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转）

菠萝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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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崇达

审判

你以为你知道这个故事，其实你知道的只是结局——2011年6月7日，万众期待中，药家鑫被执行死刑。

然而，这个激起公愤，被公众舆论呼吁处决的人，究竟是怎样的人？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他究竟是惊慌之间的犯罪，还是冷血残杀？是否真有一股隐秘的力量试图保住他？这真是场庶民对权贵的司法决斗？

这些追问似乎还没有确切的答案，但一条生命，却在仓皇之间被剥夺了。

或许药家鑫获得了合法的判决，然而，除此之外，置药家鑫于死地的，仅仅是他的罪，还是隐含了我们对阴谋的想像？审判他的，确实是法律，还是被道德情绪绑架的人群；最后，正义真的获胜了吗？

张平选是死者张妙的父亲，其代理律师许涛说，这其实是个非常简单的案件，他不理解为什么会被赋予那么多的命题。因为全民参与，这已经注定成为载入史册的判决，然而这判决本身，又是否经得起每个人自我内心的审视？

关于暴力，孟德斯鸠有个很哲学的判断：哪个人以为自己能当别人最后的审判官，他的所作所为就是暴力。在药家鑫案当中，我们有多少人无意中充当了这样的审判官，实施了这样的暴力。

GQ记者在药家鑫被处决当天抵达西安，随后半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拜访了遇害者张妙的父亲、弟弟、妹妹、丈夫、公婆等家属，面访了受害者的代理人张显、双方的辩护律师，说服药父在案后接受了采访，并参加了张妙最后的葬礼。

现在我们试图讲述的不仅是案件，更尝试还原参与这个案件的每一个个人，他们的性格，生活境况，在事件中的角色和位势，关键言行的来龙和去脉。我们尽力清除覆盖在这案件之上的种种谣言和想像，尽可能一点一点、一寸一寸地接近真相。

两个多月的采访和写作之后，我们发现，就整个审理过程而言，这确实不是一起简单的案件，参与者不只是与事件直接相关的10多个人，案件现场也不仅仅是西安翰林路郭南村口，这是一个巨大的现场，从现实到网络，从案件直接关联者到影响每一步判决的芸芸众生，没有局外人。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诚意和勇气，接受这起案件的审判。


结局


挂完电话，张平选才发觉自己不太记得药家鑫的长相，几次庭审，他从来只能远远地看着。这娃到底是个性格怎么样的人？他当时为什么要那么做？他也才意识到自己对药家鑫的陌生。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杀害了自己的女儿，因为自己的起诉，“在今天早上被执行死刑了”，电话里代理律师说。

律师的声音很激动，张平选还是如往常说话那般的平淡：哦，谢谢。

这一年来，因为这样平淡的语调，张平选被一些人怪罪过——“您能尽量再表现得开心一点儿”，或者“您能尽量难过一点儿吗？”

虽然无数人试图引导，让他在合适的时候做出最合适的表情，但他永远是那样的神情：一种带着压抑和执拗的平静。他不了解周围人的要求，让一个人死“应该开心成那样”？面对亲人的死亡最负责任的就是无限制地难过？

就像农地里的作物一样，认为生老病死就和四季一样平常，平淡地立在生活里。他似乎一直不相信这种格外的情绪。接电话时，他正在吃午饭，一碗捏面片，拌了点辣椒油。他没舍得也没习惯加一块腊汁肉。他挂完电话，继续如以前那样一口一口吃完。和贫困相处多年，没激起他另外的情绪，反而让他更加认定了许多本分：一碗面要怎么吃，一个事要怎么讲道理，他有他的顽固。



这天是6月7日，药家鑫被二审判决死刑的第17天。

法院宣布二审判决那天，一走出法院门口，他的女婿、妻子和小女儿都激动到痛哭，一堆闪光灯围着他们闪。身边那些庆贺的人说着“匡扶正义”等这类大话，他只是想了几个事情：这下对张妙有个交代了，对女婿有个交代了。但他还想了另外的事情：张妙的儿子毛蛋以后怎么办？药家鑫的父母怎么办？我还三个娃，他们家就一个。

这几个月来，他听了很多药家鑫的故事，还有些故事，“据说是他讲的”，被外面的人说了一圈才到他耳朵里。

农村生活，使得他对每句话都听得很重，他因此好几次困惑，不得不问身边的人：有人和我说他家是军代表，势力很大，也有人和我说他父亲其实只是一般退休员工，家境实在一般，哪个才会是真的？那娃前几天听人说特别蛮横，后来又听说其实还是个好学生，还挺孝顺。

总会有人提醒说“张老不要被他们家释放的烟雾弹蒙骗，要不张妙的公平讨不回来”。他就马上噤声了。

这是他最惧怕的一点。但他也抑制不住自己对这么一个年轻罪犯的困惑和好奇，毕竟，这个诉讼请求确实是他发出的，但他发觉自己控制不住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事件正在被各种传言、各种超出他理解范围的“阴谋论”主导。他就像秋耕之后，放火烧草的农民，看着想像和流言的火势失控地吞噬一切而毫无办法。

判决结束，记者开始散了，贺喜的人少了，时间开始多出来了，自己住的这个房子显得更空了。妻子刘小欠在家里总是坐立难安，张妙的死让她耳朵一下子失聪了，仿佛是内心自发地用这种方式来抵挡这个消息。但那消息又真实地在她内心里鼓捣，让她整天急躁地在家里走来走去，或者窝在一个地方呜呜咽咽地哭。

那空出来的房间也是确实的。张妙在去世前一直住的那个房间，像只巨大的眼睛盯着他。这压力让张平选很不舒服。

今天他特意让小女儿带着妻子到外面走走，而儿子当的晚班在睡觉。家里只剩下他一个人。

他拉了个小板凳，先是坐在自家厅里，但张妙的房间就在那儿盯着，他又挪到门外。外面不断有得到消息的人向他致意，他终究还是搬回自己的院里，一个人抽着烟，不断回想，这乱哄哄的半年多到底发生了什么？他在想，药家鑫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

又一个电话来了，是小女儿张朗。这个喜讯理所当然地被律师兴奋地到处传递。张朗说话很冲，脾气也是：“你知道了？”

“知道了。”

“怎么样？”

“没怎么样。”

对话到此结束了。

过一会，张朗带着妻子刘小欠回来了，妻子一路上是边哭边笑。他没和她说话，抽着自己的烟。

晚饭很简单，他坚持一口口吃完，早早躺到床上去了。一躺上床，发觉有什么东西梗在胸口，整整一宿都没睡着，但他还是坚持躺在这儿，等到通常起床的时间才起身。

起身后，又到大厅里发了一下呆，终于忍不住了，打了电话给许涛——自己的律师，“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很难过啊。”“大爷您是好人，这毕竟是一条人命。”许涛这么安慰他。

考虑了半天，张平选还是终于忍不住拨打了药家鑫代理律师路钢的电话：“他们家父母没事吧？你要多去安慰他们。你说这娃为什么要干这种事？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人？他的罪是不是有其他办法？”发了一连串的问话，张平选很仓促地挂了电话。张平选不想问下去了，因为，他发现自己内心的疑问越来越多。



张妙


“其实，我只想给张妙一个交代”，出事后，张平选就经常这么自言自语。

交代，这是一开始张平选确定的底线，也是他全部的目标。他希望自己能找到一个逻辑，以清理内心的淤积，或者，他也希望能从对方身上找到可同情、可理解的部分，让对方帮助自己去宽恕。

内心的创伤分析起来并不是太复杂：不解、愤怒、失去的悲伤。他的方法很简单，就像对待一棵生病的大树，希望能用理解或者宽恕去除掉带给他那些伤痛的根系。这样才能让他，让他的家庭得以重新扎根在生活中。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张平选掩饰不住自己对张妙的愧疚。

出事之后，老伴刘小欠就一整天都窝在张妙生前的房间里，不断翻箱倒柜，寻寻觅觅地摸索了好多天，最终摸出一包用塑料袋包好的硬币。多是一毛一毛的，大概有一百多枚。从此老伴就抱着那硬币不放了——张平选这才明白过来，老伴是在寻点女儿的痕迹作为纪念。然而她寻觅了这么多天，却只有找到这包硬币。

自己这偌大的家之所以找不到张妙一张照片，确实是张平选的缘故。

相对于妹妹张朗，张妙是个太认命的人。小时候张朗总拉着弟弟，在父母不在家的时候欺负张妙。被打伤了的张妙从不反击，而总是选择窝在一个角落躲着，暗自收拾自己的伤痕。等到父母回家，循着她身上的一些痕迹问话，她总是推脱说，是自己做农活笨拙自己伤了。

张妙太像父亲了，眼睛里认定的世界从来只有村子。姐弟仨出去玩，走到村口，她就不愿意再走了。从小到大，她只说过唯一一次愿望：我想当村里的小学老师。当时妹妹张朗不屑地说，你就这点出息。

张妙读初三的时候，张平选做工伤了腿，家里揭不开锅，妹妹弟弟的学费也发愁了，张妙挣扎了好几天，和父亲说，我到城里打工吧。父亲同意了。要出门那天，全家人把张妙第一次送到村口，妹妹张朗边骂边哭：不是胆小鬼吗？还逞什么英雄去打工。

第一份工作是肉铺，一个月二百多；第二份工作是饭店的服务员，一个月三百；然后是纺织女工。张平选的腿好了，弟弟妹妹的学费顶过去了，张妙马上回到村里来。

书读不了了，年龄也到了，该结婚了。这和作物的生根发芽一样正常。有个媒婆介绍了隔壁宫子村的王辉。张妙点点头，于是就嫁了。

生了孩子，张妙却突然常常回娘家。张平选几次赶她，她忍了许多天没来，又找各种理由来了。来的时候，手臂上、脸上常常青一块、紫一块。

妹妹张朗记得那样的情形：每次张妙总是以家里的西红柿熟了、辣椒熟了等各个理由，往娘家里赶，早早地来，安安静静地待着，似乎想伪装家里的某种植物。然而一到夕阳沉了，张平选就一直盯着张妙看，直到张妙无法不离身，一步步往婆家挪，边挪边回头，走得异常缓慢。

终于到了2010年9月，张妙和父亲说：“我生完孩子一些日子了，该工作了，表哥在大学门口卖麻辣烫，他答应我去帮忙，一个月七百。这里离大学近，你就让我住下吧。”看父亲犹豫，她又接着说：“我是为了工作，不是其他原因。”

这个理由终于让张平选说服了自己，但他设定了一个壁垒——张妙是暂时借住的，所以她不允许她搬入太多私人的东西——“嫁出去的女儿是别人的”，他当着张妙的面又重申一次。

这无疑是个异常忙碌的活：每天八九点起床，买菜、切好，用竹签一根根穿好，穿到下午五六点，和表哥约着，挑着摊子到大学门口，一直卖到凌晨12点……但张妙却如同迎来新生一样。每天这样忙着，隔几天抽个时间回去看自己的儿子，然后又匆匆赶回来。她开始存钱，表哥给的工资，大都拿去贴补家用，她只能收集各种原因来的零钱，一点点地攒。但张朗记得她脸上总是笑盈盈的。张妙说，她有个计划。

