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集纪录片《世界历史》解说词

大海

第22集 十字军东侵
1095年的深秋，欧洲笼罩在一片阴暗沉郁的气氛中，国王和贵族骑士们困守在大大小小的简陋的城堡中，相互争战、抢夺土地成了他们主要的兴趣。可除了造成一片荒凉破败外，并没有什么吸引人的荣耀。农奴们被束缚在一小块土地上，担负着沉重的劳役，更要在饥荒战乱和瘟疫中苦苦挣扎。只有大小教堂的钟声，在呼唤着和平和许诺着来世的幸福。

1095年，教皇乌尔班二世要在法兰西南部小镇克勒芒召开宗教会议，几百名主教和修道院长，成百上千名贵族骑士，上万平民纷纷赶来，看来教皇是要有惊人之举了。果然乌尔班二世出语惊人“你们知道吗？突厥人已经占领了主的圣地，他们在那里污辱主的圣墓、教堂，杀害上帝的子民、污辱妇女，喝饮主的孩子们的鲜血。不是我，而是基督在要求你们，一切等级的人，不管骑士还是平民、富人还是穷人，都迅速前去救援吧。”

但是我们肯定会有疑问，十一世纪的教会怎么会有力量聚集并控制如此强大的军事力量，并让如此之多的欧洲人去冒生命的危险呢？在圣地200年的军事行动，给这里的生活和政治又留下了什么呢？

冬去春来，沉寂的欧洲大地突然到处出现了宗教导致的狂热潮，一队队衣衫破烂的农民徒步前进。这些变卖了仅有一点家产的穷人，充满了基督徒的狂热，男女老少一道奔向天堂之路。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历史研究所 研究员 郭方）“十字军东征之所以能成为一场声势浩大并持续了相当长时间的侵略活动，在十一、十二世纪的西欧是有它的社会和经济背景的。在当时西欧的封建社会，已经发展到了一个鼎盛阶段，但是，同时也出现了深刻的封建经济 和社会危机，许多封建主已经不能够再继承到土地，同时当时的封建经济和社会危机，也使得许多穷人比如农村的农奴、城市的一些无业者在人口膨胀的情况下，找不到谋生的手段，并且所受的压迫越来越重，对他们来讲参加十字军东侵，是一种摆脱封建桎梏、寻找新的土地和谋生手段的出路。”

这些来自欧洲各地的一股股队伍，边走边壮大、汇成了十来万人的洪流涌入东南欧这个陌生土地。饥饿、疲劳交加，这支穷人大军死亡过半，剩下的人终于进入了拜占廷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

拜占廷皇帝亚历克修斯没想到向西欧求援，竟招来了这么一帮又像叫花子又像土匪的队伍，赶紧把他们打发出去，没前进多远就被突厥人消灭殆尽，只有少数人侥幸逃回。由虔诚与狂热掀起的这场声势浩大的远征，在充满苦难、罪恶、屠杀、死亡的一系列事件中凄惨收场。

1096年秋天，贵族骑士们的大军终于分头出动，欧洲战乱不已的地区出现了四支大军。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历史研究所 研究员 郭方）“十字军东侵是一路烧杀抢掠，尤其在耶路撒冷犯下了骇人听闻的罪行。其根本原因就是这些十字军战士把宗教狂热，即把杀死一切异教徒、夺回圣地作为他们的信仰，还有战争狂热，就是他们一路的战争中倍受艰苦和危险和各种袭击，使他们成为一种战争狂人，还有一个就是掠夺财富的狂热，大多数十字军东侵都听说东方是遍地财宝，所以说他们在征服过程中遇房子就拆就烧，甚至抓住活人就搜珠宝和各种财富。”

耶路撒冷的意思是和平之城，它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十世纪。耶稣的圣墓就建在城中。

公元七世纪，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默德来到耶路撒冷，穆斯林在此地建造圣岩拱顶清真寺。在这方圆不过一平方公里的地方，是全世界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共同景仰的圣地。

穆罕默德教导伊斯兰教徒，犹太教信仰的《旧约》和基督教徒信仰的《旧约》和《新约》都是神圣的，应当予以宽容。因此，在阿拉伯人统治下，三大宗教的信徒基本上还能和平共处，各自虔诚的祈祷朝拜。

十一世纪塞尔柱王朝的突厥人的入侵确实杀死、抢掠和勒索了一些朝圣者，传到欧洲就夸大成了伊斯兰教徒对圣地和朝圣者骇人听闻的亵渎和迫害。

罗马教皇和教会对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历史知道的不比啊拉伯人少，可野心和贪欲使他们成了偏执狂和迫害狂，并向十字军战士们大加煽动。

十字军离开君士坦丁堡不远，就进入了对他们来说是陌生可怕的世界，崎岖的地形、酷热的气候、突厥人的不断袭击，加上饥渴、孤独、恐惧，使这些十字军战士成了嗜血成性的野兽和疯狂的强盗，当然征战获取的土地和大批财富要归于领队的封建贵族。直到1099年7月，才打到耶路撒冷，那时这伙十字军战士已杀红抢红了眼。两万多十字军涌入只有一千多名守军的耶路撒冷，对城内七万多穆斯林居民及犹太人开始屠杀和抢掠，据当时的亲历者的记述，他们是在齐脚踝的血泊中前进，妇女被强奸，小孩被被摔死。

十字军的编年史家们只好用虚幻的东西来调和这种血腥场面，他们竞然声称发现了钉死耶稣的真十字架和刺伤耶稣的圣矛等奇迹。这些征服者开始为坐地分赃争执起来，罗马教会想将圣地置于教皇任命的主教统治之下，可贵族骑士们要在被征服的土地上称王称霸，终于建立了耶路撒冷王国、安提柯公国、的黎波里伯国和伊德萨伯国几个封建国家和大大小小的领地，并力图把西欧的封君封臣关系和农奴制整个移植过来。

一些十字军参加者带着战利品回乡，这使得更多的人从欧洲动身要分享圣地的财富，可这次小亚细亚的突厥战士有了准备，几乎将其全歼。稳稳当当发财的是意大利的威尼斯、热那亚、比萨等城市的大商人。至于那些运到欧洲的东方丝绸、纺织品、珍宝、香料、蔗糖、工艺品，更是让他们发了大财。罗马教会也不甘心让权力和财富都掌握在圣地世俗贵族手中，于是出现了合修士与骑士为一体的宗教骑士团，他们立下安贫、守贞、绝对服从三大誓言，却又是披甲跨马作战的骑士。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历史研究所 研究员 郭方）“这些骑士团和其它骑士团不同的是，他们既是进行军事征服的骑士，他们又是严守宗教和信条的修士，所以他们只服从罗马教皇的命令，而不服从各个封建主的命令，他们都是独身的，是集体生活、集体训练、集体作战、集体拥有财富，这就使他们成为一支团结很紧密、战斗力很强的队伍，并且他们成为罗马教会最有力的工具，他们相对的力量就很大。这些骑士团都延续到了十字军东侵运动以后，比如医院骑士团，可以讲对后来医院的成立，做出了一定贡献。神庙骑士团最先是在欧洲骑士中进行了放高利贷、经营财产的活动，最终被法国国王消灭。”

神庙骑士团以所罗门神殿得名，这些骑士团组织严密、装备精良，并达到了聚敛财富的目的，不少定居下来的欧洲人逐步感到东方的生活条件比欧洲好，有的人甚至学会了当地的语言，与当地人通婚，可这种和谐不是那个时代的主调，十字军国家仍不断四处扩张抢夺，激起了伊斯兰教徒开始发扬吉哈德或者说圣战的精神，即穆斯林无论王公还是平民都有义务保卫伊斯兰教的土地，驱逐异教徒。

1144年，十字军的伊德萨伯国被攻陷，于是在欧洲又掀起了宗教狂热，修道院长伯尔纳再次宣扬十字军神圣的陈词滥调，教皇尤金三世给予十字军参加者的特权更为具体，尽管如此，也没能掀起民众多大热情，第二次十字军无功而返，而穆斯林圣战势头越来越大。

1175年，穆斯林杰出的领袖萨拉丁成为苏丹，包围了十字军国家。库尔德人萨拉丁是一位富有政治军事才能，善于赢得民众拥护的智者君王。1187年，萨拉丁领导圣战，在哈丁全歼耶路撒冷王国的军队，萨拉丁没有对十字军定居者进行屠杀，而是释放，耶路撒冷国王也在释放之列，这使萨拉丁赢得了仁慈慷慨的名声。

圣城的陷落震惊了欧洲，此时欧洲有三个野心勃勃的君主，他们都想借东征增加威望和财富，他们是德意志皇帝-腓特烈一世，人称巴巴罗沙、英国国王-狮心理查和法国国王腓力二世。

巴巴罗沙率大队人马直奔巴尔干到达小亚细亚，企图控制东地中海地区，不料他路途溺水身亡，德意志军队打道回府。

年轻的英格兰国王狮心理查更是雄心勃勃、横跨地中海，他同法兰西、奥地利的远征军围攻一个沿海要塞。攻下阿克之后，俘虏了2700名穆斯林，理查因没勒索到赎金，就在广场上将他们全部斩首示众，落下了恶名。理查又因狂傲贪婪与法兰西国王、与奥地利公爵结下怨仇。面对萨拉丁的强大军队，他无力攻打，只得与萨拉丁谈判，企图不战而得到耶路撒冷，可萨拉丁只同意基督徒可以到耶路撒冷朝圣，理查也只得就此罢兵，只身化装成商人回国，结果他不幸落到东征军结怨的奥地利仇人手中，当了两年俘虏，还得英格兰用巨款把他赎回。

权倾全欧洲的罗马教皇，英诺森三世不能忍受十字军失败这种耻辱，严令全欧贵族、教士，出钱、出人进行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可参加十字军的只是一些贵族的乌合之众，一心想到东方靠掠夺发财，他们连给威尼斯渡海的船费也付不起，于是在威尼斯总督的唆使下，他们于1204年攻占了拜占廷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这个号称世界上最富庶的城市，遭到空前的烧杀掠劫。千年来的建筑、艺术品、图书、文物被掠夺，大部分被运回装扮威尼斯。

参战的王公贵族、威尼斯商人都发了横财，并在拜占廷领土上建立了一个拉丁帝国，并持续了50年。可是所谓的神圣的事业还得继续。罗马教会于是宣扬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失败是由于那些意志薄弱的成年人的贪婪和欲望。就连纯结的处女大军在东征中也难免堕 落为妓女，只有无罪的儿童才能担负解救圣地的使命。

1212年，法国的牧童斯蒂芬居然成功的聚集了3万儿童大军，他们到了海边，却只有奴隶贩子的船队在那里迎接这大批送上门的活财宝，可悲的是，那些侥幸渡海的儿童的下场，却是被卖给北非人当奴隶。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历史研究所 研究员 郭方）“在中世纪封建社会里儿童没有任何社会地位，也往往得不到家庭的关爱，因此他们活泼好动、寻求新事物的本性，很容易被宗教上的狂热诱惑所蒙蔽，也同时很容易受到一些别有用心人的操纵，借儿童十字军来达到他们成名和牟利的目的，因此在法国和德国才会出现规模那么大的儿童十字军这种历史上的奇特现象。但是这种儿童十字军的下场，注定是悲惨的，大部分儿童不是死在途中，就是被卖到西亚、北非，变成了奴隶。”

此后的十字军已失去可信性，第五次十字军根本对收复圣地不感兴趣，而去攻打埃及。腓特烈二世发起了第六次十字军东征，这位对阿拉伯人颇有了解的皇帝，运用自己的外交技巧通过谈判，在1229年收回耶路撒冷，当然也允许伊斯兰教徒保留清真寺和自由进行礼拜。教皇对这桩与魔鬼的交易大为震怒，将腓特烈革出教门。

不过好景不长，1244年，耶路撒冷又落入穆斯林之手，有圣徒美名的法国国王路易九世又率第七次十字军，于1250年进入埃及，结果这位圣路易成了俘虏，交了巨额赎金，并撤军才得释放。

就在十字军因伪善和一事无成而名声败坏之际，罗马教皇和路易九世发现了一根救命稻草。在遥远的东方，出现一个蒙古大帝国并发动西征，尽管俄罗斯和东欧的基督教诸国大遭蹂躏，但蒙古人对西亚的伊斯兰教诸国也是步步进逼。罗马教皇突发奇想，派出伯郎嘉傧使团远赴和林拜见蒙古大汗，企图说服蒙古人皈依基督教，以合力进攻伊斯兰教徒。大汗的回答是，每个人都有按自己的方式信仰宗教的自由，但这番努力无意中引发的影响却颇为深远。欧洲人首次知道，东方有一个土地人口规模大的不可想象有国家，在那里信基督、安拉和佛祖的人们各不相扰、生活安定、物产丰饶、奇珍异品无数。马可·波罗就是随这股潮流带回这种让欧洲人瞠目结舌的奇闻的人之一。

1270年，路易九世在第八次十字烟东侵中，病死于突尼斯。此后穆斯林军队从埃及向十字军国家步步进逼，消灭了巴勒斯坦与黎巴嫩的各十字军国家。

1291年，最后一个十字军要塞阿克陷落，十字军东侵至此告终。

两百年的十字军运动煽起了各种宗教仇恨，造成了大量的生命财产损失，但在客观上也促进了欧洲与地中海地区，甚至远到中国的经济文化交流。

大海

第23集 文艺复兴（1）
十四世纪，欧洲的历史开始进入了近代文明的黎明期。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威尼斯等地，工商业已经有了长足发展，一些城市还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新兴资产阶级开始走上政治舞台，他们需要新的意识形态，为他们所追求的政治、经济利益辩护，他们需要新的学术、新的文化，为他们所做的一切给予支持。这样，一种完全崭新的近代精神就产生了，文艺复兴是反对神权、反对封建的新文化运动，成为托起近代欧洲的力量。

然而，黑死病和中古晚期的封建主义危机，却正是文艺复兴的背景。十四世纪中叶，欧洲饱受黑死病的摧残，大瘟疫夺去了欧洲五分之二的生命，大瘟疫继续在整个欧洲大陆肆虐传播，伴随它而来的是，封建主义危机所带来的饥饿、战争、愚味、冷漠、迷信和死亡，大瘟疫、秩序紊乱和经济崩溃给所有的人们带来了空前巨大的压力，欧洲进入了全面崩溃的动荡时期。但是，就在这毁灭和绝望之中，一片灿烂的阳光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和威尼斯诸城中冉冉升起。一场永远改变人类生活和思想的运动就此开始。在五彩斑斓、瞬息万变的景色之中，诗歌、音乐、绘画、雕刻和建筑五彩缤纷，一个由多面结构组成的近代文化体系在欧洲浮现出来。当我们按照字面认识到文艺复兴就是新生和再生时，我们就知道历史已在大瘟疫死亡的喧嚣声中孕育出绿色的希望种子，中世纪就此隐退，新时代就此诞生。

在今天的佛罗伦萨、威尼斯，还有其他许多欧洲城市，人们仍在尽情享受这段辉煌时期遗赠下来的文化杰作、经济成就和浪漫情调。

在六百多年前，诗人彼特拉克无疑是其中最为敏锐的一个，他把历史划分为古代、中世纪和近代，视中世纪为一个无比混乱的中间期，深感羞愧和不安的诗人和艺术家心里酝酿出强烈的变革愿望，学者、艺术家和科学家们开始联合起来。

（意大利佛罗伦萨国家文艺复兴研究所教授 米切乐·西里彼得）“艺术家们，从达·芬奇到米开朗基罗，到布鲁涅列斯奇，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因为这是一种将文学的元素和图形、建筑的特性紧密的结合在一起的文化，文艺复兴展现为一系列文化成果，艺术家、科学家和人文主义者们把科学、艺术和文学联系起来，同样的，这一文化最杰出的代表者们广泛涉猎很不同的文化领域，并成功地将它们结合起来。”

这些团体所带来的信息就是，人类很快会跨出黑暗，而进入灿烂的近代文明，围绕着危机和社会拯救的主题，新生代知识分子无与伦比的创造力，就被如醉如痴地激发出来。

（意大利佛罗伦萨乌菲兹美术馆馆长 安德玛利亚·侬卓利·贝法尼）“佛罗伦萨城中，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发展，成就了一种艺术的表达方式，就是，作为一个个体的人，以自己知识的能力，来获取一个重要社会地位，从这个观点出发，建筑家开始以人为主而设计画家和雕塑家开始重视作为个人的人，以类似的方法，人们试图了解自己的生理结构和心理结构，以及思维过程，由此而言，文艺复兴和随之而来的人文主义哲学，是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变革之一。”

这股力量的中心是一个名为人文主义者的知识团体，他们追求着人文主义的理念，他们的思想完全基于现实主义，他们的目的是开拓人类和平和幸福的新生活，他们义无反顾地同充满悲观和忧郁的中世纪文化告别，成百上千的进步人士，都在追随这一理想。

（北京大学历史系 教授 朱孝远）“新的文化是来自于民间、来自于社会的底层，那些文艺复兴的大师们，要么本身就来自于民间，要么从劳动人民的文化中，汲取了营养，这样，文艺复兴的文化，就具有了文化的开放和文化的整合的双重特征，从内容看，文艺复兴的新文化吸收了古典文化的精华，吸收了中国人的智慧，也吸收了拜占廷人、阿拉伯人和欧洲市民文化的智慧。”

人文主义研究的是人的价值、人的精神、人的生活和人的幸福的学问，它认为知识只有加以运用才有价值，热爱尘世的生活是人的天性，因为人的任务，就是要在大地上建立城市和社会，这是一种格外强调人类的世俗生活，就是幸福的新的信仰，它认为社会的改良和人的生命价值的实现，完全是人类自己的事情，并不是神的恩典。人文主义者相信，知识就是力量，人需要通过自我能力的展现来完成历史，这种信仰具有两个特征：第一，人是有尊严的，因此人性并非是罪恶的，人类的不完善性完全是因为缺乏学习和知识的缘故；第二，那就是人不仅具有人格尊严，还具有自己意志和能动性，因此，他就可以自由选择、自由行动。这些思想家的出现，本身就是一件重大的事情，他们竭尽所能，把他们的天才展现在许多的方面，他们是那个时代的巨人，他们通过自己的作品改变了人们看待自己的方式。

