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药品价格越降、而百姓购药开支越高（ZT）

菠萝蜜

去年6月被免职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下称国家药监局)原局长郑筱萸，因涉嫌受贿和其他经济问题，12月22日被中纪委“双规”。同时被“双规”的还有辽宁省药监局原局长张树森。

　　据新华社北京2005年6月28日电国务院最近任免国家工作人员。任命邵明立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免去郑筱萸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职务。


2005年6月底，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郑筱萸被免职，十几天后郝和平案发，如今曹文庄等人又被牵涉进去。药监局内部人士认为，这几起事件存在联系。

在短短半年时间内，药监局两位司长先后落马，这似乎是机率很小的偶然事件，而几乎是同一时期的舆情表明，民众对医药价格虚高的不满则是两事件发生的背景。至此，曹文庄接受调查的原因，引来业界的众多猜测。

而知情人士表示，曹是个“年轻有为”的领导，现年40多岁，从局长秘书做到药品注册司司长，“15年里完成了人生的几大跳跃”。

神秘的始作俑者

有媒体报道，曹文庄被找去“谈话”的原因很可能是，2005年11月间，因为一个神秘的关键人物———中国沿海某城市专门协助企业注册药品的民营研究机构的总裁被检察机关刑拘。此人曾交待出一份长长的、在药品注册报批过程中涉嫌行贿受贿的官员及专家名单。

知情人士透露说，此人曾交待出了一份长长的、在药品注册报批过程中涉嫌行贿受贿的官员及专家名单，“涉案金额之大、涉嫌人员之多，令人咋舌。”据说，此人在数年内敛财数额超过2亿元。

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众多业内人士将猜测指向了位于广州的天之骄药物开发有限公司总裁张平。

根据广州天之骄集团对外的宣传资料：天之骄药物开发有限公司(下称“天之骄”)创建于1992年，注册资金2000万元，主要业务范围包括中药新药研发、申报注册、技术转让、咨询服务等。

张平，天之骄集团创始人，执业药师，生物学硕士，广州市优秀青年，国内十大知名药厂技术顾问，1992年获武汉大学生物系硕士学位，曾被湖北省科委评定为中国最早的民营科技企业家。1992年11月至1993年5月担任美国伊利诺伊州立大学访问学者。

“张平跟上面(指药监局)的来往比较多。”一位知情人士说。

据该报道，张平并不承认外界的传言，并否认他跟曹文庄有什么关系，也否认曾接受过检察院“谈话”。

拔出萝卜带出泥

“天之骄目前可以说是广东省新药报批数量最大的企业，近四年来业绩增长迅速，得益于2002年的‘地标’转‘国标’。”知情人士说。

自2001年开始，药监局开始推进地方药品标准转国家标准或国际标准工作，并于2002、2003年完成了所有地方标准品种转国家标准品种工作，所有药品统一使用“国药准字号”，这意味着企业必须重新在药监局进行药品注册工作。

而天之骄的业务主要集中在中药注射液的报批，在“地标”转“国标”的过程中，主要从事改剂型、改包装的工作。

根据材料，仅2003年，天之骄就累计自主研发和投资开发新药100余项，申报专利150项，新药项目技术交易总额达2.8亿元。

与此同时，白云山医药科技公司也进入了此次官员被查的视线。据报道，中国药学会处级干部刘玉辉于2005年11月间被捕，白云山医药科技的400万元注册资本中有49%的股权由刘玉辉持有，持有资产高达200万元，此人涉嫌挪用中国药学会资金。

据悉，刘玉辉是上世纪80年代就进入了中国药学会，而原白云山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益民曾为广东省药学会副会长。

据知情人士称，刘玉辉被拘是因为一家药企的举报，“而刘玉辉平时又与曹文庄交往甚密。但刘在被拘押期间交待出了哪些人，交待出了什么问题，目前不得而知。”

　　“黑金注册”操纵批文

事实上，药品注册司掌管着新药品审批的生杀大权，是新药品注册过程中作用最为核心、权力最大的部门。

“医药企业手里的药品没有获得注册批文，就不能上市销售。”湖南某制药企业老总如是告诉记者。所以，对于医药企业来说，负责审批药品批文的注册相关部门单位几乎掌握了这些企业们的“命根子”。