张朗带着心疼笑话她，这一毛一毛攒到什么时候？张妙腼腆地笑了笑，一副很满足了的样子。

进入10月，有学生吃到食物中毒去告状，所有麻辣烫要休整，学校限定所有摊贩经营到10月20日。张妙在等着表哥的安排，才能知道是否跟着表哥转做其他，或者自己去找另外的工作。

她担心的是：如果重新找工作，她在这个家继续待着的理由似乎也消失了，这份工作没了，难道要去城里找？

张妙确实曾小心翼翼地询问过到城里打工的可能。这对张妙真是一个不容易的决定，现在村里的人到城里打工已经算是一次赌博——“车费、一开始的住、吃的费用都很贵，工作又不好找，很多人亏了几百块回到了家。”几百块，在这个村子里还是分量很重的金额。

而且，张妙确实不是那么愿意出外的人。

在张朗看来，姐姐张妙就是因为和父亲太像，当时有点走投无路了。现实是，城市来了。

张平选一家，和他们所在的这片土地迅速地被城市吞噬。随着大学城的扩张，这个村子，突然被称为“新南城”。

推土机、塔吊、从地里长出来的水泥高楼、“生活新天地”这类房地产开发广告，一点点从城里蔓延过来。这显然是尴尬的一片土地，作为城市的备用土地，它离城市不够远，远不到以“农家乐”的形式，在保全农村的同时也随便获取城市的经济乳汁；它离城市又不够近，货运等城市近郊的配套还没能放置到这里来。村里几个相对有钱的人，已经着急地把自己的房子改造成货运仓库，把自己连同房子等着城市的收编，却还迟迟没等到，等得满心的躁动和焦虑。

因为张平选的顽固，外面沸腾的世界一直被假装与这家人无关。虽然自家土地在被政府收走开发做大学城的用地，只剩下两亩多，这样的土地，全家的口粮都不够，但他依然坚持只在北雷村附近打散工。

“我只要离这村子几里地就不习惯”——后来在不得已进城去法院旁听庭审时，张平选和周围的人说。而张妙，一看到车多就会头晕。

张平选察觉得到女儿的难处，但他终究没能给出办法。地里的事情他懂，城市的事情他实在没法给什么意见。他也知道，女儿就是因为太像自己而落入这样的难处。

他比之前更抗拒城市，城市的好处还没能抵达，但城市的问题已经逼近。每天晚上从北边传来的那轰隆轰隆的挖掘机声音，而村里那些常有孩子嬉闹的小路，时常会有在主干道迷路而进入村里乱窜的运输车。“一不小心就会出事的。”张平选曾经看过一辆运货车差点撞到嬉闹的孩子。在他认为，城市的人都急躁得不行，而农村人都是慢慢来，两个节奏不对，太容易出问题了。

他没想到，自己的预言竟然成真。而印证这个预言的，就是自己的女儿。



10月20日，张妙还是一早起来准备，拉着摊子来到大学门口。表哥答应明天给她最后的决定。她惴惴不安地做了最后一天的生意，收着担子往娘家走。

从大学走回家，需要拐三个路口，走大概三十分钟的路程。现在已经无法知道，张妙一路上想了些什么。然后第二个拐弯处，一辆红色雪佛兰车迎面冲了过来——




那辆车




那辆红色雪佛兰一度就停在这个小区里，对比周围灰沉沉的一片，特别扎眼。

药家鑫家所在的二十街坊是华山厂众多街坊的一个，华山厂原名国营803厂，和昆仑、黄河、西光等几家老军工国企，构成了西安的东城区。

这是一个平静的老街区，错落着从70年代到90年代建成的工厂宿舍，每栋楼上还斑驳地写着共和国几十年工人阶级作为老大哥、铁饭碗的辉煌历史。院子里走动的人不多，大多是老人和孩子。稍微有钱的家庭已经搬走了，而许多躁动的年轻人耐不住这里的寡淡的气氛，早早就搬到更热闹的西安其他片区去了。

90年代以前，这里是西安城里最显眼的地方：一旦进入军工厂，就意味着有了稳定的铁饭碗、优厚的福利以及工厂子弟从幼儿园到中学的免费教育。而两个厂子的子弟也都结成自己的小圈子，不与当地的孩子往来。这些兵工厂子弟从出生就一直生活在工厂大院，相对于西安来说，倒好像是个外乡人。90年代国家开始削减军费支出，效益一路下滑。只好开始尝试甩掉一批人员和负债。这些人跟随着这块土地，体验着命运的落差。

药庆卫就是2003年被要求转业的那一批中的一个。

那一年，他一次性拿到了30万作为补贴，然后就要单独面对社会。

药庆卫算幸运，虽然此前的工作让他学会了过硬的技术和古板的性格，但也因此容易被人信任，被一些成功下海的前同事介绍着做兼职。还是许多人落地后就水土不服。2010年6月出过一个事：药庆卫的前同事潘鸿强在车间里用车刀自尽，原因是买房之后无力还债。这个事情让这顽固坚持着尊严的老厂区，躁动了一阵，然而，大家又陆续回到自己的轨道。

这样的气氛也凝结在药家鑫所处的这个家里。从外表上看，这是个干净到有点严厉的家，已经有十几年历史的老房子、铺设已久的地砖、经历过时间的白墙和老旧的沙发，却因为妻子段瑞华每天几遍的反复清洗，而依然非常整洁。这让这间房子虽然还是掩饰不住的老旧，但却格外精神。就像一个把每个衣角都熨平的老军人，顽固地笔挺着。

段瑞华至今不怎么和自己的丈夫药庆卫说话。从出事到现在，她从没提及怪罪药庆卫的任何一句话，甚至结婚以来，段瑞华都不曾责怪过药庆卫什么，但她还是忍不住几次和到访的人谈起，药庆卫没让他儿子来得及吃最后一次她做的饭。

她说的是2010年10月23日的事情。那个上午，本来一个人安静在自己房间的药家鑫突然走进自己的房间，哭着说，“妈妈，能不能再抱我一下。”又说：“能回到过去多好。” 段瑞华听不明白，着急地问发生了什么。他犹豫了一会儿说：“我可能撞死一个人。”

段瑞华急忙打电话给药庆卫——自从2003年转业后，他当时正在为一些公司做图纸校对，打零散的工。当时她哭着对丈夫说，娃撞死人了。一个小时左右，药庆卫打车回到了家，站在门口，鞋也没换，叫他们赶快走，一起去自首。药家鑫哭着说，我想再吃一顿妈妈做的饭。那时候将近中午11点了，而段瑞华有种不好的预感，心里萌发出一定要为儿子准备一顿好一点儿的午饭。

药庆卫怒骂了一声：别吃了，来不及了，快走。

从此药家鑫便没再回来过了。

段瑞华说，有时候就非常厌恶药庆卫的这种刻板。

结婚这么多年，药庆卫总力图维持外表强悍，话总是不多，也没有什么表情，前几年患上心脏病，没说几乎话就喘，他以此为由更加寡言。对于困难的，或者难过的事情，他的表情反而是脸一紧，似乎在把这些情绪压抑住，然后假装不动声色或者不在意。

段瑞华其实已经理解这种生硬的性格。药庆卫出生于山西一个偏远的农村，整个村子很少有人考学，大部分人认命地和土地打交道，从小自我期许很高的药庆卫一直非常顽固地坚持，这让他在恢复高考后第二年考上了军事院校，成了整个家族目前唯一一个在城里的人。

他脱离土地靠的是那种不在意他人评论和眼光的顽固，而这种顽固，显然也让他此后的事业发展没那么顺利。毕业后药庆卫分配在华山兵工厂里面从事生产线的质检工作，因为偏执而格外认真，也因为不会变通，他一直没有得到多么大的发展机会。

在段瑞华看来，儿子似乎继承了药庆卫的某些性格。在面对一些无法掌控的事情时，反而下意识要维持强悍，越是手足无措，越是假装故作镇定。20日那个“车祸”的真实详情，直到23日药家鑫才说出口，这中间，药家鑫在家里硬生生地憋了三天，丝毫没有看到任何异样。

这种性格，让他们父子俩很容易被误解。邻居说，有时候小孩看到药庆卫的脸就哭。这种震慑人的压力连小孩子都感觉得到。

身处于灰色片区的这个家，段瑞华很容易感觉到药庆卫和药家鑫身上的压力。他们一家人必须为挣脱这个地方找到个办法。不能被这片停滞的土地掩埋。

药家鑫6岁的时候，幼儿园的老师夸奖说，“这孩子很有音乐天分，我唱了一遍歌，他就马上记住了。”第二天，药庆卫就决定让他儿子学钢琴。

这其实是个赌注，学琴的花费巨大，除了钢琴本身的费用，还有那每周都有的钢琴课。段瑞华早早退休后，他们的家庭收入一开始就在、三四万，后来维持每年五万左右。而练琴往往要占用这个家庭一半的花费。

作为一个农村出身的人，药庆卫不认为吃苦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所以为了教育孩子吃苦而采用体罚这一事，他也觉得是应该的。药家鑫的邻居回忆，药庆卫家里总是和睦而且安静，几乎每次大声嚷叫都和药家鑫耍脾气不练琴有关。药家鑫在后来接受电视采访的时候说，“为了练琴，妈妈会打我，或者拿皮带抽我，妈妈为了不让我以学习压力大、作业多为借口(不练琴)，要求我回到家先弹琴，弹完琴才能写作业，我害怕作业写不完，小学课间除了上厕所都不会离开座位，就一直在赶着写家庭作业……”、“爸爸转业以后就没有再找工作，他学我的数理化(为了辅导我)，有一段时间，爸爸看我的成绩不好，没有努力学，就把我关在地下室里面，除了吃饭能上楼以外，其他时间都得在地下室里待着……我觉得看不到希望，天天压力特别大，经常想自杀……”

这种严厉后来在药家鑫身上转化为对自己的苛刻了。练琴练到最后，药庆卫非但不用催，还反而劝告儿子不要太辛苦了。因为长期坐着练琴一度胖到，一百四十多斤。药家鑫一个决心，半年就减了二十多斤。

在一次次确认无法那么自如面对外面世界的众多变动后，药庆卫和身处的这个小区一样，越发愿意停留在传统的生活里。他讲话的词汇都是六、七十年代的用语，他的价值体系还是停留在部队时期那种充满大词汇的状态中。见到记者时，他很正式地说，“欢迎你的到来”，语言中常使用责任、国家、尊严等这类词。