（意大利佛罗伦萨乌菲兹美术馆馆长 安德玛利亚·侬卓利·贝法尼）“在十五世纪的佛罗伦萨，我们发现是艺术家们首先关注和社会发展有关的问题，比如多那太罗，为奥尔圣米凯莱教堂外部装饰，创作的圣乔治雕像，我们看见的是文艺复兴时期巨匠，所达到的高度的体现，不仅可以将人的肉体体现在三维空间，还可以通过他的面部表情及姿势体现出他个人的心理活动，他体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的最好例证，通过自己心灵与思想的力量，人开始主宰自己周围的世界，即：人能理解自己周围的世界，而随着他理解周围世界的动作过程，他就着手来主宰它。”

有了新的自信和新的知识，人文主义者就去创造一个与以往不同的世界，于是，人间天国的概念产生了，真正的伊甸园是在人间的，而它的建立只能靠人类自己的忘我的劳动。

人文主义对文明和世界的全新理解，带出了一种新的艺术形式的出现，将人和空间连接起来。

在1420到1463年之间，一个名为布鲁涅列斯基的建筑师为佛罗伦萨的天主教堂，设计了一个高106米的八角形圆屋顶，这又一次再现出人类和宇宙再结合的精神。大圆顶不再盖住封闭的空间，开有窗洞的圆顶让阳光射了进来，反映出人类摆脱束缚、追求自由的精神。当我们从远方走到了近处，去仔细的端详这个辉煌建筑时，首先发现的就是，它是一个由多面的结构组成的整体，它同时也象征着近代的欧洲文明的复合结构。从上往下看，我们就看到了新君主制这种政体。在其中，君主代表着民族和国家。再往下看，就看到了支撑这种新君主政治的乃是一种新的经济结构，其中农民、市民的各种生产活动，通过税收源源不断地流向宫廷，使得政府与一个社会所能提供的主流经济紧密地结合。在君主和市民之间，是一大批新型官僚和一支支的服从于国家的常备军，他们起着维持社会秩序和保卫祖国的任务。我们再稍稍地向左右环顾一下，就会发现社会已经开办了许多培养管理和技术人才的大学，它们在各地兴起，于是科学和文化在各地复兴。

大圆顶所要象征的，就是一个各个部分都发展得比较和谐的近代社会的整体，它协调的运转着，这个既多面又互相协调的工作的结构，是相当的年轻而新鲜的，它同以前的中古欧洲的结构大不相同，这种新的人类精神也体现在当时的很多其他的雕塑杰作上，也影响了其他的文化表现形式。

伟大的诗人但丁在这个时期写下了他的代表作《神曲》，他的另一本著作《新生》成为呼唤一个新时代到来的旗帜。新生的号召彻底否定了中世纪于世无补的经院哲学，文化开始转向了。

继但丁之后，其它的诗人如彼特拉克和薄伽丘，担负起了重筑文明的重任，一个探索思想、关心现实的文学团体就此诞生。在这些人中，诗人彼特拉克，无疑是最为敏锐的一个，他常去登高望远，每当他在山上望远时，就期望自己能够与至高无上的灿烂之神相见，他把历史分为古代、中世纪和近代，视中世纪为一个无比混乱的中间期，他的集中并且锐利的眼光，已经能够区分什么是过去的黑暗和愚昧，什么是未来的光明和科学。

薄伽丘也是这个文学团体中最富有才华和智慧的人，他在1347年到1374年的黑死病肆虐流行时期写出了《十日谈》，书中叙述七个年轻女子和三个年轻男子如何在菲耶索莱山上的乡间别墅闭门不出，以躲避佛罗伦萨的鼠疫。在十天里，他们利用音乐、争论、跳舞和讲故事以排遣烦恼，这部作品的主题就是爱和理性，同时尽情讽刺了中世纪的迷信和愚昧，这部伟大的作品所要揭示的真正的主题就是如何创建真正有用的文化，来对现有的世界进行一番彻底改造，这是人文主义者完全信奉的真理。

对知识和创造力的热情带来了许多的新思想，也鼓励了探索，包括哥伦布的地理大发现和伽利略的新宇宙理论。这是伽利略在发展他的新宇宙观时所用的一个望远镜。人文主义者把伽利略的理论作为基础，通过这些大发现，把知识用于发展对宇宙的全新的认识。这个有趣的东西是安东尼奥·索图西在1588至1593年，在佛罗伦萨制作的阿米拉里半球。这个半球，是为有权势的梅迪奇家庭制作的。用来演示宇宙的运行，也以此展示他们的权势。

毫无疑问，不仅是在文艺复兴时期，直到今天，知识就是力量也是一种普遍的信仰，这能够为那些追求进步的人提供一个基础，因为，一无所知的人也就一无所爱，什么都不做的人也就什么都不懂。

文艺复兴时期，教育兴邦的观念产生了，近代的高等教育在牛津、剑桥这样的大学里诞生了。对文化和科学知识的研究，彻底改变了中世纪的愚昧和悲观的世界观。因为教育的缘故，人类获得了主宰命运的机会，而知识成了人类发挥他巨大创造力的基础。

没过多久我们就可以看到，文艺复兴正在创造一种新的文明，一个从未见过的和谐而复杂的结构。

我们不禁要对文艺复兴时期如此鲜明的色彩感到惊奇，艺术家们大胆使用灿烂的色彩，以衬托出人们已经进入黄金时代的新时期，每件艺术品都色彩丰富、形象生动。中世纪的黑和灰让位给了一系列的明亮色彩。金色，象征尊敬、高贵和希望；红色，象征热情和爱；黄色，象征高雅；绿色，象征希望和辛勤工作；蓝色，代表天空和海洋。

从文艺复兴的早期开始，这些充满活力的明亮色彩就很快地覆盖了整个欧洲。拉斐尔、达·芬奇、提香和其他的艺术家留给了我们许许多多的杰作。当时这些明快的色彩的运用，象征着人类已经改变了自己的思维方式，从攻击变得优雅，从冷漠到热情，从卑贱到高贵，从迷惑到清晰，从压抑的生活到充满创造性表现的生活。

随着文艺复兴思想的传播，社会也发展了一种充满主动、热情、活力和创造的精神。当时的天才艺术家们，通过自己的作品，反映了社会思想的变迁。在这段时期，他们逐渐的模糊掉圣母玛利亚头上的光环，并让她穿上了最亮丽的服装。他们大胆运用金色、红色、蓝色和绿色来描绘美丽的妇女。

达·芬奇的代表作，微笑的蒙娜丽莎并不是什么贵族妇女，而是一个商人的妻子。在当时，用她来做这种画的模特是很少见的，但这幅画的光辉告诉人们即使在这样灰暗的世界中，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同时也暗示着妇女的社会地位的变化。

（北京大学历史系 教授 朱孝远）“中世纪僧侣们把女性看成实现自己禁欲理想的障碍，然而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不管是图书也好、绘画也好，都力求提高妇女们的地位，妇女们现在看起来是这么的美丽，足以证明他们的精神世界是很透明的。有位人文主义者做过这样的比喻，他说如果在两个相同的灯笼里，点上相同的蜡烛，那么，那个比较透明灯笼里的光就会这一点，他要用这个来比喻妇女，说明因为她们比男性透明，因此也就比较精神化，这样就整个地改变了中世纪文化轻视妇女的看法。”

现在的人们感觉到，社会已经发展到一个他们可以信任别人、建立长期友谊的阶段了。艺术家发展对人类美丽身材的欣赏。诗人痴迷和渴望乡间安静美丽的景色，明亮、美丽、爱和灵魂组成了这个新纪元的形象，一个美妙的世界正等待着刚从中世纪苦难中挣脱出来的人们去研究和理解。

大卫雕像是文艺复兴最重要的象征之一，几百年过去了，现在的这个大卫像只是一个复制品，原件安全地收藏在学院艺术画廊。在米开朗基罗的这个伟大的雕像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展现的力量和感情，正是人类的根本激情。站在我们面前的不光是一个肌肉发达的人体，而是象征着力量和勇气的强壮的年轻人。这个雕像是真实生活的一个写照，不仅是米开朗基罗的大卫雕像，更是一个新领导者、一个趔的勇气的护卫者。它告诉人们，欧洲摆脱过去罪恶的方式只有一个，那就是以健康的精神去奋斗。这个现代的雕塑，表现了一个充满活力和快乐的人，他告诉人们要警觉，要运用他们所有的力量摆脱中世纪非人的黑暗。

随着文艺复兴思想的传播，另一个欧洲的主要城市伦敦，也受到了启迪，城堡山是文艺复兴时期，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的权力中心，到今天已经成为象征当时的美丽和权势的宝贵遗产。但是，泰晤士河的对岸，可能才是英国对文艺复兴做出最在贡献的地方。

文艺复兴时期的伦敦还是个正在朝今日大都市努力发展的村庄。在这片混乱中，受过教育的人和平民都聚集到剧院或其他场所去欣赏表演，其中有个剧院叫环球，是由演员和剧作家共同修建的小剧场，用来表演自己的作品。这是伦敦新的环球剧场，它建立在泰晤士河岸边，十分接近几个世纪以前的老环球剧场的原址，它忠实的再现了原剧院的模样。伟大的剧作家莎士比亚的许多作品曾经在这里演出，人们是来这里娱乐的，但也成为伟大的文化复兴的一部分。

十六世纪伟大的剧作家莎士比亚和十七世纪的伟大诗人弥尔顿是英国历史上继乔叟以后的两颗最为灿烂的明星。

（英国伦敦环球剧场 帕特里克·斯泊提斯伍德）“我们说莎士比亚是世界的天才，他的作品适合于任何人和任何时代，这当然是事实，他描写的是具有人类共通性的情感和境遇，他能够把握到人的心灵深处，但他同时也是个英语的语言大师，为英语语言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我们知道他没有上过大学，可是他广泛的阅读，得益于各种出版物，得益于古典文学，阿米拉里半球。我认为他把新古典文学和民间传说及市民文化结合在了一起。”

莎士比亚的作品，不论是《李尔王》、《享利五世》之类的历史剧，还是《仲夏夜之梦》、《威尼斯商人》等悲喜剧都通过人物的语言和动作展现在观众面前。

（北京大学历史系 教授 朱孝远）“那些最著名的人文主义大师们，却写了很多通俗的作品，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要对社会进行启蒙，比如说，他们教导人们怎么当好一个君主？怎么当好一个大臣？怎么当好一个丈夫、一个妻子、一个医生等等？他们不赞成人去修道院里当隐士，或者单凭自己修身养性，他们要用自己的双手来建立一个文明的社会。”

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和其它领域的领头者们在文学、艺术、雕塑、建筑和音乐上创造了大量的杰作，这些作品对文明进入一个新的文化层次做出了贡献。他们非常重视对人才的培养，因为他们意识到，如果一个国家没有众多杰出人才，势必不能繁荣昌盛。

光、美、爱、灵魂组成一种新的世界图像，庸人统治的中世纪旧世界被埋葬了。

人文主义者相信，社会的发展必须是平衡的，为了祖国的繁荣和人类美好的生活，他们注意到了人性发展的无限制的可能性，他们相信，人类生机勃勃的文明时代即将来临，一个新人将要诞生。他就像米开朗基罗所雕刻的那个大卫那样站立了起来。

大海

第24集 文艺复兴（2）
文艺复兴起始于十四世纪中叶的意大利威尼斯和佛罗伦萨诸城，大约于1650年方告一段落。这场连续三百年的文化复兴活动，成为推动欧洲复兴的力量，极大的改变了欧洲的面貌。创造欧洲新文化的人们，被称之为人文主义者，他们创造的建筑、艺术和文学方面的大量杰作，展现出近代文明的神韵。

在威尼斯，宝塔是用科学思想设计的。

人是热烈多彩的，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和生命感染力。

那是一个充满战争、混乱、暴力和死亡的年代，许多人因为坚持自己的信仰，而遭受封建贵族的迫害。从左边的宫殿走过叹息桥到历史唯物主义边的监狱，是许多走向刑场或遭到长期监禁的人的必经之路。在这个时期里，人文主义者聚集到一起，接受生命的挑战，他们提出，人类已经进入一个新纪元，一个战争即将结束，黑暗即将过去，人类将获得安全、富裕和幸福的时代。他们相信只要展现人的尊严和创造优秀的文化，复兴的圣火就会升起，人类的品格就会完善。

然而，这场运动要从意大利开始？它那席卷整个欧洲运动的力量又是如何产生的呢？它为谁所需？为谁所接受？追求幸福、完善人格、创造新的发展机遇，这些呼唤至今仍然在激励着各国的人们。

文艺复兴时期，有好几百个人文主义者，他们的研究涵盖了众多的技术和创作领域，他们以一种开放的态度对待知识。因此，在创造现代思想的同时，也在学习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杰出传统文化。他们反思过去，目的就是要为今天创造一种新文化。他们把许多时间都花在宣扬人的价值、美德和尊严上。他们提倡理性，以身作则地反对犯罪和腐败。他们的基本理念就是尊重人，以人为本。新的理想王国，必将在人文精神和科学知识中诞生。

（北京大学历史系 教授 朱孝远）“按照传统的理解，文艺复兴只是一场文化运动、艺术运动，但是现在我们更加地看到它实际上是一场政治运动和社会改革运动，因为它在危机时刻提出了一个振兴欧洲的纲领。这个，当时的欧洲，整个的是一个中世纪画面，尽管中古时期的那个封建结构已经开始崩溃。这样，欧洲就必须寻找一个新的起点，这个新起点就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提出的纲领，它的要点是这么五句话：要秩序不要紊乱、要丰裕不要饥饿、要文化不要愚昧、要和平不要战争，还有，就是要美德不要腐败。”

毫无疑问，人文主义者帮助欧洲建立了一种新君主制的政治秩序，在经过两个多世纪政治动荡之后，欧洲主要的国家在十五、十六世纪时走向统一，出现了政府领导下的市民和君主的联盟，这是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等国由封建国家向近代国家转化的重要标志，这个时期，政府的行政管理取代了地方贵族的武力治国，政治成为了一种艺术形式。

（意大利佛罗伦萨国家文艺复兴研究所教授 米切乐·西里彼得）“最重要的政治变革包括了近代国家的建立。在意大利主要的政治理论家是马基雅维里，他写了《君主论》，这是近代政治理论的奠基之作。变革自然也包括了人的思维变化，人开始关注现在世界的中心。而中世纪文明关注的首先是上帝，因此他们开始关注人在尘世的世俗经历，即主要是人的社会生活，标志着人的生活观念的普遍改变。”

新的政治秩序被称为具有国家主权的民族国家，没有国际上的干涉势力在它之上，也没有地方上的割据势力能同中央政府分庭抗礼。新的政府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公共利益，它结束了国家行政受封建制度支配的历史，从而获得了对于行政、司法的统一管理，欧洲不再是地方领主的天下，各国的民族凝聚力有所增强，国家更实现了政治的统一和领土的完整。封臣和领主自下而上形成的等级金字塔被废除了，现在君主不再是金字塔的塔顶，而是国家主权的象征。社会上则出现了三个等级：教士、贵族和平民，他们在议会上同君主分享权力。三个等级的权力是由特权证书规定的，各国开始召开等级会议或议会，近代政治的模式逐渐形成了。国家很快就有了足够的官僚和固定的军队来管理公共事务，政治秩序的建立有助于发展和平，私战减少了，政治和外交成为解决各种争端的常用手段，这种新君主制的政体，使部分受过教育的市民变成了政府的官僚，他们进入到了各级政府的核心。新式的政府有效地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政治和社会秩序的保障，政治的稳定就为经济的进步、工商业和繁荣和人民生活的提高奠定了基础。

（北京大学历史系 教授 朱孝远）“到了文艺复兴，家庭、国家和社会成为人们生存的最基本的单位，幸福的概念也有所改变了，中世纪人的幸福概念主要就是一个物质的概念，物质上满足了，他就感到幸福了。文艺复兴运动提高和拓宽了人的幸福概念，人们现在追求爱情和精神品位。至少有五种因素是追求幸福时，必须正视的：一种是物质的处境，一种是社会的处境，一种是文化的处境，一种是生理的处境，还有就是情感上的满足。这样，在人们的幸福追求上，在人对于幸福的理解上，就提出了一个全人的概念。中世纪的人是比较偏颇的，他以为，只要有了物质基础了他就幸福了。人文主义者却要说，不，因为人还要有文化上的需要、精神上的需要、情感上的需要，还要有社会上的满足、身体还要好。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文主义运动就不仅仅是复兴欧洲的运动，也是提高人类素质的运动。”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特别重视对文化氛围的创建，认为只有建立起文明的社会环境，人的素质才能提高。这种看法对今天的欧洲人具有十分明显的影响，文化被铭刻在建筑物上。可见，下是年轻和热情的生命力量，强烈而真挚的感情证明了人类的天性原本就是非常积极和活跃的。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拉斐尔、达·芬奇会如此忘情地投入工作，因为他们都是一些透支自己生命的人，这样忘情工作的人甚至包括文艺复兴君主英国的女王伊丽莎白一世，这可以说明艺术家们把热爱艺术、热爱祖国视为最崇高的天职，他们追求的不仅是物质的满足，同时也是社会上的、艺术上的、文化上的和情操上的满足。为了这些信念，他们竭尽所能进行创作活动，在他们看来，新的和有使用价值的东西要比过时而无用的东西更加来得重要。同样，学者们试图改变语言的使用，生动的民族语言取代了脱离人们生活的拉丁语。学者们挑战生活，发现了生活的精度、强度、深度和广度。雕塑家们为了让长期处于睡眠状态的文化在短期内复兴不知疲倦地工作着。真正有理想的人活在美德中。诗人彼特拉克和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两个人性情完全不同，但是他们都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从他们的作品中可以看出，新文化的精神已经深得人心。

