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邓玉娇案件

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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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天

邓玉娇的修脚刀考验谁的政治智慧？
人民网强国社区(http://bbs.people.com.cn)
2009年5月10日晚，湖北省巴东县野三关镇雄风宾馆梦幻城发生一起命案：梦幻城的一位名叫邓玉娇的21岁女服务员，用一把修脚刀与三位男子对抗，刺伤二人，刺死一人。这本该是一起法律意义上的刑事案件。但由于这起刑事案件，发案地点特殊，当事人特殊，又发生在一个中国这样一个特殊时期的特殊国度上，加上警方的一系列启人疑窦行为，因而由一起刑事案件演变成了一件举国瞩目的政治案件。想必从湖北省里到巴东县的一班党政官员，现在已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提到邓玉娇的那把修脚刀而不禁色变战栗。因为目前要处理好这件案件，要办得让全国人民心服口服，必须要靠非常的政治手段来解决了，而要走到这一步是被逼上梁山的。这涉及考验政治智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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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处理邓玉娇案要考验政治智慧呢？理由就是上面说的“四个特殊”：一是发案地点特殊。雄风宾馆梦幻城是当地的休闲娱乐场所，在全中国大家都心照不宣的明白这所谓“休闲娱乐场所”是什么地方。从死在修脚刀下的邓贵大等人一进去就要求年轻、有姿色的邓玉娇提供“异性洗浴服务”（巴东警方用语，可以想见，此前未见如此提法，如今经巴东警方苦心孤诣造出，必将流行天下，成为此类事件的官方用语），邓玉娇不答应，财大气粗的邓贵大就用大沓的钱搧打邓玉娇的头脸，并两次把邓玉娇“推坐”在沙发上，极尽侮辱恐吓之能事，就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了。这样的地方到处都有，本不算什么特殊的，然而特殊就特殊在虽然到处都有，大家都明知道是什么地方，都知道那地方是干什么，却不方便公开说出来。二是当事人特殊。首先是死者和另两位伤者的身份特殊。死者邓贵大是野三关镇政府招商办主任，另两名伤者是邓贵大一个办公室的同事，也就是说他们是公务员，另有一个称呼，叫“人民公仆”。三位堂堂大公务员，夜里出现在这么一个特殊的场合，又要求一个姑娘家提供特殊的“异性洗浴服务”，谁知不遂所愿，反一死二伤在对方的一把小小的修脚刀下，这故事也有爆炸性了，想不引起人的丰富联想很难。其次是“凶手”的身份特殊。按照普遍的逻辑，对方是堂堂的公务员，又是三个大男人，又有一大把钱，本来应该是弱女子见钱眼开、喜笑颜开地为对方提供特殊的“异性洗浴服务”的，谁知这次偏偏遇上邓玉娇这位烈性女子，不但“给多少钱都不干”（邓玉娇语），还操起一把小小的修脚刀奋起反抗，让对方一死二伤，这确实是够石破天惊的！在一些人笑贫不笑娼的社会风气影响下，在不少弱女子见钱眼开、为了钱愿意奉献身体的情况下，邓玉娇为了保护自己的尊严和身体，宁死也不愿屈服对方的淫威，勇敢的奋起反抗，赢得了很多网民的肃然起敬，直接称其为“烈女”、“侠女”，可能有不少人要把邓玉娇的修脚刀，与专诸刺杀吴王僚的鱼肠剑和例无虚发的小李飞刀相媲美了。当事人双方的特殊身份和故事发生的爆炸性引起了众多人的关注，想让它轻轻松松平息是比较难的。三是这件案件发生在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国度和特殊的时期。中国正在建设特色社会主义，民众民主意识正在觉醒，各种利益正在互相纠缠碰撞，正处在各方面都亟待走向正常化规范化的特殊时期，而互联网这样一个特殊的载体，就象X光一样把中国穿透，让任何事件都无法隐藏遁形。由于当事人双方一方是行事卑劣的贪腐官员，在力量上具有压倒性的优势，而且在当今令人憎恨，一方是弱女子，没有任何靠山，身份低微，属于弱势群体，令人同情，双方身份在当前社会都有某种政治标签的意义，想不成为政治性事件是很难的。四是巴东警方办案的手法特殊。本来按照以前的常规，巴东县警方怎样处理都不会出现什么漏洞，但不幸的是时代变了，是很多事情都无法隐藏遁形的互联网时代了。