药庆卫和这个家可以就生活在这个小区里，然而药家鑫不得不面对世界。从小因父亲的严厉而格外乖巧的药家鑫，因为读大学而离开了军工厂区，就越发躁动了。就像是重新发现生活一般，药家鑫变得对许多事情都异常有兴趣，他开始会买一些时尚杂志、流行的衣服，也会注意自己的形象，他着急拥抱一种以前未知的生活。他从大二起就带了很多的家教，赚钱贴补家用，也给自己一定的消费空间。到了大三，他提出要买车。

让药庆卫犹豫的是钱，家里的收入确实一般。此前药家鑫鼓捣着要买的手机，在出事后，还继续由段瑞华使用，至今依然还没交完按揭。

药庆卫表示过反对，但他心里知道，或许应该鼓励儿子去面对那个自己不理解的世界。他因而退让了，一开始表态想控制在五、六万，然而，一种对着脸面和品质感的追求，药庆卫和药家鑫，预算一点点调高，最终买了十几万的红色雪佛兰——药庆卫找亲戚借来了四万块，剩下的办了按揭，让儿子做家教慢慢还。

看着儿子每天开车奔走在去接各个家教的路上，药庆卫甚至觉得家里总算要迎来真正的新变化了，他总算还是能把儿子送上一条在现实中似乎对的路。虽然自己还无力带领这个家搬出这个老厂区，但这辆醒目的新车在这陈旧的小区中，成了他们家的一个象征。

直到2010年10月20日那个晚上，儿子就是开着这辆车，在那个拐角处迎面撞上张妙。

菠萝蜜

“法律策略”



路钢律师每年要办理很多故意杀人案，按照他的经验，100个案子，至少有98个都是在一审前的最后时刻才达成和解协议的。

“出事后一般要经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要平息情绪，才能理性地进入第二个阶段——也就是商量赔偿的金额。前一个过程需要时间，后一个过程需要一来一回折腾多次。”

这听上去是一种基于生命的讨价还价，其实有个现实的原因：罪犯家庭一般都特别困难，而遇害者的损失又那么巨大，要寻找一个平衡点，这需要耐心和方法。

路钢自认为是有法律理想的。在加入陕西克利律师事务所后，路钢代理的案件多为民商法律领域，尤其对“合同法”、“侵权法”等债法研究颇深。但他仍然坚持涉及刑事案件。路钢说，一般从事刑法的人或多或少都有点理想主义。

他认定几个原则：法律最终是为了扬善，惩恶只是手段；生命确实是无价，但当生命已经失去后，最重要的是，不要这伤害继续在双方的生活中蔓延。这是路钢一直的理念。在接手药家鑫案件前，他比较自豪的是，“从来没有一个人在我手上走过”。去年比较惊险的一次， “有一个判死刑，但是二审还是打回来了”。

2010年11月初的事情，媒体还没关心这案子。路钢的同事约药庆卫见了面。按照常规的状态，他的建议是：一开始可以先等等，把双方的情绪消退点儿，然后由律师出面慢慢谈赔偿的事情。

药庆卫默认了这样的策略，他不熟悉法律，这也相对符合他的性格。

出事后，药庆卫越发寡言。无论面对妻子还是面对自己的律师路钢，他的话都非常精简。路钢后来坦言，即使和药庆卫一起打了一场生死关头的仗，但依然和药庆卫“不太熟悉”，甚至有知情者说，药庆卫这种寡言带来的神秘感，让身处其中许多人曾私底下纳闷，药家到底有没有背景。

找到他们这家律师事务所，其实也是偶然。药庆卫把孩子送去自首后，事情却仿佛停滞了。他不知道儿子到底确切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进展到什么情况。着急的段瑞华催药庆卫到警察局去问，每次的回答都是：正在侦查不方便透露。

这个摧毁了整个家庭未来的巨大噩耗就立在那儿，但又密不透风、毫无声息。唯一得到的反馈就是长安县公安局给的一份拘留通知书，一份逮捕通知书。里面首次提及了“刑事犯罪”，里面还有“故意杀人”的字眼，但没有更详细犯罪过程，也没有受害人的更多情况。

药庆卫依然不知道自己的儿子到底对谁犯罪了，犯了什么罪？儿子就这样被一个他至今不明晰的“刑事犯罪”给吞了，毫无声息。药庆卫打电话问了自己能问的朋友，有人说，你只能去找律师，让律师帮你问。按照药庆卫的说法，知晓这个信息时，他正在爱人段瑞华的娘家，走出家门，看到对面就是陕西克利律师事务所。

在此之前，路钢的同事就尝试联系公安机关，试图让药庆卫夫妻去探望药家鑫，终究还是被拒绝了。他们也尝试先和被害者家属联系并道歉，“早道歉早抢先机”。于是向公安机关提出能不能由公安机关干警协调，陪同药家到受害人家里去看看。办案民警考虑了半天，以案件正在侦查阶段为由，表示拒绝。

然而，11月28日，也就是这个请求被拒绝两天后，药庆卫在电视里看到了媒体在看守所对药家鑫进行采访，他才从电视里第一次知道，自己的儿子竟然是在撞到人后，害怕被索赔杀了人，那无辜的受害者的名字叫张妙。也就是在那次采访中，电视台用了药家鑫一句话，“农村人难缠”。药庆卫至今很不理解警察局和电视台的做法，也反复在想像药家鑫怎么会说这话：“这句话肯定有上下文，他自己是农村来的，我们还每年回山西农村。”

内内心的慌乱还没整理好，药庆卫发现自己的生活一瞬间完全改变了。上街买菜，别人不打招呼，而开始在背后指指点点。总有陌生人来小区打听他的情况，并且等着他下楼。到了第二天，楼下已经聚集了四五十个记者。他和妻子惶恐地躲在家里，听到偶尔的敲门声，心就收得紧紧的。外面的世界已经向他，迎头撞来。


善意



张平选已经在西安的街头毫无头绪地奔走了好多天。

从出事开始，女婿王辉陪着他几乎每天到公安局里，他们希望知道“对方”更多的信息：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人，他家到底是怎么样的家？然而，公安机关的回答总是还没侦查结束，让他们等等。

那几乎是他最难以面对的几天——女儿被杀了，对方是谁一点儿都不知道。总共有8刀，张妙尸体的样子一直浮现在他脑海。有一刀直接刺穿女儿的手掌——张平选想像，那是女儿疼到不行，试图用手去挡。

村里人开始有人传说，“应该是对方背景太强了，说不定这案子什么都没做就这么过去了。”还有人劝他认命，“这个社会这样的事情多着了”。

但张平选知道自己容忍不了这样的结果。他越想起对张妙的愧疚，内心就越发恐慌。女婿王辉在张妙去世后，要花更多精力照顾家里，不能陪他前往了，他坚持每天到公安局报到。一连报到了几天，公安机关的人给了个建议——你应该去找律师，为接下来的事情准备。

这是事情发生以来，他得到的唯一明确的要求。

女婿不识字，家里的人也不知道如何找律师。他一个人在公安局附近转了半天，鼓起勇气终于进到其中一家律师事务所。有个年轻人来接待，听他结结巴巴把来意说了，就伸手找他要钱，一千块——这几乎是张平选一年总收入的三分之一了。然后律师给了一些他听不懂的建议，他就被客气地请了出来。他手足无措地坐在那家事务所门口很久，不知道自己能干吗。

第二天，也就是11月20日，他又回到警察局，情绪激动地要求联系药家鑫的父母，警察的态度很好，但依然没有反馈，过了一天，警方说：药家的父母此时不想见死者家属。

放回到几年前，张平选难以相信，自己会以这样的方式迎头撞上城里人、撞上这城市。城市是他不熟悉的地方，那种无力在吞噬他。但他知道，自己一旦停止这种看似盲目的努力，自己将永远活在对女儿的愧疚中。他甚至想过极端的情况，想象自己会做出过激的事情。

11月27日，张平选依然如往常顽固地要去城里找办法。刚要出门，一个人立在自己家门口——他是《华商报》的记者，从公安机构中一个特约联络人那里得知了这么一个案件。张平选不知道这到底意味着什么，但总算有人愿意听他说，自己的女儿发生了什么。然后，第二天，记者带着律师许涛过来了。

许涛的母亲是个皈依佛教的居士，从他开始做律师起，就不断叮嘱他，你的对手不是任何一个人，而是藏在每个人心中那种伤害人的恶念。许涛知道母亲的潜台词：得饶人处且饶人。

许涛第一次去张妙家是11月29日，本地的电视台正播出对药家鑫的采访。他看着电视里那个羸弱的小孩，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将要做的事，牵涉到的是这么一个生命。心里不由得紧了一下。

许涛从小总好打不平，考取律师证后，就自荐当起了碑林区的志愿援助律师。当援助律师有几年了，他越发觉得，法律的作用是整理秩序，是给人情予法理的支持。他最骄傲的案例，全都是调解成功——每个人负该负的责任，得到应有的赔偿。

那个下午。许涛分析了案情，这确实属于恶性、故意杀人——当时张妙被撞倒后，只是轻伤，而且按照各方人描述的性格，张妙应该不是一个被撞倒后会抄车牌号的人，更不用说一些对抗行为。药家鑫在那刻被自己的想象统治，用包里随身携带的刀杀害了张妙。至于药家鑫为什么那一刻会有这种想象，“那孩子肯定也有压力和可怜的地方。”

许涛问张平选和王辉，你希望达到的目标是什么？张平选说，我不要钱，我要一个交代。他转过头看着王辉，王辉点点头表示赞成。

其实有点意外。在他此前的想像中，遇到这样的事情，如果没有一定的修养不太可能那么冷静。后来他的判断是：“张平选不是冷静，他其实是善良，没有作恶的念头。”

许涛理解张平选不在乎钱，但作为一个律师，他个人总想多为受害者考虑。他看到这个家家徒四壁，也考虑到张妙留下的孩子，他当时自己立下目标：要尽可能帮忙争取点赔偿。

经经历过几个案件，许涛也知道诉讼这不需说明的潜规则——能赔偿到多少需要来回几次的磨。不过一旦双方都有律师，一接口就快了。西安的法律界就这么个圈子，他一确定担任张平选和王辉的辩护律师，他和路钢便很快联系上了。

第一次通话，彼此就心照不宣，路钢直接问，你们的开价是多少，许涛说这得算。这是策略，拖着时间让对方坐立难安，也是法律程序的需要——法院判决赔付多少需要一定的逻辑支持。路钢记得，当时报纸上有媒体宣称许涛说赔偿金额要一百多万。他要求许涛给估个数字吧，许涛随口一说：六七十万吧。


“人命的价格”


这注定是场让人内心难受的谈判。谈判的目标。是一条人命的赔偿金额。谈判双方的代表，是各自为自己代理人忧心未来的两个律师。

路钢要去和许涛商谈赔偿金额前，做了两个事情。他首先让药家鑫、药庆卫夫妇在1月14日一起发布了道歉信，然后特意给药庆卫打了个电话商量能接受的赔偿金额。当时药庆卫表态，无论如何错是我儿子犯的，人家要提多少都不过分——他也希望赶紧了结这个事情。毫无推进的灾难，更让人难受绝望。然而他同时也承认，家里实在没钱，需要给一定时间筹。