创造性的工作就是要探讨未知世界，它要切断一些联系，再接通一些联系，人们早准备好试验与逻辑推理相结合的新方法，彻底抛弃了中世纪时期模糊不清的概念。

政治体制的改革带来了社会结构大旋转，新教僧侣们开始结婚，独身和禁欲主义的精神枷锁就此被打破，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说，当天下的父亲为自己的婴儿洗尿布时上帝和天使都将微笑。那时，农奴将变成身份自由的农民，成为国家众多人口中的主要组成部分；那时，中世纪的武士从对领主个人的效忠变成了对政府负责的雇佣兵，他们现在忠诚于出价最高的人，这种雇佣兵制度流行于德国和瑞士，而意大利人更喜欢使用这种雇佣军。他们支付了巨额金钱，试图利用这种近代发明的武装保卫自己的城邦和国家。

政治协商和采用外交谈判成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贫民阶层出生的政府官僚们欢迎这种减少战争的方式。尽管战争还是连绵不断，继续耗尽了人们宝贵的生命，与瘟疫不同的是战争是远古以来遗留给他们的一颗毒果。

政治和外交的发展带来了欧洲经济的稳定发展，人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同时，也极大的削减了军事贵族的权力。人文主义的精神体现在张扬人的个性和维护人的尊严上，人的思维方式在十五和十六世纪有了明显变化，同中世纪的人们区别开了。中世纪的僧侣和知识分子往往把抽象思维和逻辑演绎当成剖析神学的基本方法，这种思维方式狭隘、顽固，因而经常得出错误结论。

从文艺复兴起，知识分子开始运用科学方法进行思考，出现了由分析到综合，由抽象思维到形象思维的转变，错误的转变为正确的、没有经过检验的东西转变成经过检验的、狭隘转变成宽宏、抽象转变成形象，所有的这一切促进了实验科学在欧洲的兴起。

文艺复兴的理性精神明显改善中世纪以来人们挨冻受饿的状况，要富裕不要饥饿的理念带来了经济结构的根本性改变。熔古代和世界优秀文化元素为一炉，欧洲找到了向近代社会转变的充足资源。这种开放的观念，自然引发出聪慧而富有创造力的构思，带来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对创新活动的肯定。

社会开始重视具有专业技能的能工巧匠，自由人掌握着各种不同的技术，他们在纺织、陶器、玻璃和武器方面的成就很快就被手工业和制造业所吸收。

意大利成为这个时期的领先国家，并且能把知识运用到各种新兴行业上，今天在姆拉诺的玻璃工匠仍然在使用文艺复兴时期发展起来的技术来制作独特而美丽的威尼斯玻璃器皿。

在外形、颜色、风韵、心态之下，一种本质更加深刻的东西在起作用，这就是价值观念的变化。

不精确的变成精确的、没有实验基础的变成具有实验基础的、狭隘的变成宽广的、抽象的变成具体形象的，这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中世纪认为，是坏的并由此而被埋没的，现在被人们公开赞赏和追求。人们不再把精神和物质对立起来，赚钱不再被认为是罪恶。

大探险家哥伦布公开的表示对金钱的热情，认为这是对他的公平回报。对异性的追求，对人体和性爱的向往也变得美丽起来，成了许多美丽诗篇歌颂的美的主题。一些以前被判定为错误的理论现在却成了真理。

地球被证实是圆的，太阳被证实是太阳系的中心。与此同时，以前被认为是对的一些观点现在却被证明的错的。从前对生命力量的展现被看成罪恶，现在却成了个性和能力的证明。诸如崇拜圣人遗体和其它远古宗教物品的古老神秘习惯被抛弃了。在新兴世界里，他们远不及文艺小说、现代机械和银行挂帐更重要。知识就是力量成为激励年轻人心灵的口号。

随着中世纪的神秘祭祀的衰落和悲观主义的结束修道院也开始衰落了。上界和天堂远离人的视线，不再直接介入人的生活。相反，发挥人的自由意志和能动性成了被思想家和社会改革家推崇的优秀品格。

从实验之中发展起来的科学，从宗教分离了出来，科学摆脱了神学而获得独立，这个分离帮助像达·芬奇那样伟大的科学家产生史无前例的发明构想。这是达·芬奇出生的芬奇村。毫无疑问，这美丽的乡间赋予了他创作伟大艺术作品的灵感。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家，也是伟大的艺术家、作家和雕塑家。

（意大利佛罗伦萨科学历史博物馆 博士 玛拉·米尼来提）“今天我们认为艺术和科学是分开的，但在文艺复兴时期却不是这样，这是一个新的重大的分离，因为艺术和科学都受益于曾经的合作，所以如果一个艺术家、一个诗人同时也对数学和几何感兴趣，这在当时一点儿也不让人吃惊。”

普通人的工作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不考虑成本控制和工人利益的老旧体系被摒弃。现代制造业中生产率和工人的积极性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段时期，欧洲各国的民族性格形成了，经验主义在英格兰出现，形象思维流行于意大利，追求优秀和哲学神思成为德意志人的民族特征。与此同时，法国崇尚礼貌，注意良好的穿着和语言，他们发展了一种法国式优雅、风趣、热情，直到今天仍然是这个国家的特点。在这些国家各自发展他们自身特点的同时，不断增多的思想和文化交流，进一步推进了文艺复兴的创造活动和知识发展。

（英国伦敦环球剧场 帕特里克·斯泊提斯伍德）“我认为，我们必须记住英格兰是个岛屿，在十六世纪时，它的贸易、交通和旅游都有了一定的发展。有些艺术家就去到意大利去发掘新的技巧，英吉奥琼斯是著名的宫廷建筑师，他在意大利呆了几年，带回了意大利的背景设计，改变了我们剧院的风格，因此在文学和艺术作品中都可以见到这种对古典艺术的兴趣的复苏，欧洲国家间的交通和贸易的增长对建立一个重新评价艺术的大熔炉或沃土起到了作用。”

读书和受教育现在成了人们的基本生活内容，图书馆建造起来了，人们都在研究历史、探索真理，人们的价值观念也改变了，他们不仅是追求衣食住行上的满足，还要追求公正、秩序、知识和美感。

（英国伦敦环球剧场 帕特里克·斯泊提斯伍德）“我们认为这个时期是重新考察古典艺术的最好时期，如果它教会了我们什么，那就是一直要考察我们的过去，不论是久远的还是刚过去的，不断的重新考察探询并从我们能收集到的过去中找到更多的关于我们自己的东西，不这样的话，我认为我们的文化将可能变得贫瘠和与世隔绝。”

对历史和古代欧洲文化的研究，使欧洲人开始认真思考日心说和地圆说，欧洲对外贸易和交流的增长，也使得人们感到自己知识贫乏。当中世纪神秘主义隐退后，探险家出现了，因为东方的文明和财富深深地吸引着他们。

威尼斯和大海相连，无数的运河组成了这个城市的动脉。文艺复兴时期，这是世界上最富有和最强大的城市，它的强大和财富来自于它在欧洲和东方之间的海上贸易中的战略地位。

东方在许多欧洲人的眼里是一个富饶诱人的地方，那里有无尽的金银财宝和贵重的香料，当时的地理大发现和世界文化交流对经济的增长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欧洲的大探险家马可·波罗在十三世纪末来到了中国，他口述的《马可·波罗游记》记录了他的经历，引起了欧洲人的巨大兴趣，被翻译成多种文字。

古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从数学的角度来观察地球的表面的理论在十五世纪的欧洲又重新流行起来。罗盘地图和航海地图在十四和十五世纪被广泛运用。

在1492年的8月，哥伦布从帕洛斯港出发在信风的帮助下穿过了大西洋，接近北美洲大陆，航行61天后到达巴哈马群岛，最终在古巴和海地登陆。在到达古巴的时候，哥伦布以为终于到了中国，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欧洲探险之旅。达·迦马在长时间的航行之后到达了东方，开拓了到印度的航线。

1519年，麦哲伦开始了他著名的环球之旅，证实了地球是圆的。这些地理大发现和新航线的开辟，带给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许多新发明和新产品，打开了欧洲对世界的眼界，带来了对外贸易和经济的扩张，对完成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转变起到了作用。

那么，是什么使得文艺复兴时期产生如此富有戏剧性和积极的变化，我们又可以从这段辉煌的历史中学到什么呢？

（北京大学历史系 教授 朱孝远）“首先人文主义者创建了一种非常优秀的文化，他们也因此成为当时先进文化的代表。这种新文化是同政治、社会和经济互动的。当时的欧洲并不富裕，但是有识之士从一开始就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我们看到，这种文化，具有显著的开放性，它不是闭关自守，因此我们中国人、拜占廷人、还有古代的希腊罗马人都对这种新文化的兴起做出过杰出的贡献。反过来说，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也影响到中国，例如，圆明园中的大水法周围的建筑造型肯定是受到文艺复兴艺术风格的影响，所以，我觉得一种新文化要成为世界性的文化，一是取决于它本身的优秀性，二是它同其他文化的互补性。文艺复兴运动是和欧洲的复兴连在一起的。”

大海

第25集 古代印度
大约在公元前1500年，大体上是我国的商朝前期，属于印欧语系的雅利安人的一支，通过兴都库什山的一些山口，来到印度河流域的旁遮普地区，雅利安一词源自梵文，有高贵的意思，雅利安人创造了吠陀文明。

古代的印度是对南亚次大陆的统称，它包括今日印度共和国、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等南亚八国的领土，还有今天缅甸的一部分，次大陆的北部是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山脉，西北面有塔尔沙漠，这使它自成一个相对孤立的地理单位，也产生了独具特色的历史和文化。

最早阐述古印度的文献是吠陀文献，这是颂诗、祈祷词、天文信息以及传说的汇编，其中《梨俱吠陀》最重要、最古老，大约完成于公元前1500年至1000年间。经过长期的斗争，雅利安人凭借军事上的优势征服了土著人，被征服的土著人有的被杀害，有的在当地驱为奴隶，但大部分人接受雅利安人的文化，融入了雅利安人的社会。

印度的等级制度，即种姓制度在这时形成，种姓制度最初有两个等级，后来发展到了四个，即婆罗门，由神职人员和知识分子组成，地位最高；刹帝利，由军事首领、武士组成；吠舍，是指平民；首陀罗，是奴隶。每个种姓从事世袭的职业，互不通婚。种姓制度一直是印度社会的特征。

宗教在当时人们的生活中十分重要，僧侣控制着人们的生活，这个时期的宗教奉吠陀经典为神圣，举行大量的祭祀，婆罗门祭司的地位最高。

大约公元前八世纪，铁器已在南亚农业中使用，促进了恒河中下游地区经济的发展，出现了许多国家，其中较强大的国家16个，这些国家相互争霸，史称列国时代。也出现了工商业发达的城市，如王舍城、舍卫城、吠舍厘城等。

政治经济的变化改变了当时社会阶级力量的对比，使种姓制度发生了变化，使执掌经济及行政大权的刹帝利种姓势力上升，社会的变化在文化上带来许多新气象。佛教和耆那教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

佛教的创始人叫释迦牟尼，他出身于迦毗罗卫国，今属尼泊尔，与我国的孔子大约是同一时代。佛教和耆那教都主张靠自身的正确行为达到宗教解脱，反对杀害牲畜进行祭祀。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教授 尚会鹏）“它们是主要为了反对婆罗门教而产生的，我们知道婆罗教它的主要特点一个是吠陀天启，一个是婆罗门至上，还有一个就是祭祀万能。佛教和耆那教的产生，也就是在反对婆罗门教的这三个特点而产生的，就是它反对杀死大量的牲畜进行祭祀，也反对婆罗门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也反对吠陀文献的至高无上的地位，那么这种特点，也说明了当时的一个现实，就是社会已经从游牧社会过渡到了农耕社会。我们知道游牧社会牲畜是主要财产，那么杀死大量的牲畜来祭祀，这是当时的一种现象，而农耕社会牲畜变成了生产工具，再大量的杀死牲畜，就是对生产力的一个破坏。”

在列国中，摩揭陀国最为强盛。大约在公元前三世纪初，马其顿的统治者亚历山大大帝，率军进犯西北印度，摩揭陀国一个出身孔雀族的青年旃陀罗笈多，率军击败了来犯的马其顿人，推翻了本国暴虐的统治者，建立了印度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帝国，孔雀王朝。孔雀王朝到阿育王时代达到鼎盛。此时帝国的版图几乎包括除南印度泰米尔地区以外的整个印度和阿富汗相当大一部分。孔雀王朝建都华氏城，今巴特那附近，当希腊人麦伽斯特尼作为大使来到这里时，曾对该城的辉煌壮观大为惊讶。

大约700年后，中国高僧法显还曾赞扬过这些宏伟的建筑。

阿育王在早期依靠武力征服了柯陵伽国，完成了印度的统一。但他接受了佛教，他以德行为统一印度的手段，这使他的统治出现了转折。在他的提倡下佛教兴盛起来，他曾派出使节遍历印度各地，甚至远到叙利亚、埃及与希腊，使佛教传播到印度以外的地方，向南传播到斯里兰卡、泰国，向北传到阿富汗、伊朗，并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和东亚其他国家，成为一个国际性宗教。

阿育王时代艺术的代表物是纪念柱，又称阿育王石柱，印度共和国的国徽就是以这种柱头为蓝本制作的。阿育王还在印度各地修建了众多的佛教建筑、佛塔。大约在公元前二世纪中叶，一个叫普舍耶密多·巽伽的人杀死了最后一个孔雀王朝的国王，建立了巽伽王朝，在以后的几个世纪，印度屡遭外国侵略，政治分裂。

孔雀王朝灭亡后佛教的传播受到影响，一度衰落的婆罗门教得到复兴，它吸收了佛教和耆那教的一些教义和教规，并与各个地方的信仰和生活习俗结合在一起，新复兴的婆罗门教称为印度教。

公元60年前后，一支游牧民族，贵霜人侵入西北印度，并在那里建国。到了迦腻色迦一世时代，贵霜帝国进一步扩大。贵霜王朝把中亚与北印度统一在一个国家政权之下，促进了这一广大地区城市经济和对外贸易的发展，贵霜帝国是印度、中亚、希腊、罗马和中国四大文化的汇合地。这个时期，在犍陀罗一带，出现了融合印度与希腊风格的艺术，称为，犍陀罗艺术。近距离的观察这些佛像，不难看到古希腊女神的影子。

贵霜统治者是游牧民族，保留着浓厚的游牧民族的生活特点，来到印度后接受了佛教，佛教在印度再次昌盛。佛教中开始出现一股改革的浪潮，出现了主张拯救更多人的大乘佛教。但是在广大乡村，印度教的影响仍很大，婆罗门祭司花费大量的精力编篡各类法典，用以维护社会等级，规范人们的生活。

大约在公元200年，印度教重要经典《摩奴法论》基本定型，这部经典是印度教徒生活的百科全书，内容涉及习俗、教育、外交等。

公元三世纪，贵霜帝国瓦解，北印度再次分裂为众多小国家，直到笈多王朝时才又出现了统一。

旃陀罗·笈多一世在恒河流域东、中部，建立了笈多王朝，他的继承人沙摩陀罗·笈多大规模向外扩张，并自称是，辉煌、伟大和传奇的君王。到五世纪中叶匈奴人入侵北印度时，笈多王朝逐渐衰落。

中国东晋高僧法显赴印度求法，归国后撰写的《佛国记》，称赞笈多王朝统治者施仁政、人民殷乐。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教授 尚会鹏）“笈多王朝是印度历史上少数几个大的统一王朝之一，在笈多王朝时代，印度的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等等，都达到了一个空前繁荣的地步，它的影响和地位类似于中国历史上的盛唐。在这个时期出现了很多很多有名的思想家、艺术家、剧作家和科学家。”

这个时期梵文诗歌戏剧获得了发展，著名的梵文诗人迦梨陀娑写下了戏剧《沙恭达罗》、诗歌《云使》。笈多王朝时代，统治者扶持印度教，使印度教几乎获得了国教的地位。经过不断的发展与融合，印度教逐渐成为一种包罗多种神明、多种哲学思想和多种祭祀仪规的法纪合体。

古代印度产生了两部著名的史诗，《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两大史诗是古代英雄的颂歌，对印度人民的生活和思想影响极大。公元五、六世纪传播到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也为中国人所知。

著名的阿旃陀石窟艺术，代表着笈多王朝艺术的辉煌，这里原是佛教作为佛殿和僧房而开凿，共有洞窟30所，壁画内容丰富、技法精湛，是名符其实的印度古代艺术的宝库。

科学技术也出现繁荣，著名的天文学家阿利耶毗陀，计算了日月星的运动，得出了一年为365.35天的结论，他还大胆提出大地是一球体，并自身旋转，这个思想比哥白尼的地动说早了近千年。

说到古代印度的科学，不得不提到印度人在数学上对人类的贡献。现在世界上广泛使用的十个数字符号即起源于印度。用十个符号表示一切数目的巧妙办法，给予计算以巨大的方便。0是印度对全人类奉献的最精妙礼物之一，现代信息世界基础的电子计算机是以0和1来编写自己的语言。

戒日王时代正值中国的盛唐，公元632年，中国高僧玄奘为学习佛教到达印度。根据玄奘的记载，那时的那烂陀寺是当时北印度规模最大、最宏伟的佛教大学。这里聚集着大批高僧，据说玄奘是第一万名学生。这个时期佛教在印度已开始衰落，一些寺院被没收，教徒受排挤，佛教向民间信仰妥协，转变为密教，最后在印度本土基本消失了。