按照药监局正常的注册收费，一、二类新药从临床试验到生产许可审批总费用是4.8万元。

“为追求高额利润，医药企业必须想尽办法用最快的时间、最简单的手续获得药品批文，抢先占有市场。于是，地下‘药品批文市场’和钱权‘黑金’交易就此产生。这对药品注册部门的廉政建设是一个极大的考验。”一位业内人士说。

正常情况下，一个新药批文从研发到审评通过至少需要5年时间，因为期间要做大量的实验室实验和临床实验。但这几年市场上涌现出大量药品报批公司或机构，他们把官员和专家聘为顾问，按月或按项目发放给他们巨额提成，甚至让官员和专家到药企参股分红。

在他们那里，搞一个新药批文的速度从一个星期到几个月不等，批文的价格都不一样。价格低则数百万元，高则上千万元。

湖南大学市场营销系主任于坤章教授说，之所以会有中介机构这种经济体，其前提仍是职能部门存在漏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许多职能部门在执行政策时就发生了偏差。”

作为一个制药企业，如果能够在很短时间内获取批号，获得生产的许可，与几百万的“黑金”投入相比，可谓是一种暴利。于坤章认为，企业在获取“利润最大化”这个原则下，通过中介机构的手段也是无可非议的。

医药成民众最深的“痛”

对医疗制度改革的质疑，天价医药费带来的惊叹，药监高官的落马等一系列事件均发生在2005年里，医疗药品成为过去一年里最大的焦点。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曾洁博士认为，医疗药品是去年民众抱怨最大的社会问题，而药监局高官落马暴露出来的审批“灰幕”则说明，公众权力缺乏监督导致的最终受害者就是民众，依法行政尤显重要。

湖南某医院药剂师刘惠告诉记者，新药之所以比老药要贵出许多倍，主要是因为新药推广方面需要大量的费用。

“作为基层医疗人员来说，许多老药的性能都是他们所熟知的，根本就不需要厂方的介绍，而新药则不一样，厂方为了向医院推荐新药，需要向批药方提供4-5次回扣。”刘惠说，“除了一些国外引进的或最新技术研制的新药外，有些常用新药的成本比老药多不了多少。”

拿抗生素青霉素与头孢他啶相比较，后者的价格是前者的数十倍，但两者针对的病症基本相通。“只是因青霉素大量使用后，给人类产生了很强的抗药性，从而使头孢类新药显得效果更为明显。”刘惠如是描述临床中两者的使用效果。

抗生素一般分为两大类。一类为青霉素类，如常用青霉素及阿莫西林，上世纪90年代初还在中国医院中大量使用；但随着价格下降，已基本在三级甲等医院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头孢类抗生素，也就是人们熟悉的“先锋类”。

然而，专家对抗生素的认识则有不同的看法：抗生素的优劣绝不能简单地以新药或老药来判定。抗生素使用会引发抗药性，欧美发达国家大面积应用青霉素的历史比中国长，因此青霉素的抗药性明显，使用率较低；即便如此，也并未在欧美医院中绝迹。医生在诊断中，会通过细菌培养对症使用抗生素。若青霉素对病患仍有效果，便绝不使用更新的抗生素。

然而，抗生素在使用的过程中，遵循的却不是一般的抗药性规律，而是一种畸形的价值规律，价格越高的抗生素在医院中就越有市场。

例如青霉素这类价格低廉的抗生素，则只能在农村或城市中某些特定的医院才能买到。原因很简单，新药的价格要比老药高，新药往往会迅速取代老药；老药经过国家的反复降价，在城市中逐渐消失，转向农村市场。业内将这种药称作“普药”。在畸形的价值驱动下，抗生素滥用现象严重。

据权威数据显示，中国每年约有8万人死于抗生素滥用。

滥批导致“旧药翻新”

2005年10月10日，国家发改委宣布，将降低22种药品的最高零售价，平均降幅40%左右。

曹文庄等三名官员接受调查，将剥茧开一个药价的谜团：之所以药品价格越降、而百姓购药开支越高，这与中国药品审核体系失灵不无关系。

按照国家要求，一些药品价格按照国家规定降低了，但是在药品审查体制上存在重大漏洞，企业完全可以“老药翻新”，换一个包装、一个名称，老药一眨眼变成一种新药，而获得单独定价的权力，不受降价令约束。