路钢听得出药庆卫的诚意和无力，他安慰药庆卫，不要着急，钱我来谈，你们负责筹钱。毕竟，往后许多地方需要用到钱。

筹钱对药庆卫不是那么容易，老家在山西农村，亲戚都是种地的，指望不了，剩下的两条路，一个是段瑞华的娘家，还有就是华山厂的老同事。他每天起床后，就和段瑞华兵分两路。夫妻俩都脸皮薄，华山厂的老同事和娘家人，也没那么宽裕，而何况，他们的偿还能力确实太有限，许多人嘴巴里没说，但是那眼神中透露出来的问题是：你们还得起吗？

药庆卫有时候甚至觉得，自己过了大半子的生活的幻象被打破了，因为这次借钱，他们触摸到了生活真实的面目。

钱只能这样一点点地筹集，他们定下目标，像场战争一样，一个个战场去开辟，这段日子对他们夫妻俩虽然难受，但却无比的踏实，他们在恍惚中开始有种不清晰的希望。这中间，药庆卫还去买了自学日语的教材，还有文学名著《飘》，托路钢转给药家鑫。药庆卫说，想让他通过这小说，知道能拯救一个灵魂的还是爱。

过不了多久，派出所通知要拿一万五的丧葬费，药庆卫赶紧送出去了，他莫名一阵心安。似乎送出去的钱越多，自己儿子的希望越大。他也在想，是不是应该买点东西去探望老人。于是让律师打了电话给许涛。

从人情上，这决定是个对的事情，然而，许涛要想到关于赔偿金额的角力问题。许涛想了想，回答，先拿十万慰问金吧，赔偿了再说。许涛当时从各方听说的药家的状态，初步判定了这么一个金额。

事实上，许涛也就这么一说，为了受害方的权利，他需要不断充当黑脸扛住一些标准。

这十万确实难住了药庆卫，他们夫妇筹了这么多天，总共筹到了六七万，丧葬费前后拿了一万五，药庆卫手里只剩下5万了。

路钢大概也知道许涛的立场，鼓励药庆卫还是先拿已有的钱去探望，“剩余的钱以后再说”。然而，药庆卫紧张了，他还记得报纸上有说对方似乎要求过一百多万这样的数字，觉得对方的这次提法是让步了，如果不满足一切似乎会崩盘。他很着急地拒绝了路钢的建议，赶着再去找钱了。他说话时候的急促和严肃，让路钢一度以为药庆卫为这个价钱生气了。

直到后来，药庆卫才和他说，其实是自己怕了。“媒体上说我们家富，我才拿3万过去，人家肯定会生气。我怕过去了反而把事情闹大”。然而，药庆卫表现紧张的方式是严肃，段瑞华能理解，但路钢和许涛一下子理解不了。他们心里各自也就产生了一些猜测。

筹到的钱不够，一时不敢见对方，这样的挫折，让本来就疲惫的段瑞华生病了。而自己的住家，每天都有各种电话来，不断有莫名其妙的敲门声，这让他们一直心神不宁。唯一值得庆幸的是，他们夫妇俩的照片还没曝光，他们要去买菜的时候穿过记者的队伍不会被马上认出来。现在，只能靠药庆卫一个人每天偷偷摸摸溜出自己的家门，到不同人家去拜访借钱。

这个赔偿金额一开，药庆卫却迟迟没来，这回轮到许涛着急了。

但是，这几天焦灼的不仅是药庆卫，对张平选来说，一天没把这事情说清楚，那种不解、仇恨就压在自己心头。他不愿意自己的生活被这样的情绪主导。

张平选不断打电话给许涛，问，药父怎么还不来，许涛只能回答说，对方正在筹钱。张平选只好一次次说：我只要交代，钱真没那么重要。

张平选着急了，直接撂下话：“钱赔多少不是问题，让他赶紧来道歉，一次不行来两次，两次不行来三次，总会行，总能帮我们原谅他们，这一切都好谈了，这大家都好过了。”

拗不住张平选的着急，许涛不得不主动去催路钢了——虽然这可能影响到后面赔偿金额的谈判——如果对方确实是个不厚道的人，会利用老人的这种心情压低赔偿的价格。

但他明白，这个电话已经不能不打了，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让自己口气依然不能软，打电话过去，只是淡淡地问，为什么药家还不赶紧来？

路钢回答说，还在筹钱。

让他们快点儿。钱可以再说。许涛试探性地提示。

过几天还没有见人来，他只能再问了一次。路钢还是说，确实还在筹钱，而且“药家鑫母亲也病了”。

许涛只好把这样的回答带给张平选。老人非常不明白：“见个面的事情怎么这么难呢？”张平选又想起村里的种种传言——自从出事后，总有关心的村民，每天坐在他家，给他讲述城市和政府的种种“故事”。

眼看着要过春节，这段时间失去妻子后，王辉要当爹也要当妈，原本健壮的他一下子病了，终于被送到了医院。而这更加重家庭的负担了。孩子在那边闹，农活没有人帮忙弄，此前王辉也赞成张平选那样去沟通，但躺在病床上，又想起空等的这几个月，开始抑制不住怒火：“他们太欺负农村人了。”

王辉又想起另外的事情：为什么从一开始他们就只找张平选谈，不找我谈。死的是我妻子。王辉突然给许涛打了个电话表态，我不想再和对方协商了，我要告死他们家。

路钢确实也一直只和张平选对接得比较多，他曾电话联系过王辉，被气头上的王辉给骂回来了。“这样的情绪没法谈事，而且在城市里，岳父肯定比女婿有生活经验，一般事情都和长辈谈。”“更主要的是，许涛本来就是张平选和王辉共同的律师，我以为找他不就全代表了吗？”

情况看来有点着急了，许涛感觉到，如果失去了理性，协商就难谈了，那整个案件会导向一个结果——毕竟在他认为中，从法律事实上，药家鑫是一定要被判死刑的，除非受害者家属的谅解。

按照许涛的说法，当时他不断催路钢赶紧带药家的人过来，路钢则告诉记者，当时药庆卫还是在拼命筹钱，路钢反过来催着许涛给个确定的数字。最终，许涛算出来的数字是，赔偿金额是236640元加30万精神损失费。

这个数字许涛拿去和张平选商量，张平选还是那句：我不要钱，我要交代。去找王辉，王辉已经情绪上来了：这个钱我不要，我只要他儿子的命。在许涛的安抚下，王辉还是同意了这样的金额，但许涛预感到，案件的协商开始有波折了。

眼看着局势就僵在那儿了。按照张平选的说法，2011年1月23日左右，也就是2010年农历腊月二十前后，张平选通过警方找到了药庆卫的电话。他下了很大决心，终于拨通了电话。他希望自己和对方能过个好年：

请问是药庆卫吗？

是的，你是？

我是张妙的父亲张平选。

一阵沉默。大约两秒，电话那边传来断线的声音。

张平选拿着电话愣了很久。过了好几天他才和许涛说这件事，“难道他们一点儿都没有愧疚的意思？”末了，张平选补问了一句：“他们家真的是很有关系吗？”

张平选已经开始愿意相信这样的传言了，要不，他无法解释这样的行为。





猜疑



面对无法理解的东西，猜疑变得那么容易被相信。关心的村民不断给他们带来各种传说：“他父亲是部队老大，你碰不得的。”“他们已经布置好一切，你再努力也没用了。”

这样的传言，让许涛也着急困惑起来。他赶紧打了电话给路钢，路钢决定，要尽快带着药庆卫去拜访受害者家属。

再过几天就过年了，前段时间内心的苦闷，因为努力筹钱而获得短暂安宁感，如今随着一次次的受挫，那种黑洞一般的情绪开始把段瑞华吞噬了。她每天坐在家里一阵一阵地哭。而家里的电话响得越发密集了，不断有记者有网友冒充各种身份套信息，或者对他们进行辱骂。各种压力让他们两个人的身体越发扛不住。

直到路钢询问，1月23日为什么挂那个电话，药庆卫才确信，那一堆各种假冒身份的电话，真有一个是张平选打的。他催促着赶紧和许涛联系。

至今不能确定的是，确实是路钢所说的，没能打通许涛的电话，又或者如许涛所说，路钢那时候从来没有和他打电话。在采访中，路钢和GQ记者说，他当时反复不断地试图打通许涛电话，已经他已经意识到形势正在恶化，而许涛则明确表态：如果一个律师的电话不能保证畅通，那就不用做律师了。“我有证据，路钢声称打不通电话的那几天，很多人打通了我的电话。”

这个争执的真相是：应该是某一方为了保护自己委托人的利益，想以这种态度争取还在谈判的金额——但后来意识到，这个节点之后，整个案件急转直下，因此不敢承认了。

除夕越发逼近了，段瑞华也因为节日的气氛越浓，情绪因此越发不稳定，而药庆卫面对这个外在的压力，想到的解决办法是更加顽固地去筹钱。没有联系上的电话就这样被搁下了。

路钢安慰药庆卫，还是按照此前的经验：一般这种刑事案件，大部分都是在一审前达成协议的，还有机会。而且或许现在不见，也有助于缓和对方情绪。

路钢认为的机会就是到法院取传票的时候。案件第一次开庭审理的时间预定是3月3日，家属领取传票的时间是在2月23日。2月23日，不仅家属会到，此前帮忙张妙家的《华商报》记者也会去报道。他想可以借着这个机会，把赔偿金额的数字给定了。一确定，药庆卫和段瑞华赶紧正式送钱道歉，这事情就能得到圆满的解决。

那天早上，果然王辉、张平选等家属一起去取传票。取完传票，记者和许涛拉着大家说一起吃个饭，“而且有一个朋友要来”。

那个“朋友”就是路钢。

按照路钢的说法，每个人都坐好了，路钢刚想介绍自己，并说明来意，还没开口，席上一个人开始破口大骂：药家是冷血动物，药家的律师也不是人。

路钢犹豫了一下，“这样的气氛不好硬接下去”。

后来他才知道这个人叫张显，身份很拗口：王辉的爷爷的妹妹的孙子的妻子的表哥。

那顿酒，他感觉到事情可能要充满变数了，因为新的情绪在滋长了。

商谈赔偿金额是细腻的角力过程，需要在双方的情绪中找到平衡点，才能促成，多增加了这么一个情绪外放的人，意味着，他和许涛此前的努力可能要白费了。

列席那次饭局的一个当事者告诉GQ记者，路钢似乎意识到自己必须安抚好张显，因此不断地向张显敬酒，最终喝到两人醉醺醺搀扶着一起走出来。路钢的解释是，他坐在旁边，看到激动的张显只好多陪着喝几杯。

过几天就要开庭了。路钢又和许涛商量，再安排次见面，促成协商。王辉确实已经被情绪占据了，恶狠狠地拒绝了见面的要求，而张平选这个善良的老人还是希望能调解。最终商量了几个来回，确定2月25日在长安区一家饭店见面。