佛教之所以在印度灭亡有几个原因：第一，与印度教相比，佛教无法为印度提供一个更好的、在不断外来打击下生存的机制，佛教十分有组织、有正规的僧团和寺院，但在外来统治者打击的时候，容易毁灭。而印度教没有严格的僧团和寺院，它的祭司住在农村，这种方式更能适应印度的国情。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教授 尚会鹏）“第二点，印度是种姓制度的国家，语言、民族、宗教信仰差别很大，佛教是反对种姓制度的，它实际上是想人人平等，主要是四姓平等，四个种姓都平等，但是这在印度是很难办到的，所以佛教始终没有在广大民众中扎下根；第三点就是从教义上说，佛教是反对灵魂存在的。”

这与印度人深入探究宇宙奥秘的好奇心和内省式的文化心理特点不符合，后来，佛教为了生存不得不改变自己，最终向婆罗门教妥协。

大约从笈多王朝时代开始，印度教寺庙建筑开始出现。到了十世纪前后，印度教神庙获得发展。比哈尔邦的太阳神庙，无论就其建筑还是雕刻，都可称为这个时代的杰作。

中印度卡朱拉荷神庙，内外的浮雕表现出人们对女性生殖力量的崇拜和敬畏。

公元九世纪，南印度的朱罗王朝强盛起来，这个时期南印度出现了大批制作精美的青铜雕像，其中，舞王湿婆像表现的是湿婆神正在跳创造、毁灭宇宙的舞蹈，将朱罗国的荣耀展示给世人。

十三世纪，潘迪亚人取代朱罗王朝而兴盛，南印度成为当时重要的国际贸易中心。维查耶那伽尔王国逐渐强大，最终将潘迪亚国吞并。

在北印度戒日王死后的时代，被称为拉其普特时代，拉其普特的意思是皇家的后代，这是一个武士制度和封建制度的时代。拉其普特们相互征战，被彼此频繁的战争所削弱，这使得后来穆斯林有机可乘，开始对他们进行征讨。

大约自公元十二世纪到十七世纪中叶，穆斯林开始统治印度。

1206年，一个叫库塔布·乌德·丁的将军脱离阿富汗而独立，自立为苏丹，建都拉合尔，创立奴隶王朝。十三世纪初至十六世纪中的300多年，史称德里苏丹时期。

1526年，来自中亚的突厥蒙古人领袖巴卑尔攻陷德里，建立莫卧儿帝国，印度从此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莫卧儿帝国到了阿克巴大帝时代达到鼎盛。阿克巴雄才大略，可与古代的阿育王相媲美，他征战40年，征服了次大陆大部，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到阿克巴逝世时，莫卧儿帝国的版图已包括北至克什米尔、南至哥达瓦利河上游、西起喀布尔、东到布拉马普特拉河的广大地区，经济繁荣、宫廷生活豪华，印度再次跻身于当时世界富强国家之列。阿克巴大帝死后，其子贾汉杰即位，继续推行阿克巴的政策。

奥朗则布皇帝治世时期，情况有了变化，他推行偏狭的宗教政策，毁坏印度教神庙。十八世纪初期，莫卧儿帝国衰落瓦解。穆斯林的统治为印度文化带来了新的要素，大批下层印度教徒改信伊斯兰教，伊斯兰教获得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宗教。阿克巴大帝国的宗教政策是相当宽容的，它有一句名言，一切宗教都有光，而光总带有或多或少的阴影。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教授 尚会鹏）“穆斯林的统治对印度文化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我想这种影响可以分成几个方面。穆斯林来到印度以后使伊斯兰教获得迅速的发展，发展成为一个仅次于印度教的第二大宗教。受伊斯兰教的影响，印度出现了一些新的教派，比如现在的锡克教，锡克教就是吸收了伊斯兰教的一些思想建立起来的。”

阿克巴统治时代，诸宗教和平相处，文学、建筑、艺术、绘画再度繁荣。举世闻名的泰姬陵、德里红堡是伊斯兰教建筑艺术的杰作。穆斯林的统治给印度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

大海

第26集 古代日本
日本位于亚洲大陆东方的大海中，是一个由数千座大小岛屿组成的群岛国家，它的形状恰如一只翘首东望的海马，其狭长的身躯沿南北方向绵延三千多公里。

在远古的冰河时期，日本列岛与亚欧大陆之间有陆地相连，称作陆桥，距今约一万多年前，随着冰河时代的结束，气候变暖，冰河融解，海面上升，陆桥被淹没，日本列岛四面环海的地理环境最终形成。由于日本列岛地处亚欧大陆板块与太平洋板块的碰撞地带，地壳变动剧烈，火山地震频发，因此，素有火山国、地震国、断裂国之称。

关于日本民族的起源，一种观点认为，日本民族的主体即大和民族是在旧石器时代以后的漫长岁月里，与来自西方、北方和南方的外来民族相融合形成的。

大约距今一万年前，原始日本人进入新石器时代，这时，他们开始手工制造一种表面装饰着绳纹花样的陶器，所以，日本的新石器时代又叫做绳纹时代。在绳纹时代晚期，也就是公元前四世纪前后，大批来自东亚大陆的移民移居日本，他们当中有古代中国人、朝鲜人，还有来自其他地区的移民。移民带来了水稻种植和冶铁技术，日本由此进入农耕经济时代。这种产生在九州北部的新文化，被称为弥生文化。今天的人类学家通过体质人类学的研究，证明了这次大规模的移民，他们发现，绳纹人的身材低矮，面部宽阔，男性平均身高为155公分，女性为144公分。在弥生时代的遗址中，也发现许多头型细长，平均身高为163公分的人骨，他们的身材和骨骼特征与大陆中国人和朝鲜人十分相似。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研究员 徐建新）“日本的弥生时代，从公元前四世纪前后至公元三世纪后期，大致经历了七、八百年，它是日本古代农耕经济发生和发展的时代，是日本早期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发展时期，弥生时代的社会发展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在这个时代有大批来自东亚大陆的移民，经由朝鲜半岛进入日本，他们和当地的原著名混血，成为今天的日本民族的祖先。外来移民带来了先进的稻作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农耕生产的发展带来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口的增长。另外，在弥生时代中期以后，古代日本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出现了位居统治地位的首长、大人和位居被统治地位的奴婢、牲口；这个时代的另一个特点是，开始与东亚大陆上的中国王朝建立起正式的外交关系。”

公元57年，北九洲地区的一个部落小国，奴国的国王来中国朝贡，后汉光武帝刘秀，将一枚象征权力和权威的金印授予了他，金印上刻的文字是汉委（倭）奴国王。

公元三世纪末到四世纪时，在今天奈良县境内的大和盆地，出现了一个强大的王权，他们遵奉太阳女神天照为自己的主要保护神，依靠武力及与其他家族首领的联姻，这个王权在后来的一个世纪里，逐渐统一了西日本地区，建立起统一的王国，称作大和国。

大和国的历代大王和贵族们在各地修建象征统治者权威的大型坟墓，因此，四世纪至六世纪前后这段时期，在日本考古学上被称作古坟时代。这一时期，朝鲜半岛和中国南朝的一些知识分子和工匠，迁居日本，带去了大陆的先进文化和技术。一些迁入的工匠为大和朝廷组织起来称作：服部、陶部等专业集团，促进了织布、金属加工、制陶、土木建筑等行业的迅速发展。

公元400年，朝鲜半岛的小国百济，送给日本皇帝一个珍贵的礼品，中国古籍千字文的手抄本。

405年，在日本王室的要求下，百济派作家王仁来到日本，教授日本王储学习汉字，这标志着日本正式接受汉字，作为自己的书面语言，汉字逐渐使用于统计者的记录、出纳簿和外交文件中，大陆先进的政治制度也引起了大和统治者的兴趣，大和王朝为不断完善其政治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中，著名的有推古朝改革和大化革新。

六世纪末至七世纪初，作为推古天皇摄政的对德太子，根据中国儒家思想，于604年制定了确定身份等级秩序的冠位十二阶，朝廷官员按照不同等级，戴十二种不同颜色的帽子，每一种帽子都用一种美德来命名，如红色帽子是大礼、蓝色帽子是小仁。

大和王权经过不断完善和发展，在八世纪以后，终于发展成为一个中央集权的、法制较为完备的统一国家。这时的国家是依靠律令这种法律制度进行统治的，所以又被称作律令制国家。律令制国家通过统一的地方行政制度、土地制度和租税制度等实现了对全国人民的直接统治。律令制国家的君主天皇是从原来的大王发展而来的，在天皇称号产生的时候，律令制国家还将自己的国号改为日本，意思是太阳升起的地方。

起源于原始社会的、对自然神和祖先神的崇拜的神道教，在公元七世纪开始形成。古代神道信仰一种朴素的宇宙观，认为宇宙是由垂直重叠的三个世界构成。天上是众神生活的光明世界，地下是恶魔居住的黑暗世界，这两者之间是光明与黑暗、吉与凶、善与美交错的人间世界。神道信仰的对象是各种神力大小不同的神，它让人相信神力对人类社会有保护和毁灭的作用。古代人相信神会依附到各种物体上，这些物体就是神体，比如：一块石头、一棵树、一座山，神体也可以是一种象征性的东西，如一面镜子、一块玉石、或是一尊摆在街头的粗糙的雕像。而在神道中威力最大的神是太阳神——天照大神。在古代，人们认为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后代裔，只有天皇才能与之直接对话，因此，神道教是以崇奉神和神的子孙——天皇为宗旨的。

六世纪佛教传入日本，圣德太子采用佛教作为巩固统治的思想，大力推崇，使得佛教迅速流行开来。朝廷的极力倡导和中国和尚鉴真的东渡日本，促进了日本佛教和佛寺建筑、雕塑艺术等的迅速发展，代表性的佛寺建筑的东大寺。由此直到十六世纪，江户幕府将朱子学立为官学，佛教一直是日本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出于政治统治的需要，国家决定营造永久性都城。

公元八世纪初，日本以中国唐王朝的都城为样板，在奈良建造了平城京，它的范围为东西5.9公里、南北5.1公里、宽90米的朱雀大路是都城的中央大街，大路的北端是天皇的宫殿和中央官厅所在的宫城，城内的街道如棋盘状纵横交错，佛教寺院星罗棋布。据说，当时这个城市的人口有10万人。

710年，大和王朝正式定都平城京，直到794年，迁都到平安京为止的时期，被称作“奈良时代”，从而迎来了律令国家的兴盛时期。

（日本东京明治大学 教授 吉村武彦）“日本的古代国家是以律令制国家的形式建立起来的，在中国的唐朝有《永嘉律令》，日本有《大宝律令》，当时日本派遣的遣唐使，看到中国的国家制度非常完备，他们认为在日本也应当设立这样的律令制度，正是出于这样的认识，在七世纪后半期至八世纪，形成了律令制国家。这时，日本社会的成熟程度，还没有达到唐代国家的水平，在我看来当时的日本是后进国家，类似中国后汉时期以后的水平，尽管如此，日本全力以赴地效仿当时的大国唐朝，引进各种制度，努力想建立一个不逊色于中国的国家，比如建立起官僚制的统治机构，通过户籍来控制人民的制度，以及向人民分配口分田的制度等，拥有这些制度的日本，就是所谓的律令制国家。”

此时，正值中国唐王朝兴盛时期，为了输入唐朝先进制度和文化在公元七世纪初至九世纪末约两个半世纪里，日本不断派出遣唐使到中国学习和访问，随行的留学生、学问僧带回了先进的唐代文化，刺激了人们的求知欲望，对中国文化的追求和模仿，将日本推入了一个经济和文化高度繁荣的时期。

这些年来出土的数以万计的木简，证明这个国家已培养出了一大批谙熟文字、精通管理的官吏，数不清的佛教寺院和神社表明当时的人们向往更丰富的精神生活。

（日本国学院大学 教授 铃木靖民）“日本的遣唐使从公元630年至894年共任命过20次，而其中有16次抵达中国的唐朝，派遣遣唐使的目的是因为当时的日本在七世纪、八世纪和九世纪正面临着发展古代国家体制和文化这样的重大课题，为此，日本平均每12年一次向唐朝派出了遣唐使，每次的遣唐使成员，大约由400至500人组成，大致是分乘在4艘船上，他们历经危险的海上航行冒死前往唐朝，在中国登陆后，还要步行或乘船跋涉130公里抵达唐朝的都城长安和洛阳，与遣唐使随行的留学生中，有的像最近发现的进真威墓志中记载的那样，在唐朝勤奋学习，学业尚未完成却客死他乡，遣唐使就是这样历尽千辛万苦学习唐朝的知识、佛教知识和政治制度等各种事物，然后回到日本，他们对日本古代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公元794年，天皇又将都城迁到今天的京都一带，取名“平安京”，直到十九世纪中期，这里一直是日本皇宫的所在地。

公元十世纪初，盛极一时的李唐王朝灭亡了。这时，深受唐代文明滋养的日本文明，也迎来创造具有日本独特风格文化的时期。国风文化是这一时期文化的统称，国风文化的中心在平安京，主要的代表人物都是公卿贵族，所以，这一文化具有城市性、贵族性和女性化的特征。当时的审美意识中最注重的是优美、纤细和简练。在国风文化的成就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日本假名文字的产生和发展。

九世纪时，日本人根据汉字的草书体发明了平假名，紧接着又将汉字极端简化，创造了片假名，这些假名文字在十世纪后开始广泛的使用。和歌、小说和宫廷日记等假名文学开始发达起来。在国风文化中，女性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当时的文学领域中，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女作家，她们大多是在宫中出仕女官的贵族千金。

十一世纪初，由才女紫氏部创作的长篇小说《源氏物语》代表了平安时代女性文学的最高水平。

到1192年，镰仓幕府建立时，国家的实权，特别是军事权和全国的土地所有权，已基本上控制在武士阶级的手中，从此，武士把日本社会带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武家社会。

武家幕府统治日本达675年之入，这期间，幕府的最高首领征夷大将军的任命，名义上还要得到天皇的准许，但天皇实际上已大权旁落，失去了对国家的统治权，成了一种礼仪性的摆设，政权的更替在不同的武士集团间进行。

十三世纪中叶，在经历了1274年与1281年两次中国元朝军队的入侵之后，镰仓幕府开始衰落。

1333年，镰仓幕府在朝廷贵族的讨伐和幕府内部将领的倒戈中灭亡。

此后，足利尊氏在京都室町成立了征夷大将军的幕府，史称足利幕府，又称室町幕府。室町幕府后期出现了群雄割据局面，史称战国时代。

经过长达一个世纪的战乱，地域武士政权中实力最强的织田信长于1573年，将足利义昭末代将军驱逐出京都，室町幕府灭亡。织田信长率军征讨群雄，开始统一日本大业。他死后，其爱将丰臣秀吉完成了日本的统一。丰臣秀吉建造了大阪城，作为自己的根据地，接着整顿和重建土地制度，并发布“刀狩令”，收缴民间的武器，实行兵农分离的制度。1591年发布“身份统治令”，固定了士、农、工、商的身份。在完成国内统一后，丰臣秀吉开始积极谋求对外扩张，先后于1592年和1597年发动妄图征服中国和朝鲜的侵略战争，但均遭失败，1598年丰臣秀吉忧郁而死。

丰臣秀吉死后，他的近臣发生分裂，德川家康在关原一战中消灭了其它敌对势力，掌握政权。1603年在江户城，就是现在的东京建立幕府，史称江户幕府。江户幕府建立了以幕藩体制著称的统治体制。中央政权为幕府，地方政权为藩，类似我们熟悉的诸候国。藩主被称为大名。各藩的大名在其领地内拥有半独立的领主权，幕府将直辖领地以外的土地分封给大小不等的大约260个藩主。

江户时代制定了严格的身份等级制度，除公卿贵族外，人们被划分为士、农、工、商等级，以世袭为原则，次序不能颠倒。作为统治者的武士的地位空前提高，作为其身份的标志是可以称姓和带刀。当武士权威受到百姓伤害时，具有杀罚的特权。同时，幕府通过制定《武家诸法度》和制定《参觐交代制度》等来规范在名和武士的行为。参觐交代制度，就是规定各在名要让妻室儿女住在江户当作一种人质，大名本人要一年住在领地一年住在江户轮番交替，以达到幕府对各地大名进行严格控制的目的。幕府还制定了《禁中并公家诸法度》，规范天皇和公卿贵族、寺院等的权力和活动。

江户时代，儒学代替佛教成为占据统治地位的思想。朱子学的大义名份思想很符合江户幕府建立严格的身份等级制度的需要，被尊为幕府的官学，在各地开设专门讲述朱子学的学堂，各藩也设立藩校，教授朱子学。

自1543年开始，欧洲人不断抵达日本，与此同时，天主教也随之传入。但天主教义与幕藩体制的思想基础相悖，严重威胁着幕府的统治，因此，幕府严禁天主教传布。

1635年至1639年，江户幕府连续五次发布锁国令，全面限制一切外来船只，规定只有中国、荷兰的船只才能与日本通商，通商地点限定在长崎一港。

在江户时代，日本经过260多年的和平发展，经济、文化繁荣。江户中期以后，各种学问兴起，城市中的世俗文化、大众文化盛行。美术方面，取材生动、风格华丽的浮世绘在民间迅速传播流行。展现武士阶层道德和行为模式的武士道形成，并逐渐影响到民间。

当十二世纪末叶，武士阶级成为国家的实际统治者时，这个阶级的生活方式还没有在社会上占据主导地位，不过日本社会的价值标准，开始越来越多的受到这个阶级的影响。刚刚夺取政权的武士阶级与追求高雅技艺的朝廷贵族不同，他们强调骑术、射术、剑术和领导士兵的本领。在这样的背景下，早期的武士精神强调简单的忠义伦理观。他们赞扬忠诚、正直、无畏和节俭，在严格的等级制度下，武士的忠义节烈并不以国家为对象，而是为了他的主公。对武士来说，事亲之孝、待妻之义、对子之慈都必须给对主公的忠诚让路。武士精神的实质，就是要以最大的勇敢和牺牲精神，做主人最忠顺的奴仆。