对旧药略加改动即可谋取暴利，与长期风险巨大的研发投入两者之间，药企将毫无例外地选择前者。这才是我国制药企业研发费用投入远远低于国外大公司的根本原因。

曾洁律师说，如果企业在审批新药的时候，能够通过对产品的改头换面就轻易注册，这暴露的问题就是，主管部门的技术水平也是比较低的。

一位原药监局人士说，请专家来参与审批、不符合要求却被通过、符合要求却被刁难的情况都是有的，比如有些要多加20万元才放批，这就是以权谋私的问题。

而事实上，打点审评专家，已成为这个行业内公开的秘密。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指出，在通常情况下，官方把持着审批权，专家把持着话语权，而专家往往又游行于官场之中，从而形成很大的权力寻租空间。

“审批”产下“关系经济”

胡星斗认为，我国虽然已不再是计划经济，但也是行政主导下的市场经济。审批在市场经济中充当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这就有权力寻租的可能。

许多监管部门并没有很好地起到公平行政的作用，所导致的市场行为也不可能是公平市场行为，既充当运动员又充当裁判员的现象十分严重。

在我国医药审批过程中，并没有真正形成一个公平公正的中间专门机构，这就使监察当局的权力得不到限定。许多所谓的行业协会、专家组织均是政府部门的下属机构。如中国药学会实际上就是药监局的下属部门，不管是人事调动还是运作经费均由政府部门承担。

这种管理机构、企业、专家机构混乱地捆绑在一条利益线上之后，必然导致上串下通的腐败行为。

于坤章教授认为这就是一种关系经济。在市场营销过程中存在一个名词叫“关系营销”，同样，在“审批”之下也能形成一种关系经济。“过去就叫走后门，”于坤章说。

郝和平案进入审查起诉阶段

知情人透露，曹文庄案与药监局医疗器械司原司长郝和平涉嫌受贿案有相关联系。目前郝和平已经在西城检察院侦办完毕，并已移交市检一分院进入审查起诉阶段。

知情人士说，原医疗器械司司长郝和平涉嫌商业受贿目前已经立案，几笔数目较大的受贿正在证实当中。其中，某外资制药公司举报郝受贿20万欧元，而郝和平在中国医疗器械工业总公司工作的夫人也牵涉其中。

郝和平1948年出生，1974年毕业于昆明工业学院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同年到国家卫生器械局工作，1980年起在国家医药管理局工作，1998年任药监局医疗器械司司长一职，同时身兼首都医科大学教授。

在被抓前夕，郝和平仍频繁参加和主持部门活动。

郝和平工作了25年之久的医疗器械司，一直是掌管医疗器械行政审批大权的强势监管机构，在医疗器械市场拥有相当大的话语权。

一制药外企老总说：“一个进口新产品要报批，其中有3条是最重要的。第一，你这个产品过去在哪国市场上销售过，好处在哪里，坏处在哪里；第二，你的产品要进来，首先你要把相关的样品拿来，在各大医院进行临床试验，还要建立各种档案，跟踪对比，一般这个过程就要两年左右；第三，一般一个进口的新药或器械要花去10万美金报批。”在他看来，这还不包括临床进到医院需要打通各种关节的费用，“如果算上这些就没价了”。

据了解，郝和平的妻子目前在中国医疗器械工业总公司工作，该公司系原国家医药管理局直管的国有独资企业，是目前中国最大的医疗器械经销企业。

按照前述外资企业老总介绍的“行规”，这种关系很容易形成实质上的“利益传送带”。据了解，1998年郝和平任医疗器械司司长的同时，其妻正在中国医疗器械工业总公司担任某部门负责人。医疗器械司的工作职责之一，正是负责国产三类和进口医疗器械、医疗器械广告和出口证明等各类审批件的受理、形式审查和发证等工作。

[ 本贴由 菠萝蜜 于 07-1-1 16:46 最后编辑 ]

扬明

顶!!

菠萝蜜

降价药和廉价药最后的命运只有一个：药店不卖，医生不开方，医院不采购，厂家不生产。取代的是“成分完全一样”的标上新名称的药。

扬明

降价药在农村医保合作体系里应该有生存空间.......