然而，经历了这么反复的折腾，张平选开始怀疑药家的诚意了。之所以不去张平选家里，是因为，药庆伟实在不知道村里人会是什么样的反应，毕竟王辉曾说了许多气话。但是，这让张平选增加了心里的不解，在张平选的理解中，这是不是就是不够诚意呢？而且，“如果他们不是上门来道歉，我和村里人怎么交代。”“难道传言是真的。”

他试探性地回复说：最好来村里，安全我保证。但最终，对方还是表示选择在第三地。

按照张平选的说法，25日，是《华商报》记者开车去带的他们——张平选拉着他的朋友——张妙的中学老师。虽然他知道是记者参与促成的这次见面，但上了车，他内心有些嘀咕：这不是道歉吗？怎么还要记录？而事实上按照路钢的说法，

张平选坐了一会儿，药庆卫和段瑞华来到楼上了。药庆卫依然一脸严肃，面部表情紧绷地说了几句道歉的话，突然和段瑞华一下子向他跪下。而那边，报纸记者的闪光灯一直在闪。就在照相机的记录下，药庆卫掏出钱，说这是停尸费，赔偿的事情我们在尽力筹，请放心。张平选却注意到一个细节：拍照的时候，药庆卫还和记者说，不要拍我们的脸，以后我们有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张平选并不知道药庆卫在这段时间遇到的事情，这句话在他听来，不由得产生怀疑——难道连这也是安排的？对此路钢的说法则是，当时他们另一个随行的律师也直接说，拍照不太好吧。然而张平选似乎没有听到。

但张平选坐不住了，他要的是“交代”，是彼此的相互理解，而不是这看上去有点“刻意安排”的表演。他说：“现在这样不好谈赔偿吧。”气氛就这样僵住了，许涛察觉到这样的形势很难有什么进展了，提议下次再商量。张和陪他一起来的朋友商量一下，自己起身离开酒店。许涛赶忙起身跟着出来。

张平选和GQ记者说，当时他想的是，留下朋友，留最后一个机会给药庆卫，如果能和他朋友真心地谈，那朋友会打电话给张平选，安排他们找另外的地方一起商量。但他显然也不知道，药庆卫当时紧张到不知所措，而越发沉默了。

在饭店外，张平选一个人点了支烟，默默地往村子方向走，裤兜里的电话始终没响。他把抽完的烟头一掐，心里确定：他们真是冷酷的一家人。或者他们家从来就不是真心想求得原谅，而只是利用他们的心软。

然后张平选知道，一旦自己这么想了，自己就原谅不了药家了。

菠萝蜜

“知识分子的使命”

2月28日下午，法院突然电话通知张显，本来应该在3月3日进行的一审要推迟到3月23日才开庭，张显正在和宫子村村长商量，找哪些村民去法院旁听，也商量如何在法庭上表达他们“正义的愤怒”。

听到这个消息他吃了一惊，大叫：这又是哪只黑手搞鬼，竟然有这么大的能量？张显马上打电话给许涛，电话一接通就劈头质问：“许涛，是不是你搞的鬼？”

电话另一头的许涛愣了，然后又感到哭笑不得——他恰好在法院，于是直接把电话直接塞到主审法官张燕萍的手里：“你给他解释！”

自从过完那个春节，局势已经变了。在春节前，许涛和路钢要拿捏的是张平选、王辉和药家双方的情绪，然后争取到合适的协商办法。然而，那个春节，王辉突然宣布，张显成为他的代理人。

他第一次接触张显，是在2月9日。此前与药家的协商未果，已经注定要进入庭审了。他带着修改过的起诉书去张平选所在的北雷村和王辉的宫子村，让家属签字。

张平选和王辉都不识字，而且这份修订书只是修改了赔偿对象等法律技术方面的问题，所以他只是口头跟张平选和王辉说了一下，让他们盖下指印就匆匆赶回西安办其他事情。下午他忙完其他事，准备把起诉书送到中院，人已经到了中院门口，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里自称是王辉表哥，那人说，你必须把起诉书给我审核。

这人就是张显。

律师最忌讳的事情，就是外行人对自己的工作干涉，许涛不太高兴地问：“为什么要给你看？”电话那边理直气壮地说：“因为我是王辉的委托人！”

在村里人看来，张显是宫子村的大能人。他是几十年来村里出的第一个博士，第一个大学教授，因为父母离婚，张显和弟弟一直跟随着母亲生活。按照张显自己的描述：“我继承了母扶危助困的热心”。张显和弟弟出人头地了，把母亲从宫子村接走，他家的几亩地就留给周围的邻居们种，邻居们很感激，逢年过节就给他送去一袋面，张显说起这个就很知足：“自家的面很好吃，有麦子的香味”。

宫子村村长是张显的表兄弟，周末张显都会来村长家坐坐，和他讨论一下党的政策，琢磨着怎么呼吁一下社会，帮帮这个十里八乡有名的穷村子。在张显的建议下，村里对学生的教育特别重视，最近几年有好多学生考上了交大、西工大、电子科技大学，张显对村长说，以后这些学生只要有一个出来当了大官，像习近平主席那样，他一句话“就把咱宫子村照顾下”。

村长夸张显真是个有能力的大好人，张显摆摆手，不好意思地说：“这是知识分子该做的。”事实上张显说他特别崇拜毛泽东，“他为农民做了那么多大好事。”

张显去年11月份从《华商报》上就知道了药家鑫的案子，他把这个案子和河北大学李启铭撞人案一起制作成PPT，先后四次向同学们讲述。当时在课堂上，他就激动地说：“药家鑫非杀不可！”今年正月初七，张显回宫子村拜年，才听说原来被害的张妙就是王辉家的媳妇。算起来张显也是管王辉他爸叫舅舅的，所以他特意绕了一圈来到王辉家门口，看到王辉就笑呵呵地问：“案子进展得怎么样啦？”王辉含含糊糊地说：“就是在家里等，上午律师刚让摁了一个指印。”

指印？张显觉得不太对劲：“摁指印的内容是什么？”王辉说：“好像是赔偿啥的我也不懂，哥，我不认识字啊，名字都是刚刚许涛教给我写的。”张显一听就着急了：“你没读过书就敢摁指印啊，人命关天的事情，至少应该让律师给你念一遍嘛，这个律师也太不负责任了。我来帮你把关。”跟王辉要来了许涛的电话，劈头就责问。

晚上回到办公室，张显看到了许涛发来的文件，从来没接触法律的他，看这个像是读天书一样，他赶紧求助几个政法大学的老师，让大家帮他看，几个老师说这是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起诉，没问题，写得很好。

但对于赔偿，张显非常敏感：如果要了对方的赔偿，会不会降低对药家鑫的处罚力度？法律老师解释说，从法律上来讲，赔偿是必需的，和对他的处罚程度没关系，你不要赔偿药家鑫的父母也不会感激你，社会上的人也不会尊重你。张显这才放下心来。

第二天，张显把只字未改的起诉书发还给许涛，然后，自己叫上王辉到中院打听案子。看着王辉在法院门口畏畏缩缩连门都不敢进的样子，张显说他“越发觉得自己有必要帮他打这个官司”。在中院立案大厅的电脑上，张显查到了这个案子的公示信息：2011年1月12日立案，案件号00068，刑一厅接案，张燕萍是审判长。张显根据公示信息上的电话，直接找到张燕萍。张燕萍很惊讶，你们怎么能找到我的？张显很自豪地说，是在大厅案件公示的电脑上。张燕萍称赞了一句：王辉，你看这有文化和没文化就是不一样，以后有事情多问你表哥。

从中院出来，张显让王辉带自己去见许涛，“我得把关下”。第一次和许涛见面，张显还是怀着戒心的，听他介绍完案情，看了看案子的卷轴，张显说自己是王辉的远房表哥，要给王辉帮忙打这个官司。许涛问王辉现在愿不愿意和对方进行和解，王辉还没有开口，张显就抢着说：他现在是很难谅解的，我们就是希望判药家鑫死刑！王辉支支吾吾也就没再接话了。

按照张显自己的讲述，那个晚上张显在床上就辗转反侧，想怎么能帮王辉打赢这个官司，从《华商报》上的报道他判断，药家父亲在外经商，又曾经是厂里的军代表，接合药家此前的冷漠表现，应该是权力在握，仅凭他一个大学老师的力量怕是斗不倒药家。

他苦思冥想，终于想到，这件事已经引起了很多媒体的关注，“如果可以通过媒体，特别是网络媒体来鼓励大众来关注这个事，在大家的监督之下，恐怕药家想作假就没有这么容易了。”打定了主意，张显这一夜睡得格外踏实。他后来告诉记者，我要发动一场捍卫法律的人民战争。



“人民战争”



2月11日，张显开通了微博和博客，为发动这次维权、护法做准备。但他发的第一条微博，却是关于西安某机关处级干部铊中毒的消息。

张显所说的中毒者，就是他的叔叔，1999年叔叔因为怪病突然身亡，当时包括张显在内的家人都觉得奇怪，叔叔平时身体一向很好，几天之内暴毙确实很有问题。可是当时多方调查也没有结果，全家人都接受了这个事实，准备给他叔叔下葬。

据张显所说，他坚持认为这其中有问题，因此和家里人拍了桌子：一定要查出来是怎么回事。他上网查到铊中毒的症状，发现和叔叔的病很相似，于是带着骨灰去做鉴定，拿着报告书去找警方，可是警方以没有证据的理由拒绝了张显进行调查的愿望。

张显为这件事耿耿于怀了10多年，他依然相信叔叔就是被毒害的，而且这事件，让他“对这世界失去了一些信任”。直到张妙葬礼的第二天，张显见到记者，仍然有些落寞地说：“我希望能有一些媒体把我叔叔的事情报一报。”

但这个案件不同，这个案件张显看到了希望，因为大家已经关注了，“或许可以从这一步开始，捍卫祖国的法律，捍卫正义。”

张显开始全身心地投入了解案件，同时向律师学习法律知识，他拉着王辉一起和许涛讨论案件，替王辉说话、拿主意。后来许涛发现，自己越来越决定不了事情，甚至越来越插不上话。他甚至觉得，整个起诉其实都是被张显主导了。因为张显太有情感感染力和说服力了，王辉也因此很坚定地站在张显这边。

一次许涛给张显看出事现场张妙的照片，为了不刺激王辉的情绪，让王辉坐到一边去不要看。张显接过照片，看到张妙的样子，忍不住连连叹气，大声说：王辉你不要看，不要看，太惨了，太惨了。王辉听到张显的话，当场咬牙切齿地说：“一定要这个药家鑫死在我媳妇下葬前不可，这娃要给他埋在土里。”