在日本锁国期间，西方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十八世纪中叶起，西方列强开始将殖民扩张的触角伸向日本。1853年，美国培里海军准将率领黑船舰队到日本叩关。1854年日本被迫开国。

天皇在一批力主改革的武士的帮助下，重返政治舞台，实现了所谓的大政奉还。

大海

第27集 古代非洲黑人文明
具有七千多年历史的埃及古代文明是谁创造的？塞内加尔的迪奥普教授认为是黑人创造的。埃及的第一王朝的法老纳尔美尔和第三王朝法老左塞从遗留下的图像来看都是黑人，是典型的尼格罗人。迪奥普教授的论点得到一部分学者的赞同，但相当多的学者认为，古埃及文明是由包括哈米特人、黑人在内的多个不同种族的人创造的，这一争论至今方兴未艾。

当年，今日横贯非洲大陆北半部的960万平方公里的撒哈拉沙漠还是一片河流纵横、植被丰茂的地区。居住在非洲南部的居民自南而北缓缓迁徙。作为一个整体的非洲大陆，在人类远古文明的早期石器时代，100万年以来，一直走在世界文明史的前列。现在请与我们一起来探寻古代非洲的起源及其演变过程，了解为什么古代非洲文明在世界历史中是独一无二的？她又给现代世界留下了什么？

到了公元前3000年，非洲大陆的撒哈拉地区逐渐干旱、沙漠化。浩瀚的沙漠向东西两侧延伸直到红海和大西洋岸边，逐渐阻隔了沙漠南北两侧非洲地区的联系。南部非洲与北部非洲的联系和交往因大沙漠的阻隔作用越来越困难、越来越少。埃及文明，转向北方寻求与地中海世界的联系，而南部非洲文明因沙漠区扩大，与亚欧大陆的距离变得十分遥远，逐渐走向封闭化，黑人文明在相对封闭中独立发展。

在世界文明史的进程中，非洲形成为既不属于东方文明，也不属于西方文明的相对独立的文明形态。在沙漠之舟，骆驼被引进非洲以后，跋涉于沙海中的骆驼商队维持着沙漠南北两侧非洲来往的涓涓细流。

（北京大学历史系 教授 郑家馨）“伊斯兰对黑人文化的影响主要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宗教方面，一个是语言方面。宗教方面主要就是伊斯兰传进非洲之后，东非和中苏丹一部分非洲人接受了伊斯兰教，语言方面主要也是东非和中苏丹的非洲人，他们采取阿拉伯字母来拼写他们的语言，创造了他们自己的文字，但是这些影响都局限于上层。对下层，像部落里头的黑人几乎没有影响。”

1897年2月18日，正当欧洲列强掀起瓜分非洲高潮的时候，1500名英国士兵用重炮攻克了西非几内亚湾的贝宁城，也就是今日的尼日利亚，随后窜进王宫，将宫内世代珍藏的艺术珍品抢劫一空，并放火烧毁了这座闻名欧洲的黑人古城。随着英国部队调回本土，流入欧洲古玩市场的近2500件贝宁古国艺术珍品让欧洲艺术界大为吃惊。这些铜质的铸雕艺术品和象牙雕刻艺术品，有人物的艺术形象，有动植物的艺术造型，不但造型奇特，而且典雅精美，极具现实主义美学风格。

（尼日利亚历史学家 奥斯汀·B楚库拉）“按地域政治，尼日利亚分为六个区，从这些区域中可以分辨出各种不同的尼日利亚文化，包括尼日利亚西南部的伊费文化，东南部的伊格博-乌库文化和包含诺克地区的洞穴和古器物的努佩文化，以及尼日利亚的贝宁文化，再向南走，就能找到河流，所以你可以在这几个区域里找到不同的文化形式。”

1907年，在距离贝宁100多英里的伊费古城的发现，提供了更多的同一类型的铜雕和象牙的艺术品。奥沃发现的一个赤陶头像，面部经过精细雕刻，双眼和嘴角略呈微笑、神态恬静。整个雕像表面划着一条条据说有宗教含义的竖线，却并不破坏作品的典雅风格，堪称一绝。这些作品不管是铜雕、象牙或木刻，在艺术风格上和雕刻技术上与贝宁古城的铜雕艺术品相比，都能看出相似或继承的痕迹。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诺克文化。

1943年，在尼日利亚贝努埃高原诺克村的一个锡矿水坑中发掘出一个赤陶人头像，此后在周围8万平方公里，相继发现了160件基本上属于同一艺术风格的赤陶雕像。经碳14检测，这些雕像的年代为公元前500年到公元200年的作品，时间跨度约700年。考古学家和文化史学家对这些文物进行了深入的对比研究，认为，古代这一地区曾存在一种重要文化，土生土长的非洲黑人文化。由于最早发现地是诺克村，这一文化被命名为诺克文化。

诺克赤陶像的发现，对非洲黑人文明史的研究，有着划时代的意义。伊费文明的创造者约鲁巴人在黑非洲历史上可能自诺克时代以来就已形成为一个有相当人口规模且相对集中的黑人大部族群体。

1871年，德国地质探险家毛赫看到了大型石构建筑，称之为远古时代文明人的创作。从毛赫向当时欧洲人详细描述开始，世人才知道在非洲内陆深处，即距离今日哈拉雷到约翰内斯堡公路不远处，有一处气势雄伟的石构建筑物，整个建筑占地24公顷，主要由内城和卫城两部分组成。内城是一座由略呈弯曲的石墙围起来的椭圆形建筑群，院内还有两座圆锥形石塔和三个门洞与外部沟通。卫城建在约700米高的山顶上，墙高15米、长244米，城墙下的通道仅容一人通行异常险峻。在卫城与内城之间是一片开阔的谷地，散落着一些低矮的石屋，所有这些建筑都是用当地开采的花岗岩砌合而成，岩块之间不施灰浆、严丝合缝，连刀片都难插入，构思精巧令人赞叹。此外，整个建筑还有合理的排水系统。

考古发掘发现，津巴布韦这种围墙式的石构建筑物源远流长，广泛存在于南部非洲。直至今日，居住在林波波河南岸的文达人的房屋建筑式样仍类似于津巴布韦的石头建筑。从现在考古发掘的观点来看，大津巴布韦的石构建筑显然是历史上黑人设计建造的巨型建筑，废弃不过三、四百年。但是半个世纪以来，关于这一伟大遗址的建造主人是谁？一直是一些人争论不休的论题。答案是什么呢，经过近一个世纪以来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合作研究，特别是英国考古学家卡顿·汤普森的研究证实了津巴布韦石构建筑是非洲黑人创造的伟大杰作，是非洲黑人文明的宝贵遗址。根据碳14的测定，最早的小型石构建筑修建于公元四世纪，是已定居于当地会制造铁器的一支班图人首先兴建的。后来人数更多，属南班图的绍纳人于公元十世纪进驻今津巴布韦的中部地区，建立了津巴布韦国家。

绍纳人在十三至十四世纪对石构建筑进行了改建和扩建，才开始形成宏大的规模。历史学家是如何解释这一文明的？

（北京大学历史系 教授 郑家馨）“绍纳人自从进入了津巴布韦高原以后，他们采取了牧农经济结构，生产力有很大的发展，所以提供了很多剩余的产品，这样他就可以供应更多的劳动力来建筑伟大的石构建筑，就指今天留下来的津巴布韦的伟大的石构建筑。”

经过几个世纪的财富积累，绍纳人的国力越来越强，他们向外扩张，控制了产金地马左埃河和高原东部地区，控制着通向印度洋的贸易出口港索法拉及通往该港的沿途商站。从津巴布韦废墟发掘中，发现的大批不产于当地的物品，说明津巴布韦国家已经牢固地控制着对外贸易。

正是国家财富的巨额增长和技术水平的提高，使津巴布韦统治者拥有足够的财力和技术手段从事周密的设计、复杂的劳动组织，为建造巨型的石构建筑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同时丰富的剩余食物，使国家能够长期使用和调动大批劳动力脱离农牧业生产。津巴布韦国家突然衰弱的原因至今不甚清楚，但是在这块地盘和附近地区崛起的国家却是连续或同时出现，如托尔瓦国、莫诺莫塔帕、昌加米尔等。

1907年，在刚果散库鲁河畔密林里的一块空地上，比利时匈裔学者托尔代正坐着奋笔直书。在他的对面，几位布尚果王国的长老正在侃侃而谈王国历史，他们毫不费力地顺序列举了布尚果王国120个国王的名字。能不能起码按时间顺序同世界其他国家的历史比如法国的历史联系起来呢？，然而97位君主过去了，没有任何年代特征，当讲到布尚果王国第98位国王包·卡马·包曼恰拉在位执政之时，一位长老不动声色地说，他在位期间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只是某天中午时分，晴空万里，太阳突然没有了，顷刻间一片漆黑，托尔代听到这里按耐不住了，跳了起来、手舞足蹈，长老们还以为他被森林中蝎子蛰了一口呢。几个月后，托尔代通过查阅欧洲的天文记录得知1680年3月30日发生的一次日全食正好就在布尚果王国的上空。在十七、十八两个世纪中，这是刚果散库鲁河地区仅见的一次日全食，类似这样的从日食推断准确的日期的事例在黑非洲历史中还能举出许多。但是非文字文明并非就是原始落后的文明，因为文字不是人类进行文化信息传播的唯一手段，除文字以外，人类还善于广为运用口头语言及其他非文字手段来进行信息传递和社会交往。

（北京大学历史系 教授 郑家馨）“口传文化是黑非洲文明的一大特点，它的内容包罗万象，包括一些大型的史诗、长篇的故事和许许多多传说，那它记载的内容包括某个民族、部族所发生的重大的事件，像迁徙、战争、自然灾害以及国王、酋长的登基等等。由于这种口头传述它的内容丰富，时间包括的很长，所以在每个民族或者部落里头，他都有专门担负口传的这样的长老，那么这些长老，他负责口传文化的口存和传承，把这个民族或者部族的重要的事件他都记下来。”

因此他们使用物化符号，如面具、服饰来进行文化传承。黑非洲面具种类繁多，有只遮盖面部头部的也有遮盖全身的，面具材料多用木雕，也有用皮革金属或者各种植物，面具多半的多彩涂饰，有很强的感染作用，面具的基本功能是作为同神灵鬼魂和祖先神祗之间对话的手段，面具广泛地应用于宗教仪典、祈雨仪式、巫术仪式、播种仪式，也用于娱乐活动、法律活动，可以说黑人所用面具对强化各部族的共同文化心理和文化凝聚力起着重要的作用。

黑非洲的服饰别具一格、千姿百态，常饰以繁杂的符咒物，如珠贝壳骨、猫尾雉羽，在使用中构成了一套符号系统，包括纹身、人体装饰等约定俗成的符号来传承文化。除图腾符号作为氏族和部族的标志外，使用最普遍的有两种，一是刻面纹身符号，二是身体各部位的涂抹染饰符号。苏丹的努巴族人、肯尼亚的马赛人、南非恩戈尼人等从小就在下嘴唇、耳朵、鼻孔扎出许多小孔，用来佩带各种唇饰、耳环、鼻环。

体态语言-舞蹈也是一种强有力的文化传承，非洲热带大陆的黑人舞蹈节奏强烈、动作千变万化、场面气氛热烈，在黑非洲文明中形成一套独特的传承文化信息的体态语言，正是其鲜明的特征，吸引着世界各地人们学习他们的舞蹈动作，编出新舞：迪斯科舞、爵士摇滚舞就是这样风行于全世界。黑人舞蹈是黑人生存内容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还没有象世界其他民族舞蹈那样从日常生产、生活中分离出来，变成一种专门性的精神活动。由于它与黑人社会生活本身互为一体，因而种类繁多，功能和作用各有不同，有的模仿祭祀、渔猎农耕、战争掠杀和日常生活，有的表现神灵鬼怪世界，舞者也利用舞蹈向别的部族表示友好、仇恨、抗议和挑战。作为黑人生存活动的一部分，所有重大事件和重大场合都有舞蹈伴随。

用音乐符号来传承信息是非洲黑人文化的另一特点。音乐比语言在空间上传递的更加遥远，所以，在黑非洲打击乐器是最受宠爱的，音乐中的节奏感又是其最突出的特点，黑人音乐中所具有的声乐和节奏的独特手法由被贩卖到美国的西非黑人奴隶带到美国，形成了爵士乐，由此，又曾发展为爵士摇滚乐等。

以非洲鼓为泛称的黑非洲种类繁多的击鼓音乐，最具有文化历史含义，鼓声伴随着舞蹈者，双掌拍打和双足跺地而发出节奏鲜明的声响，组成了充满历史文化信息的特殊语言世界。日常最通用的通话鼓并不总是伴随着舞蹈，通话鼓在辽阔的丛林、原野中，代替语言文字起着传递语言文字信息的作用。在黑非洲无数的村寨和集镇中，都备有通话鼓。

（北京大学历史系 教授 郑家馨）“数百名的奴隶来自各个民族、各个部落的黑人，他们之间语言不通，而且被关押在不同的船舱里头，但是，在这当中，非洲黑人的传话鼓就成了他们联络信息、联络感情的工具。比如，有一个黑人，他身怀一个很小的叫做通话鼓，他就敲击这个鼓，通过那个鼓声，他给全船其他船舱里头的黑人表达这样的信息：这艘船总共关押了我们多少黑人？他们要把我们运送到哪里去？我们这些黑人同胞中间都有哪些部落？另外，还能够传达出这艘奴隶船里头有多少奴隶贩子、奴隶商人以及有多少个船员？通过这些通话鼓，乘船的黑人，虽然他们语言不通，因为地方语言互相不懂，但是鼓声他们听的清楚，所以这也是口传文化的一大特色。”

几千年来，在热带丛林和稀树大草原上，黑人的鼓声一直在空中飘荡，传递着原始的信息。

近代以来，黑非洲沦为西方殖民侵略掠夺的对象。在延续四百年的万恶的奴隶的络印中，黑非洲文明遭受了空前的摧残和破坏。世代相传的黑人各族口传文化，因大批人口被贩卖、被屠杀而中断散失，给无文字的黑非洲文明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黑非洲逐步摆脱了西方殖民统治，取得独立，创立了许多民族国家。黑非洲文明重新获得了新生，这是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应当特别珍惜和保护非洲黑人文明的精神和价值，因为她在世界文明中极具活力而又独特。

大海

第28集 美洲古代文明（上）
16世纪以前，生活在东半球的人们怎么也无法想象在地球的另一面还会有一片美丽富饶的美洲大陆。

1492年，当哥伦布带领他的船队向西航行，去寻找远在东方的印度、中国和日本的时候，他不愧为最勇敢、最富想象力的人。可是，即使拥有这样的气魄和想象力，他也没敢相信自己发现了新大陆。哥伦布至死都认为，他只不过找到了通往亚洲印度等地的捷径，因而就把当地土著人叫作印度人，这正是全世界都把他们称作印第安人的缘故。哥伦布找到的虽然不是东方的亚洲，但那里却真的与亚洲有关。人种学分析表明，美洲印第安人大都属于亚洲蒙古利亚人种。在美洲考古发掘中，始终没有发现旧石器晚期以前的人类遗存，这说明居住美洲的人类最初是从外部迁徙而来的。

专家们推测，大约在3万5千年至1万年以前，乘冰川作用使白令海峡还存在陆桥的机会，他们从亚洲迁徙到了美洲，又经过大约500年的内陆移民，其足迹由北而南逐渐踏遍了整个新大陆。

大约到了公元前1500年前后，以玉米的栽培为标志，美洲开始出现成熟的农耕社会，然而，直到公元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西班牙人来到的时候，这里的大部分地区仍然处在前阶级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只有中部美洲和安第斯山中部地区建立了一些奴隶制国家，于是就产生了中部美洲和安第斯山两个文化圈的概念，它们是美洲古代文明发展的顶峰和典型代表。

中部美洲文化圈是指在墨西哥中部和南部，危地马拉、洪都拉斯、部分尼加拉瓜以及部分加勒比地区的奥尔梅克、玛雅、托尔特克、特奥蒂华坎、阿兹特克等地形成、发展和衰亡的古老印第安文明。

中部美洲文化的发展分为前古典、古典和后古典三个时期。前古典时期为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300年，这是中部美洲文化的形成时期，这个时期的主要代表是奥尔梅克文明。奥尔梅克文明有着中部美洲文化摇蓝和墨西哥母文化的美誉，它大约崛起于公元前1500年，衰亡于公元600-700年，主要分布在墨西哥湾沿岸地区，据说人口曾经达到数十万，其主要遗址包括拉文塔、圣洛伦索、特雷斯-萨波特斯等等。据考古学者测定，拉文塔兴衰时间大约在公元前1160年至公元前500年之间，而圣洛伦索则可能更要提前300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历史研究所 副研究员 秦海波）“阿尔梅克人一般不是居住在城市里面，他们的城市主要是祭祀中心，圣洛伦索的全部遗址都是在一个人工的土台上，这个土台上没有发现过能够住人的居室，所以大家推测他们是定期来这举行一些仪式，然后进行一些维护、修缮等等。”

再如座落在沼泽中间岛屿上的拉文塔，面积约有2平方公里，这里的主要街道呈南北走向，两旁对列着许多石碑，有四个巨石头像和有着古怪雕刻的祭坛。据考古学家判断，城中的居民不会超过一千人，这些人可能大都是与祭祀活动有关的神职人员以及当地统治者、管理者和做杂务的人。

奥尔梅克人模仿火山的形状，修筑了平顶的梯形金字塔，但并没有使用石材，而是以粘土建造。拉文塔的大金字塔被发现时，看上去只是一个高约30米，基座长约120米的大土堆。奥尔梅克人已经开始实行社会分工，主要有务农的、经商的、雕刻的、以及执掌宗教仪式的祭司等等。奥尔梅克人从事农耕经济，很多迹象表明，他们修筑了美洲最早的可以对水流量进行控制的灌溉系统。奥尔梅克人还创造了美洲最古老的文字和计数符号，会计算，甚至已经产生了零的概念，他们使用点和横杠作为记事词运算的符号，但这些符号还不能再现语音，也就是说还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文字。