菠萝蜜

曾经与假药的较量

　　郑筱萸，1949年12月生，福建福州市人，196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生物系，在浙江杭州有着23年的制药业从业经历。在担任国家医药管理局局长之前，是杭州一家制药厂的厂长。

　　一次为假药所害的亲身经历，曾让郑筱萸立志要生产出100%合格率的药品。事情发生在他任厂长时。有一年他得了甲肝，住院输液治疗。一天，他发现输液的颜色不大对，平时有点淡咖啡色，那天却是深色的。于是，他问护士药的颜色为什么不一样，是不是有问题。护士说没问题。当时他虽然是个药厂厂长，但生病了住院，想想还是应该相信护士的话。

　　当药液输到一半时，他就感到有点不对，后脑勺疼。忙把输液管掐住后，赶紧喊护士，但护士认为他只是有点过敏。当他让护士拔掉了输液管不久，就呕吐不止，持续高烧，血压下降，不得不紧急抢救了。事后，医生告诉他这只是热源反应，但他认为不是，而是药品质量出了问题。

　　药厂厂长遇到了假药，还深受假药的危害。对此郑筱萸感触颇深：“1%的不合格率，对病人可能就是100%的危害。”为此，郑筱萸一度要求药厂，生产出100%合格的药品来。
“三不为”原则的背后
　　1994年，郑筱萸担任国家医药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1998年3月，原国家食品管理局和国家医药管理局合并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郑出任该局第一任局长，直至被免职。  

组建后的国家药监局是国务院综合监督食品、保健品、化妆品安全管理和主管药品监管的直属机构。对药品的研究、生产、流通、使用进行行政监督和技术监督及审批，是其主要工作之一。

　　正因为这种权力的高度集中，人们很自然对药监局产生了疑问：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面前，如何来避免在审批过程中存在的暗箱操作问题。在公开场合，郑筱萸对此提出他的“三不为”管理原则作为回应：一不愿为，即通过正面的教育，使监管队伍明白自己的责任和使命，区分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不愿意做的事情就叫做不愿为。二不能为，在管理上采取分段，相互之间有制约，使暗箱操作不可能在一个人手中做完。三不敢为，如有暗操作的举报，他们将严厉制裁之，使之最终不敢为。

　　郑筱萸的这番回答，为他赢得热烈的掌声。而对此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这些掌声的背后，郑的两任秘书先后因腐败落马，随后自己被“双规”。而郑的这一“三不为”原则，已被演变成为新的“三不为”：“不愿为而为之，不能为而为之，不敢为而为之”。

　　一个制度的成败
　　熟悉郑筱萸的人，谈到他的成功，都认为离不开他创立的一系列论证制度。比如GSP认证制度，就是控制医药商品流通环节可能发生质量事故，从而建立的一整套管理程序。因此，许多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法规来保证药品质量：在实验室阶段实行GLP，在生产阶段实行GMP，新药临床阶段实行GCP，在医药商品使用过程中实施GUP。GSP是这一系列控制中十分重要的一环。

　　在郑筱萸的任期内，他使用了“铁腕政策”来推动GSP认证制度的执行，在约定的期限内未获得GSP认证的企业不能销售药品，而没有获得GMP认证的企业也将被停产。“铁腕政策”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虽是舶来品，但中国药监局总算也有了自己的认证制度。然而，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学者指出，郑筱萸等人极有可能“栽”在了这些认证制度上。换句话说，认证制度的创立，是郑筱萸的业绩，同时也成为他为药监系统的腐败建立的另一个平台。为了获得认证，企业往往弄虚作假，而这背后就有着很大的操作空间。

　　一名来自某县药监局的职工透露，为了通过认证，企业要专人花半年的时间来造假，天天补填一些不切合实际的表格。他就曾经是造假中的一员。在他的印象中，那半年，一个县乡的医药经营企业的复印费就达3万多元。为了通过认证，企业可谓什么歪门邪道的功夫都使上了。而GMP、GSP等认证中的权钱交易，也成了公开的秘密。“齐二药”、“欣弗”等接二连三事件的发生，更使郑筱萸的认证制度一度成为备受人嘲弄的“形象工程”。

　　国药信任危机

　　郑筱萸主政期间，不泛致死致残的药品、医疗器械，如人们熟悉的PAAG、“欣弗”等等，都能纷纷审批过关。郑筱萸涉嫌受贿被抓的消息传出后，不得不使人们对其任下审批、认证药品的过程产生质疑：“国家标准”存在的合理性到底有多少？而近年来，频频发生的“齐二药”事件、“欣弗”事件……所暴露出来的众多药品质量问题，自然难免不受到大众所诟病。