对于2月23日那饭局，张显有另外的解读。他认为，这是一场路钢精心布局的打探军情。

按照张显的说法，那天法院通知家属去领传票，在许涛的带领下，张平选、张朗、王辉和张显一起去了中院。从中院领完传票出门时，碰到了一个陌生女人，她自称是药家鑫的委托律师，希望请被害者家属去对面的律师事务所谈谈。张平选还没有开口，张显就声色俱厉地说：“时隔4个月了，我们没有见到过药家的一个人，下周就要对簿公堂了，我们还有什么可谈的呢？法庭见吧！”说完带着大家就往外走。走到门口又碰见了《华商报》的记者，提出找一个地方坐一坐吃个饭，为一审商量一下对策，张显欣然同意。

张显强调说，当时商量的是“辩论对策”。然而，在饭店落座后，张显发现身边坐了一个陌生人，在大家交换名片时他说因为工作原因不便告知，张显并没有起疑，他认为这也许是某个神秘媒体的记者。

按照张显向GQ记者的描述，当时因为刚好坐在陌生人旁边，酒席刚开始，张显就热情地跟对方说：“刚才药家鑫的律师还想与我们谈，要开庭了，还有什么可谈的呀？”见对方只是笑笑没有回答，张显马上开始批判药家鑫，说药家鑫行为残忍恶劣，应该马上死刑。陌生人递过来一杯酒，说：“好了，不说了，这个家伙罪该万死。”

席间，张平选还是有些难以释然，说：“我想不通，药家鑫父母怎么这样瞧不起我们农村人？”那个陌生人接话道：“那您想见他父母吗？”张显正在吃菜，听到张平选的话高声反驳：“看他有何用？子不孝父之过。”然后转头问陌生人：“你说对不对？”陌生人赔笑点点头，又敬了张显一杯。张显记得他因高兴足足喝了一斤，和陌生人互相搀扶着走出饭店。

过了两天，张显在翻看《华商报》时看到了一则药家父母给张平选下跪道歉的新闻，新闻照片里，他看到那天酒席上的“校友”搀扶着药的母亲，新闻里说，他是药家鑫的辩护律师路钢。张显吃惊之余火冒三丈，马上打电话给许涛。

首先问的是，是你帮助敌方来打探军情吗？许涛愤怒地回复：我们是在试图沟通。事实上当时记者也在，记者也认为路钢是对方律师，“怎么打探军情？”

但张显抑制不住怒火，继续发问：那为什么不让我参与这次的见面？许涛解释说，当时他打电话给王辉问要不要去见面，王辉说不想去，如果去了没法保证对方的人身安全。

王辉不去，作为王辉代理人的张显确实也没有理由去。张显马上打电话给王辉，责备他说话太莽撞，王辉也很委屈：过年时我住院他们都不来看我，到了现在快要他儿子命了才来送钱，而且只送3万，这也太没有诚意了，是看不起我们农村人。张显只好说，那下次再有这样的事情一定要先问过我再做决定，不要被药家骗了。

张显觉得人心太可怕了，利益会侵蚀人心，甚至是自己人的人心。他决定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上。他接连发了几条微博，甚至还写了一篇长文，指责路钢刺探军情，以及诱骗张平选的阴谋。他不断上网搜索与路钢有关的材料，发现有小道消息说：当天药家鑫的母亲手里拿了3万，袖子里还藏了2万，是要看着情况才决定给不给。

他本来就觉得，这可能是药家安排好的一次表演，而这个传言中的细节更印证了他的想法，但他的这些愤怒和推理，除了王辉，现实中找不到太多人说——许涛和他似乎一直有距离，而同事和家人对这个事情的热切度又没有自己高。

张显马上把这个“想法”发上微博。不一会他发现评论和转发就有上千条，这让他很兴奋。而第二天再上网搜索，他看到，国内许多媒体都采用了他的“想法”，还有的人以此为基础写了评论。

事后再回想，张显告诉GQ记者，他只是表达他的担忧。不过，本来是传言的事情被他在微博上一发布，确实就变成了一些人眼中的现实，后来又有媒体评论，就确实变成了“药家阴谋的证据”。

张显越发喜欢网络了，他开始直播自己在这案件中的所感所想，而这，让这个案子变成收视率最高的真人秀。

拿到法院传票后，张显就开始积极地组织村民到法院旁听，还特意制作了横幅口号，准备在法庭上对药家鑫进行面对面的声讨。可没想到2月29日突然接到了法院推迟开庭的通知，法官给他解释了推迟开庭是因为还要进行第二次交通肇事的相关调查，张显将信将疑：药家鑫的第二次交通肇事只是一次小事故，需要兴师动众地进行这么久的调查？是不是又有人做手脚的担心。张显把他的担心地在网上发布，有人马上在网上发起，监督法庭的活动。

在一审开庭的前一天，张显接到法院的电话让他和王辉下午两点过去领传票，顺便签一个代理人合约，明确一下他对王辉的代理关系。张显下午还有实习课要上，于是改约4点，下课之后匆忙打车过去，到中院也已经快5点，经过重重安检见到法官和审判长，在他的描述中，那安检甚至非常不得体。

见了面，法官本来是想开玩笑，说张老师你来得太晚了，我们得为了你加班了。张显一听一下子生气了说：“如果办案的是长安区区长的女儿，你们还会让她上门来拿传票？再说我还有自己的工作，大老远跑来中院在门口安检就安检了20多分钟，你们人民法院却害怕手无寸铁的人民这也太不正常了！20年前的法院可不是这样，门口一个老头看门就可以了，哪儿来的什么武警！加班，我来这里办案子也是加班，你们今天就陪我加加班。”法官们只好赔笑称是。后来张显总是自豪地跟别人说那天事情的经过，他说“我那天给那些法官上了一堂法制课”。而这些又引来了一遍喝彩声。

一审前，法官给了张显25张传票，但提出一个要求，说村民们尽量不要来。张显坚持说车子都准备好了，横幅口号也准备好，怎么能说不来就不来？张显随即发了微博，马上一片骂声。

法院紧急做了协调，安抚说：张老师，你看上次拿传票你说来旁听的都是音乐学院的学生，人数上不公平，这次我们找了西安4所高校的学生，音乐学院的人数最少，我们已经做出了让步，希望你也能体谅我们的情况。最终张显答应了不带横幅不喊口号，让村民遵守秩序地旁听。但是准备好的横幅也没有浪费，后来3月25日张显组织了一次宫子村和北雷村村民的联名签字，拉起了那时准备的横幅，横幅上密密麻麻的签名倒有不少，是张显帮不认识字的村民签上去的。他同时也在网上发起类似的运动……

2011年3月23日，药家鑫案一审终于开庭了，这天来了全国各地的媒体，审判庭内外都挤满了记者，张显坐在高高的审判台上，看着台下的药家鑫，他说“我们在法庭上恨不得撕了他，我表弟想上去砍了他”。他虽然没有仔细完整地看过卷宗，也没有复印，但是怀着这样气愤的心情，就辩论开了，他说自己这是“凭常识维权”。

时至今日在网上还是能看到当时庭审的录像，药家鑫颤抖着声音回答公诉人、律师的问题，张显表情严肃地倾听，然后大声反驳，挥动的右手好像尖刀一样。当张显说：“就是重伤，你逃了，我们有人在，我娃有母爱在，母爱是无价的”，王辉突然开始放声痛哭，声音从扩音设备传遍整个法庭。


审判


那种模糊的担心慢慢攀爬上心头，当路钢在法庭上看着张显的发言。“此前积累了太多富二代、官二代撞人的事件，这个案子一不小心就会成为点燃起大家的怒火的引子”，路钢说。

路钢的直觉是对的。一审没有当场宣判。张显一下庭就打开电脑上网，看到网上众多人为他的“慷慨陈词”而激动。有人夸他是对抗权贵的人民英雄，有人说他捍卫了法律的尊严。

路钢事后和记者分析：律师只能讲理性的话，听理性的话需要辨别力，需要理解的心。张显说的话都是感性，感性的话很容易感染人。他有几次也想说一些情绪化的话，但是他不能这么做，“律师是不能传谣言的，这么做，就有可能被吊销律师资格”。

路钢本来一直很有信心：虽然是恶性杀人，但首先是非预谋的，再来又自首情节，然后动机不明确，是应激的，未必需要判死刑。但，一审后他发现，此前药家鑫说过的“农村人难缠”的话被网友自发翻找出来了，他感觉到“社会可能被点燃了”。而这个时候“用感性语言表达的张显，很容易把这火更煽起来。”

张显从法庭发言回来，越发觉得，自己有责任守住这个案子的底线。从一审回来后，他不断回想任何可以做手脚的可能阴谋点，想用事先揭露的方式，提前预防。

一审那天，法庭发放了500份民意调查问卷，请大家填写对于案件审理过程的意见，张显看着台下乌压压一片的大学生，又看了看那边坐着的一小排村民，回想起昨天法官对村民的要求，还是觉得这背后可能是一次阴谋，自己疏忽了。他看着药家鑫，想着至今未曾谋面、只在报纸上看到过背影的药父母，心中腾起巨大的阴影，他感到药家势力“可能深不可测，感到案件的前途一片黑暗”，他在接受采访以及在微博上同时表达了这个担忧。

“印证”这个担忧的，是一审当晚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节目中，李玫瑾从心理学分析药家鑫的钢琴杀人。张显在微博上直接大骂“你是不是喜欢上了这个小白脸，而忘记自己的职业和立场“。而网友则解读为，“这是药家整个大阴谋下的一步棋子”，并以药家竟然能调动中央电视台和公安大学的李玫瑾这两个线索证明，药家是个“水太深的家庭”。很多人开始说，他们理解了张显的“恐慌”和“担心”了。而网友的搜索和推测，又反过来被张显引用——雪球已经滚起来了。

当时几乎所有人都已经认定，药家是水很深的家庭，一个立论基础是，一审的时候，药庆卫都不出席，“他们判定为两种可能：1．药父果然很冷血；2．药父果然位高权重不能轻易露脸。”路钢说。


药庆卫是在一审前最后一个小时，最终决定不出席。按照他对记者的说法，此前到处筹钱已经让他们夫妻俩身体越来越扛不住。他的心脏病更严重了，担心自己到庭上就会休克过去。而药家的邻居则认为：“药庆卫是个太爱面子的人，他受不了这样公开地被审判。”

事实上，一审过后，药庆卫面对的，是楼下越聚越多的记者，以及越来越多恐吓的电话。他们家除了这里没有其他的房产，但“我实在无法在这里住下去了”。他带着段瑞华，在晚上偷偷搬到了城南一个出租房里。为了省钱，在药家鑫被执行死刑没多久，又重新搬了回来。

那段日子，钱非但不好借，开始有山西老家的亲戚也相信网上的传言。他几次接到亲戚的电话，以为是亲戚的关心，没想到，开口第一句话就是借钱。当药庆卫非常愤怒地要挂电话时，对方也生气了。甚至有人说：“那么有钱有权，还不帮老家亲戚，真是活该。”

钱凑不够，药庆卫打算把药家鑫那辆撞人的红色雪佛兰给卖了。他带着车来到交易市场，不知道是谁知道他的身份，大喊一声你看药家鑫的父亲，马上围来一圈的人，嘲笑、拍照、辱骂。药庆卫捂住作痛的心脏，赶紧逃离了现场。

