仍在原来的宅基地上。

　　此举“有利于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资源，有利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集约配套，方便农民生活。”上述人士分析，通过宅基地置换机制的建立，可以达到合理归并自然村落、盘活市郊建设用地存量的目的，也确保了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据了解，此次农地改革集中在存量农村非农建设用地制度创新领域，即盘活更多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包括改善宅基地置换方式，并使得其有和城市土地同样的权益。

国研中心:当下宅基地置换陷入困境

　　事实上，通过宅基地置换，增加用地指标在地方上已有很多探索。但从目前实施状况看，还存在诸多问题。“现在地方上普遍存在对农民房产、宅基地补偿不足的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发展研究部博士张云华称。

　　张所在机构的“中国土地改革研究”课题中，就对目前各地进行的宅基地置换现状作了专门的调研分析，发现补偿过低成为普遍现象。如只对农民“合法确权”的房屋面积给予安置补偿，对超出的面积仅仅按成本价补偿，有的甚至不给予补偿。

　　还有，宅基地置换的一个前提是，相比之前宅基地住房，农民新搬入的住宅地，具备了完善的公共基础配套设施，如道路、引用水管道等，而这些公共服务配套设施需要大量资金。

　　该课题组还发现，资金不足已成为引导农民集中居住的突出难题。“由于置换资金存在缺口及无法落实社会保障，出现了参与置换的农民特别是老年农民生活得不到保障等现实问题。”课题组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而这个结论，折射的正是各地风起云涌的宅基地置换，所面临的进退两难的尴尬处境。

赋予农民完整物权？

　　除上述问题外，各地的宅基地置换还面临着一个核心难题:农民宅基地安置房产权问题存在制度空白。

　　按现行土地法规，无论是农民之前的宅基地还是被重新调整的安置房，仍是集体土地产权证，不能直接上市交易，相应权益难以保证。因此，宅基地流转面临着产权破题要求。

　　“在给农民补偿时，只考虑房屋价值，未考虑宅基地的财产价值。宅基地征用后的级差收益增加与原住集体组织成员无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刘守英对记者分析。

　　他认为，在发达地区农村进行的“以新房换旧房”试点，事实上已承认了农民的房屋具有财产的性质。

　　因此，他建议，“农民宅基地及其房屋所有人依照法律规定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应加到此次土地改革创新中。即尽快结束现行法律限定农民宅基地“一户一宅”、转让限于本村的状况，赋予农民宅基地及其房屋所有人以完整的物权。

　　这一观点，已达成学界共识。经济学家厉以宁最近就表示，一座房子按照一平方米600块到1000块算，中国农民宅基地房子估值，高估有20万亿，少估一点也有15-18万亿，20万亿农民没有房产证是不合理的。

　　对此，刘守英建议，要积极试点、探索宅基地入市的流转办法，赋予宅基地完整的使用权，发放统一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宅基地证书，进一步完善农民宅基地的统计和登记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