　　像“欣弗”这样的“问题药品”，不仅拥有“国药准字”的批号，且堂而皇之地进入生产线，并经过相应的流通渠道，最终进入医院，被临床使用。“国药准字”作为一个药品上市批准的文号，它意味着国家药监部门通过注册、审批、检验等程序，对该药品“效果性”、“安全性”以至“合法性”作出了证明。这实际上就是药监部门以政府的公信力对这样的药品进行“认证担保”。

　　而据相关统计显示，仅2004年，国家药监局就受理了10009种新药的报批，同期美国药监局受理的报批数量仅有148种。国家药监局平均一天审批近30种新药，堪称世界之最。

　　有着“国药准字”批号，获得过相关药监部门认证的“欣弗”却成为危害公众健康的“问题药品”，这与2005年的“齐二药”事件如出一辙。一位使用PAAG隆胸失败的女子说：“要不是包装上有国家药监局批准，我怎么敢用？今后我怎么敢再相信这个标准？”这样一幕幕悲剧的重演，只会极大地加剧公众对“国药准字”的信任危机。(朱雨晨)

大海

蜜哥忧国忧民哈，很多文章很见血

扬明

喜欢看密哥的贴

容儿

面对这样一系列的报道。。该说什么好。。说什么都没用啊。。
想起生死抉择里的一句话：小查小问题，大查大问题。

机器

群魔乱舞，国家政策出了错，监管不力，现在把责任全压在药厂、医药公司和医院，悲哀~~

房改，医改，教改，，，，无语。

菠萝蜜

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1月16日电 解放军总后卫生部今天在解放军报公布了59家假军队医疗机构名单如下：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生物基因研究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医药基因研究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疑难皮肤病研发中心、

　　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医研究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临床医学研究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皮肤病研究中心、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基因研究院皮肤病治疗中心、

　　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因临床研究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生物医药研究院皮肤病科研中心、

　　中国人民解放军生物基因疑难病研究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医学研究院糖尿病研治中心、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新中药研究中心、

　　中国人民解放军医学研究院性功能障碍治疗中心、

　　中国人民解放军心脑血管疾病会诊中心、

　　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因药物研究基地糖尿病诊疗中心、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医学院糖尿病诊疗中心、

　　中国人民解放军3906糖尿病专研中心、

　　中国人民解放军糖尿病研究总院北京诊疗中心、

　　中国人民解放军天然药物研究院糖尿病诊疗中心、

　　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因药物研究基地白癜风诊疗中心、

　　中国人民解放军9658军事药物研究院糖尿病诊疗中心、

　　中国人民解放军生殖泌尿性病防治研究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肾脏病研究所(南京)、

　　中国人民解放军咽鼻喉科学研究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癫痫病康复研究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因科学研究总院糖尿病治疗中心、

　　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因临床研究院皮肤病研究中心、

　　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因研究总院医疗美容中心、

　　中国人民解放军抗病毒药物研发基地、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研究总院糖尿病治疗中心、

　　中国人民解放军皮肤病基因研究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人类遗传基因疾病研究中心、

　　中国人民解放军生殖健康医学研究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生殖器性病研究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生殖新特药研发基地、

　　中国人民解放军糖尿病研究中心、

　　中国人民解放军医学高等专研中心皮肤病临床基地、

　　中国人民解放军医学科学研究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医学美容研究中心、

　　中国人民解放军医学研究院糖尿病研究中心、

　　中国人民解放军疑难生殖器性病研究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中药科学研究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医药科学研究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医药科学研究院皮肤病研究治疗中心、

　　中国人民解放军医学科研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生理基因研究院性功能障碍诊疗中心、

　　解放军生物医学疑难病研究基地、

　　解放军中医药疑难病研究中心、

　　中国人民解放军96652部队军事药物研究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皮肤病专研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生命医学基因研治基地、

　　中国人民解放军传染病疾控中心乙肝防治研究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医药研究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性病医药科学研究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研究院精神病研究中心、

　　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因药物研究基地牛皮癣诊疗中心、

　　中国人民解放军中药生物技术研究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生物医学研究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因临床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