精美的石雕是奥尔梅克人最突出的艺术成就，高浮雕、浅浮雕和各种人物、动物的雕像在所有的奥尔梅克遗址都可以看到。著名的墨西哥人类学博物馆集中展出了许多这类雕刻品。奥尔梅克石雕中最具特色的是十三尊由整块巨石雕成的人头像，最大的高达6米、重约三四十吨，这种巨石头像，造型敦厚、神态生动，表现出非常娴熟的雕刻技巧。此外奥尔梅克人也做小泥人儿，他们的小泥人儿以白浆土制作，再染成红色，栩栩如生的表现人类的各种姿态。奥尔梅克人的玉雕常被用来表现他们的主神，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一个双手捧抱孩子的人像，他呈端立姿态、头大、孩子头也大，两张面孔直直地连成一线，成为作品的主要部分，大人的脸是一张人脸，而孩子的脸则更像美洲虎，被称作虎人。虎人是奥尔梅克文化的一个特征，人们推测这种形同孩子的虎人，可能就是美洲雨神的早期形态。

中部美洲文化的古典时期，是公元300年至900年，主要代表为特奥蒂华坎和玛雅文明。在墨西哥城东北约45公里，座落着印第安古城特奥蒂华坎遗址。特奥蒂华坎印第安语的意思是众神之城。笔直的黄泉大道长2.5公里、宽40米，大道两侧是成群的公共建筑和住宅以及大大小小的神庙和祭坛。大道东侧的太阳金字塔是美洲最大的金字塔，塔分5层、高66米、基长225米、宽222米，占地面积可与埃及吉萨大金字塔媲美。塔顶原来有一座太阳神庙，人们曾在这里用活人祭祀太阳神，每天正午，太阳将金字塔通身照亮、不留阴影。城市北端是月亮金字塔，塔高46米、基长150米、宽120米。这座金字塔南面不远是蝴蝶宫，是达官贵人的居所，全城最华丽的地方，圆柱上刻有精致的蝴蝶鸟身浮雕，宫殿下发掘出一所神庙，供奉有着美丽羽毛的海螺。城市南端有一座面积达16万平方米的城堡，城堡中建有神密的羽蛇庙，它如今仅存基座，基座上的羽蛇头像仍然栩栩如生。

特奥第华坎面积20多平方公里，鼎盛时期为公元300至600年。特奥蒂华坎文明大约起源于公元前一两个世纪，那时它的人口大约有1万至4万。到了公元300至600年的鼎盛时期，人口一度达到了20万，可谓全世界最大的城市之一。

（墨西哥XXX研究所 考古学家 纳斯塔XXXXXXXX）“我们认为在那个时候，特奥蒂华坎由祭司所统治，意思是说，大祭司掌着经济、政治、管理、宗教和军事大权，所有这些权利都是集中到统治者身上的，但是，存在着这样一种假设，就是这个政府是由几个人一起行使权力的，也就是说并没有一个拥有最高权力的国王，而是不同区域的人的不同代表一起来治理这个城市，从而使这个城市能够延续1000年之久。另外，考古学家目前尚未找到针对统治者个人的任何历史记载，也就是说在特奥蒂华坎这个城市不是由某一个统治者创建的，与玛雅人的历史有明显的区别，我们已经发现了有关玛雅统治者的整个历史记录，而这里所奉行的是一种集团统治，所有体现的是一种祭司阶层，负责统治着这种类型的城市。还需要说明的是，考古学家的调查研究证实，特奥蒂华坎在商业和文化方面与玛雅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特奥蒂华坎是一个拥有广大的农业经济区的中心城市，它是一座圣地是祭祀中心，人们从四面八方赶到这里来朝拜，参加各种宗教活动。很多学者认为，特奥蒂华坎就像古罗马帝国一样，是在蛮族入侵的打击下灭亡的。

在特奥蒂华坎不远处，托尔特克人于公元七世纪兴建了图拉城，而特奥蒂华坎则于此后不久开始衰落，并于公元900年前后突然荒废。

玛雅文明在古代印第安文化中最为璀璨。玛雅的早期历史，可以上溯到公元前1500年，而其鼎盛时期一般被分为旧帝国和新帝国两个阶段。玛雅旧帝国属于中部美洲文化的古典时期，分布在危地马拉、洪都拉斯等地区，而新帝国则属于后古典时期，主要分布在墨西哥的尤卡坦半岛。..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历史研究所 副研究员 秦海波）“玛雅文明继承奥尔梅克文明的许多特点，譬如历法、数字、象形文字，玛雅的数字采用20进位制，包括从零到百万的概念，在东半球最早用零概念的是印度人，玛雅人和印度人几乎是同时用了这个概念，比欧洲人提前了大约800年。玛雅人的天文历法也都比奥尔梅克人进步了很多，在全世界范围也是领先的。玛雅人用两种历法，这两种历法都受到奥尔梅克的影响，一种是宗教历法，叫作圣历年，每月20天，每年13个月，一共260天；另一种历法是叫太阳年，每月也是20天，一共18个月，外加5个忌日，一共是365天，它的精确程度和当代最先进的历法差不多。”

玛雅人文字方面的成就在古代美洲独占鳌头，玛雅的象形文字是由各种图案相结合组成的，已经部分地达到了记录语音和词汇的程度。我们在玛雅纪念碑或庙宇的墙壁上，经常会看到包含不同图案的文字雕刻。玛雅人还制造了纸张和书籍，并曾积暂了很多图书。遗憾的是殖民早期的欧洲传教士们竞把这些书都当作异教邪书加以焚毁了。今天人们研究古代的玛雅的一个重要资料来源是当年在尤卡坦担任大主教的兰达教士的笔记《尤卡坦记事》，但正是这位大主教，在他的笔记中沾沾自喜地说，他已经把成百上千的记有异端邪说的玛雅图书都付之一炬了。

帝卡尔是玛雅旧帝国时期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它位于危地马拉佩腾地区的热带丛林中，方圆约500平方公里，筑有围墙，其中心地带，面积16平方公里，存有3000余座建筑遗址，鼎盛时期，城内大约有5万居民，高耸挺拔的金字塔是帝卡尔的显著特点，它们往往成双成对地建造在道路两侧。4号金字塔高达70余米，是古代美洲最高的建筑。帝卡尔金字塔的顶端大多建有神庙，神庙之上又有一个高十几米的顶冠，使本来细高挺拔的金字塔更显得俊逸。此外，旧帝国时期的玛雅人在帕伦壳、科潘、奇里瓜、乌斯玛尔等地也建立了极其雄伟的城市和非常繁荣的文化。大部分玛遗址都发现雕刻精美的石碑，许多石碑用绿色火山石刻成，高约5至10米，石碑中间主要部位是一个人像，周围及背面是铭文和图案，雕像面部写实、服饰华丽、雕刻技巧之娴熟令当代艺术史家赞叹不已。

可是，公元九世纪末，不知何故，迫使玛雅人忽然终止一切活动，举族造徙、背井离乡，去了几百公里以北的尤卡坦半岛。在那里，玛雅人开创了他们的新帝国。同时也接触到来自墨西哥中央高原的托尔特克人，这使新帝国文化表现出不少新的特点，特别是出现了羽蛇崇拜。新帝国最重要的城市首推奇琴伊查。奇琴伊查的金字塔已经不像蒂卡尔的那样陡直耸立，而变得稳固和谐，而且奇琴伊查的一切似乎都与天文历法有关，处处藏有陷喻。供奉羽蛇的城堡金字塔也被称为库库尔坎金字塔。

在2007年7月8日刚刚评选出的世界新七大奇迹中赫然有名。这座金字塔高30米，正方形塔基，每边长56米，分9层，四面都修有直通塔顶神庙的阶梯，每面的九层被阶梯一分为二，合起来的18代表18个月，每面阶梯91级，4面共364级，加上神庙门口的一级，共365级，代表每年365天，阶梯边墙的底端雕有羽蛇头像，每当春分、秋分之日，夕阳西下之时，从特定角度望去，边墙就像一条闪闪发亮的巨蛇沿着塔身缓缓而下，被称为蛇影奇观。奇琴伊查有一座独特的圆形建筑，西班牙人称之为蜗牛塔，它是玛雅人的天文观象台，顶端的观测室已部分坍塌。

奇琴伊查拥有古代美洲最大的球场，它的看台长166米，中间是长方形的比赛场地，场地边墙上的石环有些像现代蓝球的篮筐，实心橡胶球从中间穿过才可以得分，他们只能用肘、腰和膝部击球，否则就是犯规。从奥尔梅克起，中部美洲的这种球赛一向就不是普通的娱乐活动，而是节日中某种宗教仪式的组成部分，失利一方的队长将在赛后献出自己的头颅祭祀神祗。奇琴伊查最有名的是圣井，曾任美国驻尤卡塔领事的汤普逊毕生致力于奇琴伊查的考古工作，他曾不顾生命危险，亲自潜入圣井打捞遗物。兰达主教在《尤卡坦记事》中说：古代印第安人经常在圣井前举行仪式，将最美貌的少女和大量财物投入井中献给羽蛇神。汤普逊的打捞工作证实了这些传说。

后古典时期是公元900年，直到西班牙人征服美洲之前。除了玛雅新帝国以外，后古典时期还有两个主要代表托尔特克和阿兹特克。西班牙人到达时，统治墨西哥中部的是阿兹特克人，他们在十三世纪末强盛起来，成为中部美洲文化的最后一支代表力量。阿兹特克人其实居无定所，据说他们的主神告诉祭司们，假如见到一只老鹰衔着蛇站在仙人掌上，那便是你们永久的定居之地。1325年，他们终于在特斯特克湖中的岛上见到了这一情景，于是，他们便在此建立了特诺奇蒂特兰，这就是今日墨西哥城的前身。西班牙人来到时，它拥有20万以上人口和13平方公里面积。

诺奇蒂特兰有3条宽10余米的堤道通往湖岸，共筑有10余公里的防洪堤和两条饮用水渡槽，中心大广场一带建有40余座金字塔庙宇。阿兹特克是个帝国，但他们并不在各地派驻官员，像奥尔梅克人一样，他们只收贡赋而不进行直接的管理，也不把自己的生活方式强加于人。

皇帝是政教合一的最高统治者，贵族包揽所有的军职和神职。阿兹特克实行公社土地所有制和奴隶劳动制，阿兹特克商业繁荣，首都特诺奇蒂特兰的五个城区全都开设了很大的市场，市场上各式商品琳琅满目，顾客和商贩熙熙攘攘。阿兹特克的主要生产活动是农业，最重要的粮食作物是玉米和豆类，最重要的经济作物是龙舌兰。龙舌兰在我国仅供观赏，但对阿兹特克人来说，它既可直接食用，又可酿酒，它的纤维可以制造绳索，它的叶子可以盖屋顶。

阿兹特克文明与中部美洲其它古代文明有着共同的特点，有象形文字、书和地图，有丰富的天文学知识和365天的太阳历，信奉羽蛇神，实行人祭等等。

墨西哥人类学博物馆保存着1790年发现的一面巨大而精致的阿兹特克石历。石历中央是太阳神像，周围4个方格代表已经逝去的前4代太阳及其世界。

与中部美洲文化遥遥相对的是安第斯山文化。古代印第安人在南美洲广袤而神奇的土地上，同样创造了许许多多灿烂辉煌的文明，同时也给世人留下了更多不解的谜团。经过数千年风雨的冲刷与积淀，他们留下的线索还是否依然清晰可辨呢？他们的命运又将如何呢？

大海

第29集 美洲古代文明（下）
古代美洲文明被称为失落的文明，那些建在高山之巅或隐秘在丛林深处的宫殿庙宇，那些运用精湛工艺制作而成的、耐人寻味的雕纹和造像、还有那些至今还无法解开的谜团，引来了太多的假想和猜测。中部美洲和安第斯山两个文化圈，是古代美洲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离开中部美洲，我们将继续延着古代印第安人的足迹，走进安第斯山文化创造的辉煌与奇迹。

在南美洲广袤的土地上，无疑曾经兴起和消亡过许许多多灿烂的土著文明，但其发展的顶峰和最典型的代表非印加帝国莫属。作为印加的前身，在今秘鲁、玻利维亚等地的沿海和山区分布着许许多多其他印第安文明，包括查文、纳斯卡、莫奇、瓦里、蒂亚瓦纳科、奇穆等等。

南美洲最古老的人居地是公元前8000年的奇尔卡部落，那时的人们还以采集和狩猎为生，但也已经开始栽培豆类作物。另一处著名遗址是大约四五千年前一座很奇特的庙宇，它因交叉手臂的塑像和图案而得名为交叉手庙。整个庙宇是用粘土建造起来的，就像是专门为了与中部美洲文化相呼应一样。

安第斯山文化中也有一个类似奥尔梅克的文明，它因其最重要遗址查文德万塔尔而被定名为查文文化，它发端于公元前1500年，鼎盛于公元前400年至公元前200年。查文德万塔尔是一处坐落在海拔4000多米高山上的古庙群，主庙的正前方有一个由层层台阶围绕的四方形广场，古庙左面还有一个圆形小广场，周围有各种石雕，从凶猛的美洲虎到手持利刃的武士，形态各异、颇为传神。沿着小广场旁的台阶向上走，可以找到两组地下巷道，距地面约2米、纵横交错，其中存放的方尖形巨大石碑是公元前八世纪的文物，高达4米，刻有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查文德万塔尔也只是一个祭祀中心，居住人口不超过3000人，出土文物中包括来自很远地方的产物，譬如秘鲁南方的朱砂、智利北部的青金石、厄瓜多尔沿海的大凤螺等等。艺术品中的一些图案和形象，还说明这里与亚马逊盆地也有交往。

帕拉卡斯文化，公元前十世纪至公元五世纪，兴衰于秘鲁南部沿海地区，它在纺织工艺方面表现出令人惊异的成就，他们的织物色彩丰富艳丽，可以从中分辨出190多种不同颜色，而且，那里还发现了不少木乃伊，他们身上大多穿着极其鲜艳的服装，那些服装在纺织、剌绣、染色等方面无不显示出令人赞叹的高超技艺。

纳斯卡文化有可能是在帕拉卡斯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两者的地理位置大体相同。纳斯卡文化的发展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00年至公元600年之间。纳斯卡的陶艺是非常出色的，纳斯卡陶器的底色一般都是砖红色或橙色，上面以红、黄、褐、紫、黑、白、灰等多种不同色彩描绘出鸟兽、花草、神怪等等的图案，造型非常生动。据分析，这些陶器的表面涂釉很可能有8次至10次之多，可见其工艺之复杂和精湛。纳斯卡人没有建造规模巨大的神庙，人口密度也不及北方邻居，但他们的水利工程成就却让人叹为观止，且百思不得其解。那正是著名的纳斯卡地画，面对那些地画，人们不禁浮想联翩，很多人干脆把它同天外来客联系到一起，猜想可能是UFO的机场，并冠之以众神之车的美名。在秘鲁西南沿海一片250平方公里的旷野上，那些硕大无比的奇异图形，晰蜴、蜘蛛、章鱼、蜂鸟、猴子，只有在太阳升起的时候，站在附近的高山之巅才清晰可辨，等到太阳当空它们便消逝无踪了，人们惊叹这真是世界古代第八大奇迹。

纳斯卡的北方邻居是莫奇人，他们的势力范围比纳斯卡要大得多，人口达到数十万人。莫奇可能是一个强大的军事帝国，那里的出土常围绕战争主题，学者们说它是一个好战民族。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历史研究所 副研究员 秦海波）“莫奇文化最重要的遗址是塞洛布兰科，那儿有两座巨大的金字塔，太阳金字塔和月亮金字塔，它们是美洲特有的平顶土坯金字塔，土坯上还有制作者的标记，说明它们来自不同地区。月亮金字塔附近曾经发掘出一座制陶工场，那儿的陶制品，堪称印第安文明最杰出的艺术代表，它们向大家展示了更加丰富的前哥伦布时期的美洲社会生活。”

莫奇陶器兼具生活器具和塑像的功能，被制成人像、人头像、动物、果实、家具、船只、房屋等等的造型。手持武器的战士，脖颈上套了绳索的赤身裸体的俘虏或奴隶的陶像特别多，其中有些被认为是人祭中的刽子手。一些表现性生活的生育的陶像阐释了当时社会中的性别角色，还有表现各种病患的陶像，专家们甚至可以看出患者得的是什么病。

在海拔更高的内陆地区，也出现了很多古代印第安文明遗址，其中非常重要的一处是蒂亚瓦纳科，它位于海拔4000米左右的高原上。第亚瓦纳科的太阳门与纳斯卡地画同样的神秘和著名，它是用一整块巨石雕琢而成，高近3米、宽约4米、重量估计近百吨，门上有许多神秘的雕刻，每年秋分，太阳总是沿门洞的中轴线升起，据说这一天黎明的第一缕曙光必定准确地从太阳门的中央射入。

南美洲著名的巨石建筑可能就是从这里起源的，那些不规则的巨石被拼接得天衣无缝，石与石之间不用任何粘结剂，却连一个刀片也插不进去。

奇穆王国曾经与印加并存，他们的土地南北跨度约1000多公里，1465年被印加征服。奇穆手工艺非常著名，包括金银饰品、木刻和编织等等。奇穆的水利工程浩大，行政管理层次分明，相对而言，他们的社会等级也划分森严，奇穆贵族的尊严是神圣而令人生畏的。奇穆的首都昌昌城被考古学家称为城堡之城。