看到网上那样的言论，他更不知所措了。但他不知道要怎么应对。中间打了几次电话给路钢，路钢考虑了一会，终于决定在网上反击，他连续发了几条微博：“几乎所有人都一边倒地说我们错，因为我们站在一个道德的低点。”

药庆卫确实愿意认这个错，但这个错引发的其他的臆想，他实在无法理解也不能接受。“难道一个人犯了罪，代表他生命中任何事情都是错的。难道罪犯的家人也一定是罪犯。”

段瑞华在家里看电视，几乎每个频道都是猜测他们家庭背景，指责他们冷血的评论。她关掉电视，打开电脑，却看到网上一片喊杀之声。

审判场似乎从法院转移到整个网络整个社会了，路钢感觉得到。

让路钢担心的是，有个记者试图从人性的角度讲药家鑫，马上在网上被围攻，众多名人也开始加入了，某作家在微博上发布了凤凰卫视做了一个节目要为药辩护，该节目马上被声讨，最终没能播出。电视上、报纸上看到的，到处都是对药的谴责。

路钢还想努力，他不断接受各种采访，和大家讲述真实的药家，然而，看每天的报道，“都是一边倒支持张妙家的。同情遇害者，支持张妙家当然是对的，但是，是不是也应该客观呈现这药家的真实状况呢？”

路钢还在做“倔强而顽强”的抵抗，然而4月1日，一个自称药家鑫学妹的李颖在人人网上留言：“我要是他我也捅……怎么没想着受害人当时不要脸来着，记车牌？”网上又汹涌起一阵愤怒声。路钢的声音完全没淹没了。即使后来有媒体调查显示，那些在法庭上列席的学生，不都是西安音乐学院的学生，而是来自几所高校，这些高校本身就以这个法庭为法制教育基地。而那个自称是药家鑫师妹号称“要是我也捅”的李颖，学校几次声明，没有这个学生，但已经很少人注意到了。

4月2日，张显在新浪微博和律师一起进行了微博直播，这是他第一次和网友直接地交流，这次直播中，一些网友提出民事赔偿还要不要的问题，张显回答说：“作为道义上来讲，我们再穷也不愿要药家的钱，因为有血的钱不能要！”他的这句话如一石激起千层浪，立刻有网友回应说：“杀了凶残者，不要他臭钱！我们发起为他们捐款。”

后来张显谈起这次直播，自豪地说：“一下子，火得很，这个微博也很厉害。现在有粉丝两万两千两百多人。” 4月13日晚上，张显走在学校里拉住两个学生说：“现在我微博的粉丝已经4.7万多，博客点击量25万”，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许涛曾私下表达过这种情景的无奈。在他看来，张显是个善良但比较感性的人，相信一个事情容易，怀疑一个事情也容易。比起张显说的种种情绪的判断，或者转发的各种猜测，律师的理性的分析在这个过程中完全没法被听进去。

而路钢甚至觉得这场判决已经和法律无关了。他无论开口说什么肯定是被骂，还有人打恐吓电话到律师事务所来。“到底是谁在审判药家鑫？这还是审判吗？”路钢问。

4月21日，一审宣判前夕，路钢上网看到，上面慢慢的留言是：“药家鑫必须死。药家鑫不死我就不相信法律了。”、“为了法律，为了屁民的利益，权贵药家鑫必须死。”……

路钢想起他在看守所第一次见到药家鑫的样子：“特别瘦弱、特别无助的感觉，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我想爸爸妈妈了——就像个3岁小孩那样喊，你说，这样的小孩，就是全国老百姓一致决定咬牙切齿要处决的人？”

4月22日一审宣判药家鑫死刑，赔偿4.5万元，刚从法院出来的张显、王辉就被记者团团围住，张显激动得以手指天，高呼：“今天这个宣判结果，我们张妙在天之灵就可以安息了。”王辉站在张显身边，把头深深地低下去，向媒体记者鞠躬致谢，露出了头上脱发造成的斑斑白块——据知情人说，每次张显描述一次张妙死亡的惨状和这社会的不公，王辉就要哭一次。从那时候起，这个生性淳朴，脑子没有太复杂想法的王辉，也跟着张显，陷入与“阴谋”斗争的种种压力中，而这让他整夜、整夜的失眠。

菠萝蜜

“生活问题”

但，“其实最终是50万断了药家鑫最后的路。”案件过后，路钢这样对GQ记者说。

一审宣判当天下午，有记者到王辉家采访，当问及对判决结果是否满意时，王辉声音低沉地说不是很满意，王辉的母亲在一边接过话说：你看看孩子现在连奶粉都买不起，都只能喝羊奶。记者又问如果对方愿意赔偿是不是能原谅他们时，王辉的父亲拍着肚子说，当初律师说要赔偿245万，我们觉得可以调解，现在说只能赔50万了，这我们就……王辉的母亲马上又接话说，我不要你赔钱，你把个活人给我弄来在这儿放着，赔我个活的媳妇儿。

事实上，许涛再次和GQ记者强调，他绝对没有说过245这样的数字。至于王辉的父亲为什么这么说，“我实在不清楚。”

当记者正在采访时，张显踏进了门，听到王辉父母说的话，立刻生气地把记者赶出门去。这是张显和王辉家的第一次冲突。

王辉对张显充满着敬畏，他逢人就说，感谢这么帮忙的张显，然而，他始终不敢和张显说家里的窘况。现在的事实是，媳妇张妙没了，孩子一个人照顾真的很困难。为了娶这个媳妇，王辉用上了所有积蓄，还欠了别人几万块钱。而且，张妙遇害后，为了给审判施压，遗体还一直保存在停尸房里，这些日子算下来，就要3万左右的停尸费了。

“连停尸费我们都付不起。”王辉一次哭着和到访的记者说。这是实实在在的生活问题。旁边也有人插话，“如果能和解能赔偿不是更好！”

张显怒了，直接指着当场所有的人，告诫王辉家人，事情都到了这个地步，不能再提赔偿的事情，否则会影响对药家鑫的判刑，至于钱方面，他拍了拍胸膛，网络上有很多好心人会伸出援手，孩子不会没有人管的。“你们是为这个社会付出这些代价，社会会帮忙的。”

张显确实猜对了。就在他和王辉父母发火的这个时间，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执行院长傅慰冈看到一审判决的赔偿金额太低，“担心张妙家人的生活”，在微博上自己带头发起了捐款。不到几个小时，转发7万余次。他只能设一个上限，就以此前许涛为王辉、张平选写的起诉书上的金额54万元。

“恰恰是这54万判了药家鑫死刑”路钢说：“一审被害方坚持死刑也许是为了提高赔偿的筹码，也许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药家已经倾尽全力的赔偿。一审结束后王辉家人还在抱怨判决赔偿太少——他们确实有生活困难，但这时候上海学者开始捐款，等于是彻底杜绝了赔偿调解之路。”

而且，在这个时候，“网友的捐款好拿，药家的钱已经不能拿了”。一个当事者和记者这么说。4月23日，有网友截取了王辉父母22日接受采访的视频，那视频里，王辉父亲说：“245万，才好使。你想松一把，你50来万，不好使。”视频直接引爆了网友对王辉一家的质疑。

4月25日，张显发表博文，声明不上诉，不要带血的钱，法院判的四万五也退还给药家鑫父母养老。理赔调解的路完全被关上了。

而发表这个声明对张显也有担心的地方。依照法律规定，如果二审不上诉，那被害者家属和律师不能再次出庭辩护，张显听说这个规定后很紧张，不能辩护？不就等于失去了说话的权利？对方再说什么他们也不能反驳，这太被动了。张显开始为了二审能出庭发言而进行上访和投诉。

他不断找中院、找高院、找检察院，最后把电话打到了省政法委的办公室，政法委的工作人员以“案件审理中不接受材料”拒绝了他。张显不死心，又把电话打过去，说我是张显，要给你提交一份材料。那边的工作人员沉默了几秒钟，说：“张显你是白痴，你是法盲。”然后摔掉电话。

这个事情张显用怒斥政法委的几条微博回击了。回击的内容是指政法委的腐败和法律的不公。

事实上从一审开庭后，张显就对一件事一直耿耿于怀，一审开庭推迟的原因是要进行二次调查，可是开庭时对于第二次事故却只字未提，张显打定主意，既然法院查不出问题，那就我来查。法院不让我讲话，我就在微博上说。

4月27日他在博客上发表了两篇访谈，是他对第二次车祸当事人的访谈，在访谈中，张显抓到了一个“神秘人”，他对这个人的身份做了很多推测，药的父亲、药的同学，直到接受我们采访时仍然很神秘地说：“我告诉你，那个神秘人有可能是药的男朋友。”

但张显没有想到的是这篇博文引起了一些人的反感。开始有人怀疑他是造谣生事，更有人开始对于敏感的“捐款”问题产生质疑，张显想不通，原本一边倒支持他的网友怎么开始骂他歇斯底里和无耻。后来他认为：“这些人都是药家的水军，都是疯狗”，在心里把这些人和支持自己的网友之间划上一条线。

2011年5月20日，陕西省高院二审维持一审判决。坐在旁听席上的张显这次终于还是没能发言，没有在台上慷慨陈词的他，也仿佛从审判者成为了一个普通的旁观者，看着药家鑫听到宣判后无助的哭泣，吓得腿软无法离开，两次回头望向爸爸妈妈，他的心里涌起了一阵同情，“之前一直是把药家鑫当做一个十恶不赦的杀人犯来看待的，这次没有参与辩论反而让他从一个人的角度去看待他”。

二审后，他发了一条温情的微博：“不管药家鑫犯了多大的罪行，但他的父母是无辜的”。虽然这样想着，但张显仍然没有完全忘记自己作为代理人的使命，他发现药家鑫前两次都没有戴眼镜，这一次却戴上了眼镜，难道是为了呼应路钢的辩护词“高度近视”而误杀人？张显又迫不及待地想把这个发现的阴谋和微博的粉丝分享。

出了法庭，记者又团团包围过来，律师许涛从人群中悄悄溜走，张显英雄般地被围在中央，呐喊着“相信正义一定会胜利的！一些坏蛋一定会受到法律的严惩！”而身边的王辉则抹着眼泪重复着那句话：“终于能给娃一个交代了。”

张平选则躲在一个角落，默默地抽着烟。路钢说，第二天张平选就打电话给他，说，“我心里还是不舒服，好像什么道理都没说清楚，审判就这样了吗？”张平选还是没有等到，他内心需要的那个“说法”。


最后的拯救


挣扎了一周，药庆卫做了一个决定——他决定要一个个去找所有遇害者家属，还有张显——“只要在最高法院审核期间和对方达成和解，就能酌情死缓”路钢这样对他说。这是他救儿子唯一的机会了，他所要做的是：让每个遇害者家属都签谅解书。