（秘鲁学者 安娜·露西亚·穆托·德·凯西）“昌昌城是世界上最大的土砖城遗址，它是由秘鲁北部的奇穆王国建造的，在全盛时期人口达到十万，面积约20平方公里，在奇穆的语言中，昌意思是太阳，因此这个城市的名字意思是太阳城。整个城市被分成10个城堡，据推测每一位奇穆国王都会建造一座城堡，死后就葬在里面，每个城堡中又分割成不同的区域，有用于举办仪式的还有用来放置灵柩的，还有储物间以及住人的居室。这些城堡用很高的墙分割开来，现在看起来它们很矮但那时候是很高的，而且内部结构错综复杂，他们用土砖块建成，然后覆盖一层平滑的表面，这样他们可以用雕刻来装饰墙体，装饰花纹有两种，一种是用写实的手法描绘鸟、鱼以及一些小型的哺乳动物，另一种是用抽象的手法表现同一主题。”

的的喀喀湖，世界最大的高原淡水湖，面积8830平方公里，海拔3812米，平均水深100米，最深处达250余米，它无疑是安第斯山文化最重要的发源地之一。当地印第安居民至今保持着非常原始的生活方式，为人们生动地展示着古老的印第安社会的方方面面。

乌鲁族印第安人用当地盛产的香蒲芦苇草在湖面上堆积起一个个浮岛，世世代代在上面繁衍生息。芦苇草便是他们重要的生活资源，他们用芦苇草建造房屋、船只，青嫩的芦苇根也成了他们每餐必备的食物，他们沿袭立脚点古老的生活习惯，男人个个都是捕鱼能手，女人们都能信手编出各式各样色彩艳丽的具有浓郁印加风格的纺织品。由于岛上的资源有限，为了获得必须的生活用品，他们依然沿袭着原始的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交易完成之后，双方还友好地扬致意。勤劳淳朴的印第安人就这样在美丽的的的喀喀湖上过着与世无争自给自足的生活。

的的喀喀湖是印第安人的圣湖，传说印加的祖先曼科、卡帕壳和玛玛·奥克略就出生在这里，他们是太阳神的儿女，他们按照太阳神的旨意离开圣湖来到库斯科，在这里建立首都，并进而统一四方，形成庞大帝国。库斯科，印第安语的意思是世界的肚脐，也就是世界的中心。帝国的疆土被称为塔万廷苏约，意即四方一统。塔万廷苏的约北起厄瓜多尔，南至亚马逊平原和查科地区，绵延4000多公里，总面积达200多万平方公里，而关于总人口，专家们提供了从200余万到600余万几种不同的说法。

印加在文字历法等方面不如中部美洲，但他们的社会组织和国家机构更为发达。

（秘鲁学者 安娜·露西亚·穆托·德·凯西）“帝国最重要的人物是Sapa Inca，他被认为是太阳神的儿子，通常情况下简称他为印加，帝国由许多不同的民族组成，后来被克丘亚征服，他们也是其中的一个民族，只有印加的后代才能继承，印加的王位成为帝国的统治者，印加王有很多妻妾，第一夫人是Coya，相当于王后，克丘亚语称整个帝国为塔万廷苏约，它被分4个大区，每个大区有一个地方长官，社会最基层的单位是艾柳，它就像一个扩大化的家庭，土地归艾柳所有，土地产出要被分成3份，分配过程在地方长官的监督下进行，一份给印加王，一份给贵族，第三份留给艾柳。”

为了对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帝国实行有效统治，印加帝国建立了他们完善的公路网，其中有两条是相互平等贯穿南北的干线，印加的公路长达4000多公里、宽约4.5-7.5米不等，并建有百余座桥梁，每隔7.2公里树一里程碑，每隔20余公里设一所驿站。

（秘鲁学者 安娜·露西亚·穆托·德·凯西）“驿站里为经过的旅客准备了食物，这样不仅便于军队转移，来应付其它省区的叛乱等突发事件，同时也给查斯机提供方便，查斯机是最善跑的人，他们给印加王传递来自帝国各地的信息。”

印加没有文字，基普是一些打了许多结的彩绳，是典型的结绳记事。或许也是因为军事的需要，印加人擅修石城、要塞，他们采用蒂亚瓦纳科的方式，以形制不一的巨石堆砌建筑，不用灰桨粘合，这种建筑的表面也不用浮雕装饰。著名的萨克萨瓦曼城堡修建在库斯科城北3公里处的一座小山上，有21个棱堡和3层围墙，每层围墙高18米，所用巨石最大的长9米，宽5米，山顶修有阅兵场，每年6月24日在此举行盛大的太阳祭。

印加的首都库斯科城位于比尔加诺塔河上游一处海拔3410米的高原盆地之中，被誉为安第斯山王冠上的明珠。这里崇山峻岭、林木葱郁，是印加帝国的发源地，也是今日秘鲁库斯科省的省会和最重要的旅游胜地。库斯科城中至今还可以看到许多印加时代的街道、宫殿、庙宇和房屋建筑。市中心是武器广场，四周有一些西班牙式的拱廊和天主教堂，而在广场的东北方，坐落着著名的印加神庙——科里坎查。在遗址所在地，我们看到的是一座殖民时期的天主教堂，走进教堂，似曾相识的印加巨石建筑才呈现在眼前。科里坎查是印加帝国的一座最重要的神庙，它在印加语的意思是黄金院落。

据说十六世纪西班牙史学家维加曾记述，当时整栋庙宇的墙壁和地面都由金片覆盖，宽阔的庭院中是黄金打造的玉米、植物、以及形态各异的动物的塑像。西班牙人到来后，毁掉了神庙、运走了黄金，并用神庙的基石做地基，建起了一座圣多明哥教堂，然而经过了两次大地震后，教堂被夷为平地。而用印加典型的施工法建造的牢固的地基和围墙下端却安然的逃过两次灾难。教堂经过两次重建后，便形成了今天这样独特的景象。走在大殿里还能清楚的辨别出神殿内部的构造和规模以及太阳神庙、月亮神庙、星神庙所在的位置。那挂在墙壁角落的金太阳残片还默默的提醒着人们，这里经历的辉煌和磨难。

首都库斯科城西北100多公里伫立着雄伟的维尔卡班巴山，湍急的乌鲁班巴河从山中奔涌而出，西班牙人统治秘鲁整整300年，却全然不知在这里的高山之巅还有一座雄伟的印加城市。印加人最后的抵抗力量可能就曾经在这里藏匿了许多许多年，他们对这座隐秘城池的遗弃，也是一个难解的历史之谜。直到1911年，这座城市才被耶鲁大学的一位历史学教授发现，古城的原名已经无从知晓，学者根据当地的山名将它命名为马丘比丘。2007年，它也被选入了世界新七大奇迹。

马丘比丘海拔2280米，一面靠山、三面临河，两侧的悬崖深达600余米。这座城市可能是印加帝国在公元1440至1500年才建造的，它的面积约有13平方公里，估计曾经居住1000余户人家。马丘比丘尽管如今仅存残垣断壁，但当初壮观兴旺的景象依然依稀可见。古城街道不宽、纵横有序，街道两旁的宫殿、庙宇、亭台、堡垒、作坊、民居和蓄水池高低大小错落有致，人工开凿的沟渠将远处的山泉引入城中，以弥补城内供水的不足。马丘比丘的城墙和各主要建筑也都采用巨石无缝拼接的方式修建起来。巍峨的金字塔顶端建有由处女管理的太阳庙，较大住宅的墙壁上留有长方形或三角形的窗子，一条整齐的台阶路从古城正门开始延着山势盘旋而上，想来就是全城的主要街道了。古城的主要建筑包括朝向库斯科方向的大门，掩蔽墓地的曲墙，是印加王室贵族居住的印加之屋。由12座庙宇组成的神殿群等，神圣广场的北面耸立着高大的主神殿，另一侧是三窗殿。传说印加的祖先是从其中的富饶之窗出发去征服世界的。神圣广场的中央，有一块硕大的栓日石，据说那也是一个精准的日晷和石历。在远处地势较低的地方还开辟了一块专供庆典和阅兵用的大操场。马丘比丘城外发现的崖间墓葬中，有173人的遗骸，其中女性150人，而且，为数不多的男性都由女性围绕，难道这些女性都是印加贵族的陪葬。

向西进入太平洋，大约3200海里，有一个现在归智利所属的三角形小岛，名曰复活节岛。岛上没有河流湖泊，植物很少，除了老鼠几乎没有野生动物，可是，却有600多尊用整块火山岩雕凿而成的巨大人像，齐刷刷地站在那里，面向大海、翘首以望。它们也是印第安人的杰作吗？

古代印第安人给这个世界留下了太多的神秘，也留给我们无尽的猜想，不知要到哪一天，那些被时光尘封的历史之谜才能被一一揭底。

大海

第30集 古代中外文化交流（上）
在中古时期，世界的东西方之间有着频繁的文化交流。

中国隋朝皇帝隋炀帝在位时，他的大臣裴矩在甘肃的张掖主持东西方之间的贸易，并向西域诸国的商人表达了中国对他们的欢迎态度。609年，隋炀帝巡视中国西部，来到张掖附近的燕支山，裴矩安排吐鲁番的高昌国国王、哈密的伊吾国国王及西域的其他27国国使前来谒见隋炀帝。在隋朝的这些商人和文化使者之后，又有哪些人继承了这一伟大事业、努力发展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这些交流的规模是什么样的？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新疆社会科学院 历史所副 研究员 艾力·吾甫尔）“隋炀帝为了与西方建立联络派使者出使壳西米尔，在那里他们获得了玛瑙贝等，后来使团到阿富汗，阿富汗的王室城获得了佛经，他们接着往北走到史国，也就是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的沙赫里夏勃盆城，在那边获得了十位舞女和狮子皮等珍稀宝物。”

607年，隋朝官员常骏等人乘大船航海抵达位于马来半岛南端的赤土国。赤土国王派遣由30艘大船组成的仪仗队欢迎他们。迎宾仪仗吹螺号击羯鼓，以取悦大隋使节。他们还向隋使进献金锁链，当作常骏所乘大船的缆绳。过了一个月才抵达赤土国的都城。《隋书》记：赤土国王子叫那邪迦，他代表国王会见了常骏一行。3年之后，这位赤土国王子那邪迦随同常骏来到中国的首都，隋炀帝召见了他。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驻华大使 阿利舍尔·萨拉希坑诺夫）“15世纪初，明朝朝廷命官陈诚曾数次出使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王国，他将所见所闻记述在《西域行程记》和《西域番国志》中，在《西域行程记》中，详细记载了他从中国到西域沿途的地理、自然条件以及当地的民俗民风。在《西域番国志》中主要记述了今天新疆南部和中亚一些名城重镇的情况，作者为今天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古城留下了浓墨重彩。萨马耳罕作为当时帖木耳帝国政治中心，成为作者记述的第一座中亚城市。”

到了唐代，中国对外交通盛况空前。

贾耽曾主管各国来华朝贡，他在职期间，曾画了一张海内华夷图，还写了两本书记述了7条通往各国的道路，其中陆路5条、海路2条。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历史研究所 研究员 宋岘）“佛教是在中国的汉代传入中国的，在南北朝的时候产生于伊朗的拜火教或者叫索罗亚西德教传到中国，再往后呢就是摩尼教或者叫光明教，再以后就是亚洲西部一种基督教派叫聂斯托利，咱们唐朝叫大秦景教，于盛唐时期又传到了长安城。在公元651年，阿拉伯帝国的使节来拜见唐高宗李治，宣讲他们的伊斯兰教，这样伊斯兰教就传到了中国。”

唐代，中国人开始接触聂斯托利派基督教，该教的创立者叫聂斯托利，他是拜占廷皇帝的总督，约于451年去世。此人曾担任过群士坦丁堡的大主教，后被斥为基督教的异端而遭受迫害。他的信众逃往波斯并建立了独立教会，聂斯托利教遂流行于西亚两河流域及中亚地区。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驻华大使 阿利舍尔·萨拉希坑诺夫）“通过这条伟大商路的不仅有商队，还传播了各族人民的文化成果、思想价值观念和宗教思想，通过商路的传播，贵霜王国的佛教传到了原来信奉拜火教的花刺子模、索格底安纳、巴克特里亚，又经这里输入中国。公元初年，从小亚细亚传入了基督教，七世纪伊斯兰教传入中亚。”

唐代初期其信徒来到中国，在国都长安建造教堂、宣传宗教，中国人当时称之为景教。唐代人杜环在他写的书《经行记》中称之为“大秦法”。

公元七世纪景教传入中国以后，在长安城立了块石碑叫“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此碑于明代，即1625年出土，现今立于西安碑林。碑文系汉字正楷书写，碑下两侧有古叙利亚文题名。

（西安碑林博物馆 馆长 赵力光）“这个碑石记载了基督教的一支，聂斯托利教派后来传到中国的情况。在唐代，贞观9年，景教僧，其实也是传教士了，他来到长安来传教，唐太守李世民下令宰相房玄龄亲自到城外去迎接，后来景教就在长安城里传教，建了很多的寺院，那时候就是说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现在我们能看到它上面有基督教的标志，上面有十字架，这个碑里有很多和中国的结合，碑本身的形制和中国古代的碑刻都一样，下面是龟座上面是弛龙，他们把传教士改称为僧，他们的教会和教堂也称为寺，很明显的反映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情况。”

据大秦景教碑的记载可知，景教在中国传播迅速，很多州县都建立了景教寺。

751年，唐朝镇守西域的军事长官高仙芝领兵失误，在中亚的怛罗斯遭遇伏击，上万的中国官兵成了阿拉伯军队的俘虏，杜环身列其中，他们被编入阿拉伯帝国的呼罗珊军团中，随着军队的调动，杜环来到阿拉伯世界。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历史研究所 研究员 宋岘）“这支部队以后就被调派到新的首都巴格达，又被调到突尼斯去镇压了阿非利加省的一次政治叛乱，都取得了胜利，所以他在帮助阿拉伯帝国阿巴斯王朝的早期的统一、安定起到了作用，同时，他们把中国的文化带到了那里，其中有中国的造纸术，先传到了撒马耳罕，又传到了巴格达，大约都在公元761年左右，同时还把中国的纺织丝绸的机器带到了巴格达城。杜环以及他的同伴在阿拉伯大食国建立的初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传播了中国的一些文化。”

杜环的著作《经行记》在讲述大食国时写道：巴格达市面有中国纺织高级丝绸的织机，有中国的金银匠、画匠、泥瓦匠及纺织工匠，随着他们的到来，中国的造纸术也被带到巴格达。同时，中国开始大量出口陶瓷器，主销日本、朝鲜、南洋诸国及阿拉伯世界。航海贸易兴盛起来，国际间形成了一条陶瓷之路。

九世纪的阿拉伯著作《中国印度见闻录》曾讲到：中国有精美的瓷器，瓷碗晶莹剔透、似玻璃杯一般，隔着碗可以看到里面的水。在日本、文莱、马来半岛、印度、伊拉克、埃及以及坦桑尼亚均有中国唐代陶瓷外销的遗址、遗物。外国物品的传入，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方面。当时，从陆、海两路入华的商货与贡品极多，其中，在唐太宗时拜占廷罗马帝国向中国进献了十种彩色玻璃。

唐天宝三载，即744年左右，唐代大诗人李白有诗作献给唐玄宗的宠妃杨玉环，杨玉环得意非常，她手持七宝玻璃杯，一边品着杯中的西凉州葡萄酒，一边唱和着李白的诗作，西方国家的名优玻璃器进入了中国皇宫内院，这足以表明，中古时期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是十分广泛和频繁的。

唐代，是日本古代社会发展极为重要的时期，当时日本朝野上下如饥似渴地学习唐朝优秀的中国文化，从而使日本跃居先进民族国家之行列。唐代中国有不少使节、僧侣、商人与工匠往赴日本，对中日两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做出了不配的贡献。其中，最脍炙人口、最令人钦佩的是鉴真和尚。

鉴真出生于688年，于763年逝世，扬州人，曾在长安、洛阳学习佛学7年，后回故乡，主持龙兴寺、大明寺，是远近驰名的授戒大师。人们争先恐后地前来聆听他传经教义，其受戒的门人达4万余人。

日本国的学问僧荣瑞、普照于742年10月来到扬州，请求鉴真将佛教传到日本去，他们讲：在日本，虽然有佛经，但没有讲解佛经、阐述佛学的人，深望大师您能东游日本弘扬佛法。鉴真则表示：为了弘扬佛法，我何惜身家性命。于是，他带领祥彦、道兴等21人一同前往日本。从743年起，鉴真一行人为东渡日本，进行了前后10年艰苦努力，期间数次东渡都失败了，但是他们从未放弃。

753年12月20日，日本遣唐使鉴真一行终于到达了日本。754年2月1日，鉴真被迎接到奈良，被引入东大寺安置，受到天皇差遣的大官和僧徒们的隆重欢迎。不久，太上皇、圣武天皇为鉴真颁布了一道诏书，诏曰：大德和尚，远涉重洋，来访我国，深合我意，令我欣喜无限，从今往后，凡授戒、讲经之事，完全由大和尚主持。紧接着，又发敕令，授予鉴真一个传灯大法师尊位。鉴真东渡至此宣告成功。

到了宋朝，经济重心南移，江南的河湖港湾便于外贸航运，中国的手工业很发达，宋朝的手工业分工细、门类多，包括矿冶、纺织、制瓷、造纸、印刷、造船、兵器及火器，产品的质量佳、数量大，宋朝政府重视海洋贸易即市舶之利，并获得了巨额利润。

北宋宋英宗治平年间，即1063年至1067年，市舶收入每年63万贯，是大宋王朝的重要来源。到了南宋宋高宗时期，即1127年至1162年间，市舶收入竞达到200万贯，超过北宋最高额的两倍还多，因此政府十分重视海外贸易。罗盘，即指南针在宋代已广泛地应用于航海，使中国的船舶畅行于中国南海与印度洋上，以后，这种技术传给了阿拉伯人，从而大大地促进了国际航海贸易。

在宋朝，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仍然是丝绸与瓷器，当时，制瓷业十分发达，瓷器在外销产品中占据主位。宋瓷的制造技术极高，享有盛誉的是青瓷。据说，郑州地区的柴窑于五代末期即能烧制出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精美瓷器。