26日下午，路钢开车带着药父母来到宫子村王辉家门口，来之前他拨通王辉的电话，可电话那边的王辉刚一听明白他们的来意，就嚷道：“你们不要来，我不见你们，你要是来我就把你的车砸了！”然后就挂了电话。到王辉家门口一看，果然大门紧闭。药庆卫和段瑞华开始一遍又一遍地敲门、敲窗、冲院子里喊话，但电话里声言要砸车的王辉始终不肯开门。

他们的动静引起了村民的围观，村民七嘴八舌地跟他们说话，有人指责他们为什么久久不来道歉，有人质问他们为什么觉得农村人难缠，他们只得不停地鞠躬、不停地对周围人重复着：“对不起，对不起。”

渐渐的村民的情绪平静下来，有人开始给他们出主意：“你去找找村长，让村长帮你跟王辉说说。”他们在村民带领下找到村长家，但村长也不在。事后村长对记者说：“要是刚出事情就过来，我还可以作为一村之长来给你调解这个事，该赔偿赔偿，能原谅就原谅，谁也没有想一定要你娃的性命。可是到了现在，要是王辉原谅了你，就对不起张显老师了。”

路钢只好带着他们先到张平选家。敲了半天门睡眼惺忪的小儿子张彪才来开门，说父亲张平选一早就去帮忙做泥瓦活儿了。家里只剩下母亲刘小欠。

路钢请张彪去帮忙叫一下张平选。张彪走了，刘小欠起身开始拿一次性杯子帮他们倒水，倒完水回到床边坐下，依旧抓着那袋硬币发呆。看着刘小欠失魂落魄的样子，药庆卫心里很不是滋味，事发这么久终于有勇气来到张平选家，看到的却远比想像中令自己心酸。

张平选带着满手的泥灰进了门，一见到张平选，他们马上站起来向他深深鞠了一躬，张平选很为难地看着他们，双手搓打着泥灰，双方气氛陷入尴尬。路钢先开口了，说这次是药家鑫的意愿，想让我们来看看您和您的家人，另外就是药父母准备了20万块钱的养老钱，一是赔情二是赎罪请您一定要收下。

张平选联盟后退，挥手拒绝：“不行不行，这钱可不能要。法院都判下来了，我不能再要你的钱。”路钢又说，其实现在法院还在努力地促成双方的和解，现在已经判决死刑了，你老如果愿意谅解，还能给娃一个机会。

张平选低下头陷入了沉默，这时刘小欠好像明白了来的人是谁，猛地站起身挥着装着零钱的袋子向药父母身上打去，张彪急忙上来拦住母亲，被拦住的刘小欠在儿子怀里大哭起来。

许久，刘小欠哭声渐弱，张平选抬起头来：“这事不是我一个人能决定的，你们去问问王辉，如果他同意原谅我也愿意”， “毕竟嫁出去的女儿是别人家的”。

药庆卫明白，只有张显能说服王辉，心里再不愿意也得去找他了。要离开的时候，药庆卫问：“家里还有没有张妙的照片呢？”张平选摇摇头：没了。药父拉着药母的手，绕过茶几，走到张平选面前“扑通”一声跪下，说：“说要来看看您是家鑫的意思，他在里面最后一件放心不下的事情就是您家人和张妙的孩子，不管您是不是愿意原谅孩子，这20万还是请您收下，这是孩子最后的遗愿。”说完，重重地磕了一个头，把钱放在茶几上就转身出了门。

29日中午，药庆卫和妻子来到电子科技大学内的张显家，开始敲门、按门铃。这时张显在学校自己的办公室里，突然接到女儿的电话，说家里好像是药家来人在敲门。张显马上给学校保卫处打了电话，说药家鑫家人在我家门前闹事，你们快去看看。自从二审判决后，保卫处时常接到张显的电话，说收到威胁，保卫处的人向记者抱怨：最近这几个月保卫处快要成了他一个人的保镖公司了。

保卫处的人到了张显家门口，看到的，是药庆卫夫妻涕泪交加的恳求。对一脸戒备的张显说，人家只是想和你谈谈话，你就和人家聊聊吧。张显考虑了一下，说，这里是我家不是法院，你们不要去我家谈，要谈就去我办公室谈。

这一谈就足足谈了4个小时，谈完的结果是，下午4点张显和药庆卫手拉着手走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校门。关于张显说的他们家是军方家庭，有4套房子，和药庆卫聊完后，张显道了歉：我这也是听别人说的。关于药家鑫二审戴眼镜是为了配合路钢，药庆卫也明白地告诉他，第一次庭审药家鑫是知道同学和亲戚会来看开庭，他“不敢看清楚他们的表情”，而最后一次庭审之所以把眼镜戴上，是因为他怕再不看就没机会了。

说到这里，张显拍着药庆卫的肩膀，安慰说：“你们要坚强。”在学校门口，他从门卫那里撕了一张纸，给药庆卫留下自己的电话，药庆卫也在纸的背面写下了自己的电话和住址，紧紧握住张显的手说：“张老师，我知道你是好人，一起帮忙救我的小孩吧。”

张显当时确实曾经想帮忙，送走药庆卫夫妇，饭也没吃，就打车去了王辉家。得知药庆卫夫妇已经来过这里，他问王辉愿不愿意原谅药家，王辉脑袋一摇：不原谅！都到现在了还能原谅吗？知情人说，王辉是个淳朴的人，情绪被种种传言煽动起来，确实一时消退不下去了，再有，王辉确实也不敢原谅了，“此前的赔偿问题，让他们家里受到很大的压力，他这一退，网上估计又要骂了。而且，现在网友的捐款，成为他拯救这个家庭唯一的希望了。”

张显还想努力， 当天晚上张显在微博上说：“见到药家鑫父母后，我感觉与想象的是有很大区别的，也是一位很普通的人，请大家骂我吧，确实我有误会人家的地方。……我向药家鑫和他父母道歉。”“药家鑫的父亲和母亲的面孔是善良的，我和他们都很感到纳闷，药家鑫怎么犯了这么大的罪。”

然而短短的几个小时，几千条评论，都是骂张显的。沉默了一天，第二天晚上，张显删掉了昨天发的两条微博，并且态度强硬地说：“……对药家鑫罪行的态度一如既往，认为应判死刑立即执行的态度始终没有变，也不会变；对药家鑫父母的不择手段的做法，表示不接受，以正视听。”

当天晚上，张显就接到药庆卫电话了，说：“你在网上说我们4套房子，这些对我们有不良的影响，如果孩子死亡的话，我也让你同归于尽，然后我希望30日晚上给我道歉，不道歉的话，就碰死你的家门前。”张显挂了电话，药庆卫又打电话过来，“我们家的房子不是200平米，108平米，而且还是没产权的单位房；我不是一个干部，连一个小班长都不是，你凭什么此前那么说。……”张显又挂了电话，过一会是段瑞华打电话过来：“张老师，他激动了，我刚才态度也不好了，求求你救救孩子。”张显回答：“这是公平的审判，我救不了。”

5月31日，在张显监督下，张平选通过邮局把钱给药家鑫父亲汇了回去。6月1日，药庆卫带着段瑞华又来找张显。而张显选择报警了。

张显觉得药庆卫渐渐安静了，事实上，药庆卫和路钢发现，二审的辩论词出来后，网上似乎在发酵对这案子的反思，“或许可以改变这个局势。然而，那没有公布的执行日期压在我们心里，内心无比紧张。”路钢对GQ记者说。

然而，6月7日，电视台突然播出药家鑫被处决的信息。张显接到药庆卫的短信：“我会讨回公道的。”


后记


6月18日张妙葬礼。本来看好的日子是在6月17日，然而那一天恰好是张妙儿子毛蛋的生日。

张平选和妻子刘小欠一早就到宫子村和王辉会合，他们一同去往火葬场。在张妙的尸体要推进焚化炉时，刘小欠把那包一直捏在手上的铜板，一同扔了进去。张朗在一旁哭着骂：“为什么，为什么这就是张妙的一生了。”

宫子村里，张显正在布置灵堂。他亲手写了很多标题，“西方普世派滚出中国”、“中国人民万岁万岁万万岁”……他还打印了药家鑫的一张头像，就挂在张妙的遗像前，先是对着他辱骂半天，然后又吩咐人拿起贡品摆在他头像前。“再怎么说都是人，我们有悲悯心。”

张显那天还邀请来了西安红歌会会长，那女会长异常激动，不断喊着标语。

张妙的骨灰到了，所有亲人去村口迎接——横死的人是不能进村的。王辉捧着张妙的照片，几次哭到差点昏阙。

到了选好的墓地，法师开始念了咒语，骨灰正要往里放，红歌会会长突然大喊了一句口号，张显也跟着喊了一声。

要离开村子的时候，我问了王辉未来什么打算。他说拿了这笔捐款，自己要搞养殖业。看得出他是乐观的人，他摸了摸掉得斑斑点点的头，习惯性地对记者笑了笑了。事情终于过去了，努力过好明天。

这个问题我也问了张平选。张平选愣了半天：就这样生活下去，人嘛。说完，自己笑了笑，像是再次为自己不善言辞道歉。

而不远的地方，塔吊正在逼近。有传言，再过几年，王辉家的地，包括葬张妙的地方，都可能要被开发。

而记者到访西安的时候，药庆卫按照风俗刚把药家鑫的骨灰送回老家农村。他告诉记者，药家鑫留了个心愿：自己从来没有坐过飞机、没有坐过轮船、没来得及去看西安世园，希望父母能带他的骨灰去一下。药庆卫最终只满足了最后一项。因为：“搭飞机搭轮船都要花钱。”药家鑫去世后，他和妻子已经又搬回原来的房子：外面租房子实在太贵了。

8月10日，记者要发稿前，药庆卫接受了GQ记者的采访，电话里，药庆卫说，法院已经正式接受他对张显的起诉了。预计在9月中旬开庭。

药庆卫和张显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迎来另一场审判。

菠萝蜜

现实生活不存在假设。
人生是一条单行线。
对于药家鑫，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评判：要他死 或者 未必非要他死。
对于要他死者来说，其实没必要看这篇文字，毕竟无论别人做什么他已经死了，完全符合预期。
而未必非要他死者，即便是出于好奇心，也很想看看他为什么就死了。
当看完这篇文字，深深被刺痛，真正让药家鑫死的正是他的父亲药庆卫。
当然也能看出药庆卫相信党和政府胜过相信自己，处处为人民着想，是毛主席的“好孩子”。
否则，就很难理解当听到“儿子可能撞死人后”，就刻不容缓地把药家鑫送到政府的笼子里，似乎药家鑫就是恶魔猛兽，不迅即关进笼子可能还会危害人民；当听到“正在侦查不方便透露”时只能无助地等待。。。

还没睡

终于看完了，也大致弄懂了，原来这里没有官二代、富二代，都是穷人，一个是乡下的穷人，一个是城里的穷人。公平正义和观众都被一个教授给玩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