赵汝适是当时泉州港的长官，他在《诸藩制》一书中介绍道：当时大量购买中国瓷器的国家有十几个，其中，南洋群岛是主要的集散地。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历史研究所 研究员 宋岘）“在早期，就是在十五世纪十六世纪，葡萄牙人在那儿有些经营，做了一些东西方之间香料的生意。以后到了十七世纪，荷兰人又占领了那儿的市场，贸易量是比较大的。中国的不光是香料，而且包括中国的丝绸、瓷器都随着荷兰的东印度公司输到欧洲。另外中国的很多劳工也从中国的本土来到了东南亚，参加了印度洋沿岸的一些岛国的香料的生产和运输、贸易。以后欧洲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是靠这些香料贸易所得的利润得到了很多的积累，得到了很丰厚的利润。”

宋朝政府十分重视对外贸易，宋太祖在广州建立了一个特殊的机构，称市舶司。古书记载：广州的蕃坊，是外国人聚居的地方，安排一个外国人当蕃坊的长官，由他掌管蕃坊的公务，专门负责招揽外商。此外福建的泉州位于闽南，是一个天然良港。1087年11月6日，中国的宋朝政府在杂货山积的泉州设立市舶司。外商聚居在泉州城南一带。阿拉伯人入华、驻华，并逐渐华化。由于文化和宗教的交流，伊斯兰教开始在中国境内传播。随着众多的阿拉伯商人的到来，伊斯兰教对沿海的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产生过较大影响。

明朝永乐初年，郑和奉命率领一支庞大的舰队，携带了大量的钱财出使西洋。郑和与同伴于6月出发，率领由62艘大船组成的舰队及士卒两万七千八百余人，先到达越南，又访问了各国，向所到各国宣读了中国皇帝朱棣的诏书。

1433年，郑和从中国的南海出发，横越印度洋，抵达红海与非洲东岸。郑和下西洋的航程之远、历时之久、船舶之多、吨位之大、船员之众、其组织之严密、技术之先进、影响之深远，均属当时世界航海史上的空前之壮举。

郑和的阿拉伯语翻译马欢写有《瀛涯胜览》一书，书中讲到：当时波斯金币和意大利金币都在阿拉伯半岛流通。中国的陶瓷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郑和一行人已经接触了世界贸易的网络，他们同早期欧洲的商业资本擦肩而过。

大海

第31集  古代中外文化交流（下）
公元前139年，张骞奉西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他们首次从长安出发经过康居-今巴尔喀什湖至咸海之间、大宛-今天乌兹别克斯坦的塞尔甘纳盆地、大夏-今阿富汗北部，到达安息-今伊朗，它是中国古代经由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交往的通道。由于大量的中国丝和丝织品经由此路西传，所以，德国地理学家里希霍芬和赫尔曼将此路称作丝绸之路，简称丝路。张骞的两次西行之后，使世界的东方与西方之间，使者相望于道、往来不绝，使中国和中亚、南亚、西亚诸王国之间建立了直接的贸易往来关系，丝绸之路由此始然。

汉代西域分南道北道，南北两道的分岔点就在楼兰。北道西行，经渠犁-今库尔勒、龟兹-今库车、姑墨-今阿克苏至疏勒-今喀什。南道自鄯善-今若羌经且末、精绝、今民丰尼雅遗址、于阗-今和田、皮山、莎车至疏勒。从疏勒西行越葱岭-今帕米尔至大宛-今费尔干纳，由此西行可至粟特-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大夏-在今阿富汗、安息-今伊朗至印度河口-今巴基斯坦的卡拉奇，转海路也可以到达波斯和罗马等地，这是丝绸之路的基本干道。换句话说，狭义的丝绸之路指的就是这条道路。古代相当多的东南亚人、波斯人、阿拉伯人都利用此道。

甘肃敦煌的莫高窟、新疆库车的克孜尔千佛洞以及其它许许多多中古时期遗留下来的、形式多样的、融合了多种外来文化的造像、壁画、器物、服饰和碑刻等，构成了一座规模宏大的丝绸之路博物馆，向人们展开了一幅生动鲜活的丝路画卷，讲述着一个个耐人寻味的故事。

隋唐时期，丝绸之路畅通、商贸繁盛，敦煌经济得以发展，石窟营造也进入了繁盛时期。敦煌石窟艺术绵延千年，既继承了本土汉晋艺术传统，吸收了南北朝和唐宋时期的艺术风格，又不断融合域外的印度、中亚、西亚的艺术风格，向人们展现了中国佛教美术的发展历程。壁画中的舞蹈形象，如西域乐舞、民间宴饮和嫁娶场面的歌舞，宫廷吉庆、天宫仙界的飞天、供养伎乐，乃是丝绸之路歌舞的博物馆。

（敦煌研究院 院长 樊锦诗）“有的历史学家说，它好比古代的上海和广州，也就是交通要道、军事重镇、文化传播、文化汇聚，咱们都知道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西域的文明跟中国文明在哪儿碰撞，用他的话就在新疆和敦煌，敦煌是重要的文化汇聚的地方，在壁画里、藏经洞里都能发现。”

克孜尔千佛洞位于新疆自治区拜城县东南约60公里处，克孜尔是维吾尔语的译音是红色的意思。洞窟开凿在木扎提河北岸、明屋达格山的峭壁之间。

（新疆社会科学院 历史所副 研究员 艾力·吾甫尔）“克孜尔是目前在新疆境内发现的规模最大的而且比较完整的、里面的壁画保存的也最完美的一个千佛洞，它体现的内容主要是以小乘佛教为基础的一个千佛洞，可以说它是佛教东传的一个中转站。”

马匹和骆驼是丝绸之路的重要交通工具，人们利用马来骑乘载物、征战驰骋，利用骆驼驼运丝绸、水、食粮和其他生活用品。汉唐王朝十分重视养马业的发展，他们不仅注意马匹品种的改良，而且从各边疆地区乃至中亚各地向内地引进了大量的良种马。昭陵六骏则是这些名驹良骥的典型代表。

（西安碑林博物馆 馆长 赵力光）“这是唐太宗李世民做秦王时候他平定天下时候的六区坐骑，他非常喜欢这些马。这些马，我们从马名字上来看，都有些很明显的这个西域马的特征，比如说什伐赤，这个什伐和波斯语的马-赤拔很接近它也是个转音，什伐赤据我们现在来看它是一个浑身全赤全红色的马，很可能就属于汗血马。还有这里面有特勤骠，其实特勤也是在突厥语里面这也是官名，所以说这些马很多都是西域良马。”

骆驼被称为沙漠之舟，是丝绸之路在沙漠地带的主要运输工具，在我国长城沿线和中亚细亚，哈萨克斯坦的沙漠里，  大多数是双峰驼。而在北非撒哈拉沙漠和阿拉伯半岛上的沙漠里都是单峰驼。这些出土的骆驼俑和牵驼胡人俑正是唐代奔驰在丝绸之路上的骆驼和牵驼胡人形象的真实写照。

狮子在中国倍受欢迎，被视为吉祥物。中国古代在官衙庙堂、豪门巨宅大门前，时常可见到一对用以镇宅护卫的石狮子。其实狮子的原产地不在中国，而是非洲、印度等地。司马彪《续汉书》中说，条支国出狮子、犀牛。章帝章和元年，安息国遣使献狮子。杨炫之《洛阳伽蓝记》中说：狮子者，波斯国胡王所献也。这两尊东汉时期的石狮，还能看到古罗马的风格。随着时间的推移，狮子也逐渐中国化，成了中国传统建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伊中友好协会 副会长 哈桑·塔瓦纳）“狮子，我们在波斯语中也说Sheer，外来的人或者外国人叫‘胡’，同时有一些植物、有一些东西，前面有一个胡，比如说胡椒或者胡萝卜还有胡桃。”

宋代以后，随着中国南方的进一步开发和经济重心的南移，从广州、泉州、杭州等地出发的海上航路日益发达，越走越远。从南洋到阿拉伯海，甚至远达非洲东海岸，人们把这些海上贸易往来的各条航线通称之为海上丝绸之路。中国著名的陶瓷就经由这条海上交通路线销往各国，西方的香药也通过这条路线输入中国，一些学者因此也称这条海上交通路线为陶瓷之路或香瓷之路。

1974年，考古人员在泉州湾后渚港的海滩上挖掘出一艘宋代古船，当即轰动世界，它是当时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形体最大的木质海船之一，出土时残长24.2米、残宽9.15米，复原后长34米、宽11米、型深.27米，船身扁阔、船底尖削，船底板和船舷板分别用二至三层木板叠合制成。船内分13个水密隔舱，可载重200多吨，相当于唐代陆上丝路一支700多头骆驼队的驮运总量，它代表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造船技术水平，是宋元时期泉州作为中国海船制造中心的实物见证。

（泉州海外交通博物馆 名誉馆长 王连茂）“从这个货物来分析，它是一艘从东南亚回来的一艘香料之船，我们知道海上丝绸之路当时从中国出去的商品是以丝绸、各种各样的丝织品，还有瓷器就是陶瓷器最大宗，进来的是香料药物，这是海上丝绸之路当时最重要的进出口的商品，所以这一艘是回航的，跟广州、跟广东阳江的南海一号不一样，因为它满载着中国的陶瓷器，是出去的，这样一来一往，它构成了当时海上丝绸之路非常完整的一个内容。”

宋元时期，停靠于泉州港的各国商船，舳舻千里、数以万计，时至今日，泉州晋江的陈埭等地仍然生活着数以万计的古代穆斯林外商的后人，最有代表性的是在海边形成自然村落的丁氏、郭氏两大家族，这些人同其他民族的闽南人的俚语里至今保留了一些阿拉伯、波斯语的词汇，比如，他们把洗衣服的肥皂仍然称做撒奔（Saben）它乃是古今阿拉伯人、波斯人对肥皂的称谓。

随着泉州海外交通日益繁荣，为适应货物转运，商民往来的需要，公元十一至十三世纪，出现修建石桥的高潮。据乾隆《泉州府志》记载，泉州历代造桥260座。洛阳桥位于泉州城北、洛阳江入海口处，是宋代中国第一座梁式海港大石桥。宋皇佑五年至宋嘉佑四年，由泉州太守蔡襄主持建造，桥系花岗石砌筑，长834米、宽7米，该桥创造筏形基础、种蜗固基和浮运架梁等先进技术，是中国古代建桥史上的里程碑。南宋绍兴二十一年，安海安平桥骏工，该桥长5.4华里，故又称五里桥，有天下无桥长此桥之誉。

那时的古码头，如今都变成了现代化的港口，唯有这块树立在江边的码头石碑默默追亿着当年这里的繁荣景象。

泉州城南为番舶客航聚集之地，南宋时在这里建庙祭祀海神妈祖，从此，这尊女神成了主宰航海活动的最高神祗。

宋朝，官府为迎送蕃商首领、鼓励来泉贸易，每年春夏秋冬之交，泉州府郡及市舶司的高级官员都在九日山南麓的延福寺举行冬谴舶、夏回舶两次祈风盛典，敬祭海神、祈求赐风，让商舶在海上往返畅行。

（九日山文物管理所 所长 胡家其）“然后宴请各国的商家和有关的人员，然后来登高，那登高完以后，把今天活动的简单情况，把它刻在这个石刻上，这就是祈风石刻的由来。举行完仪式以后，就欢送这些船队出去通商贸易，那么要回去的话一定要到来年四到五月间，如果我们刮的是东南风，所以要逆东北风而去，迎东南风回来，这就是冬谴舶夏回舶这么一个意思。”

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来自西方的文化和习俗也随之而入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体现在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长安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唐朝的首都长安，在当时是世界上最大、最具文化特色，也是经济最发达的城市，它的面积相当于三个罗马城，人口达100万之众，这在当时的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长安也是一座开放的国际城市，来自欧洲、亚洲、四夷的胡族人、西域人族居长安的极多。唐朝对外国人的政策十分宽松，准许他们开业经商、购置土地房产，娶唐人女子为妻，甚至允许外国人在唐朝做官。据说唐朝时的长安城里居住的外国商人、使节、传教士等达数万人。唐政府设有专门机构鸿胪寺负责接待外宾。

从西安出土的各国钱币，包括波斯、伊朗的银币和拜占廷的金币以及时代较晚的阿拉伯金币，还有来自日本的和同开宝银币，更是当时频繁贸易往来的见证。在当时的长安城里，穿着胡服成了一种流行。在出土的唐朝陶俑中，能看到很多穿着胡服的汉人形象，无稹有诗句云：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

（陕西历史博物馆 副 馆长 王彬）“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胡服，你在这个文物当中都可以找到原形，而且不管是男装也好女装也好都有反映，最直接的就是翻领胡服。胡服有长有短，而且有那种对称的领式还有不对称的领式。你像我身后看到的这件，这就是女子穿的外来服饰-胡服，而且整个是在服饰体系当中有一个非常大的系列都是胡服，各民族的各国家的一种胡风都体现在服装。”

唐代的软舞、健舞，大多源于胡乐。胡旋舞、胡腾舞、柘枝舞在当时都很流行，上至达官显贵，下至黎民百姓都能跳胡舞。据史料记载，杨贵妃、安禄山、武延秀等都擅长胡旋舞。西安碑林中的《唐兴福寺残碑》的侧面有一对舞伎，跳的便是柘枝舞。两个深目高鼻的西域舞伎，身穿长袖罗衫、头戴胡帽、足穿高筒软靴。

公元627年，也就是唐贞观元年，28岁的玄奘由长安出发开始了他的西行，途经秦州-今甘肃天水、兰州、凉州-今甘肃武威、瓜州-今甘肃安西县东南，偷渡玉门关，艰难地穿过了大片沙漠，取道伊吾-今新疆哈密，年底到达高昌-今新疆吐鲁番，继续西行经中亚各国，翻越大雪山-今兴都库什山，来到今阿富汗贝格拉姆，东行至现在的巴基斯坦白沙瓦城，到达天竺-今印度。42岁时玄奘带着650多部佛经回到长安，受到热烈欢迎。回国后，玄奘立即开始大规模的翻译佛经工作，前后翻译佛经74部、约1300多卷，为中国文化的发展、为中国和印度之间的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由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宗教，对中国的社会生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其中佛教的影响更为深远。到了唐代通过丝路，佛教在内地进一步传播，达到了成熟的阶段。内地的寺院、石窟寺壁画、塑像多带有印度健陀罗风格。此外还有伊斯兰教、景教、摩尼教等相继传入，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文化遗产。

西安的清真大寺，相传创建于唐玄宗李隆基天宝元年，距今已有一千二百五十余年的历史，它是一组兼有民族传统建筑风格和伊斯兰寺院特色的古建筑群，其中殿、台、楼、亭琉密相宜是西安地区现存规模最大、保护最完整的明清建筑群。礼拜大殿宽七间，进深九间，屋顶覆以蓝色琉璃瓦，飞檐斗拱宏大。殿内四周镶嵌着大型木版雕刻的中文和阿拉伯文《古兰经》各三十幅，是目前世界伊斯兰教寺院中极为罕见的巨型木质雕刻艺术。与此相比，泉州艾苏哈卜清真寺，却是典型阿拉伯中亚风格。在泉州城东郊的灵山上，安眠着两位阿拉伯穆斯林先贤。灵山圣墓也是伊斯兰教世界现存最古老的墓葬文物之一。

（陕西省伊斯兰教协会会长 哈知·伊麻自穆罕默德·优努斯·马良骥）“伊斯兰教到中国最早是长安，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唐朝的京都在长安，所以，从阿拉伯世界的一些商人、珠宝商、各种商人到长安来进行贸易，随着贸易的过来伊斯兰教也就过来了。”

此外在泉州草奄寺中有现今世界仅存的一块摩尼教摩尼光佛浮雕，当地的信仰者已经将它视为佛像的一种了。泉州城南池店村的佛龛里，发现了印度教女神的石刻，当地村民把它当成观音祭拜。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中，还有许多体现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石刻精品，每一方石刻都有一个故事。这是取材于印度教的故事，大象在向湿婆的化身林伽虔诚地献上莲花，这是印度教的主神之一-毗湿奴，这是一位名叫安德胁主教的墓碑。公元1313年，这位意大利人受罗马教皇委派到刺桐城方济各教会任主教。公元1332年，他长眠于刺桐-今泉州，这块碑被学者们称为刺桐十字架，它揉合着多种的艺术特征。

（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学者 丁美娴）“上面这个尖顶，它是一个伊斯兰教清真寺这个顶的象征，而中间这块凸起的这个空洞，它是中国以前天方地圆的传说的一个象征，上面这个穿着僧袍又戴着僧帽的这个是天使，基督教里面的天使，它上面有四个翅膀，在中国的民间传说里面，这个应该是属于丞相级别的天使，所以他又有一个名字叫番丞相。在这天使中间有个十字架，希腊式的十字架，我们称之为刺桐十字架，因为它最早发现于泉州，而十字架底下有一个莲花，就是佛教的象征。但是天使是呈叠坐形状的，是当时一种道士的、中国道士的乘坐形状，底下坐的是道教的祥云，而这旁边还有一个飘带，就是我们中国民间传说一个飞天传说里面仙女的飘带。”

宋元时期，泉州的外国侨民中，不少人在政府中任职，这个取藩为姓的阿拉伯穆斯林还当了军官总领。

（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名誉馆长 王连茂）“这个叫吴应朵的为他的父亲立了这块墓碑，他的父亲是死在元朝初年的大德年间，后面阿拉伯文的翻译，他说他的父亲叫奈拉·穆罕默德·阿卜杜拉，但是他的儿子已经叫吴应朵了。”

丝绸之路漫长而久远，且无始无终。在古代，它是传播友谊的道路，也曾经是被战争铁蹄践踏过的道路，今天，人们已经忘却昔日曾经有过的苦难，而把丝绸之路看作是连接东西方文明的纽带。近年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丝绸之路研究计划把丝绸之路称作对话之路，以促进东西方的对话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