而巴东警方的处理方式又太古怪，太不符合人们的正常思维逻辑，引来了人们太多的质疑。三次案情通报，一次比一次用语更加考究，而且逐渐不利于令人同情的邓玉娇一方；在对待邓玉娇的方式也令人疑惑，先是有邓玉娇包里有治忧郁症的药物作为铺垫，然后“顺理成章”地把邓玉娇送到精神病院治疗，被送进精神病院之后警方和院方限制邓玉娇不能见家属不能见辩护律师，也就是说邓玉娇被送到精神病院后失去了行动自由，失去了接触外界的权利，因而也失去了为自己申辩的权利，在这样的情况下警方把案件定性为邓玉娇“涉嫌故意杀人”，自始至终都是巴东警方在缺少“对手”的情况下自编自演自说自话，最后还“临去秋波那一转”，埋下一记“回马枪”：“不是最后结论。”意思是到最后还可以根据情势变化来改变说法。整个事件在巴东警方的导演下迷雾重重，让人不禁怀疑巴东警方在有意袒护邓贵大这个具有官方身份的行事卑劣的死者，以致舆论沸腾。可以说，邓玉娇案闹到如今举国汹汹的地步，都拜巴东警方欲盖弥彰的办案手法所赐。也许巴东警方觉得自始至终自己都是“依法办案”，从法律角度看手法滴水不漏，没有什么破绽可寻，可惜在时代已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巴东警方太高估自己的智慧同时也太低估网民的智慧了，因而无法不干出拿头去撞墙的傻事来。在案发地点特殊、当事人特殊、时代特殊的特殊情况下，如果巴东警方的办案手法不那么“高明”到让人一眼看穿的地步，以致起到了煽风点火、推波助澜的作用，本案最终也不至于变成日渐火爆的政治性案件，也不需要考验人的政治智慧了。可遗憾的是各种特殊因素凑巧的结合在一起，终致木已成舟，再回头已不可能了，刑事案件变成政治案件，只能用政治智慧来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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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邓玉娇刺死人的这把小小的修脚刀，考验的是谁的政治智慧呢？莫非是巴东警方？本来巴东警方作为办案方，在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好好地按照法律的途径办案就是了，可偏偏巴东警方却不知什么原因，非要显示自己的政治智慧，要从政治的角度来办这件案子，而且手法偏偏又不太高明，本想灭火却又火上浇油，火势越来越大。看来由于巴东警方的特殊身份地位所限，想要靠巴东警方拿出政治智慧解决这个问题，恐怕很难。那么是巴东县的父母官？从近些年来很多本不该发生的诸如“诗案”、“短信案”、“山歌案”、“王帅案”等一系列“诽谤政府案”，莫不在当地警方的背后，若隐若现的出现当地地方权势官员的影子，不是当地警方受到指示（或暗示），就是当地警方自作聪明地超前领会了领导的意图，才发生了这些令人啼笑皆非的事件。不知邓玉娇案是巴东警方得到了领导的指示要那样处理呢，还是自作聪明地认为应该要那样处理。如果是前者，那么巴东县父母官的政治智慧就令人怀疑了。如果巴东县的政治智慧难以摆平邓玉娇的那把修脚刀，那就只有靠湖北省一级的政治智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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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邓玉娇用修脚刀伤人致死的刑事案件，如果单纯地从法律角度来公开公平公正地解决，应该是很容易解决的。但由于巴东警方办案手法欲盖弥彰，形同扬汤止沸，以致舆论沸腾，要处理得让全国人民心服口服，就非得要用政治智慧从政治层面来解决不可，对于当前正在倡导以法治国的中国，不能不说有相当的讽刺意味。这也许是中国在走向法制国家的过程中不可逾越的阵痛阶段吧。如果邓玉娇的那把修脚刀，能解剖出国家在依法治国过程中的某些病症，使得国家能对症下药，那它在国家走向法制国家的政治进程中，还是作出了超出它本身应有的卓越贡献的。从政治和历史的角度来说，也许邓玉娇的那把修脚刀，可以放到博物馆里作为文物来保存。

大海

对于警方说的是否是强奸的表达语句里，忽然想起大话西游”里有一段唐僧的对白：“唐僧对观音说：观音姐姐，悟空要杀我，只是一个想法，还没成为现实。等他真的杀了我，你有了真凭实据，才能治他的罪。

拖拉机

哪里有那把刀的相片?

小天

邓玉娇案背后藏着多少秘密？
      时寒冰
    笔者首先强调和呼吁：鉴于邓玉娇案已经成为一个举国关注的案件，中国最高司法机关应当组织精干力量介入其中，确保此案的侦查、审理，更公正、更详细、更客观，维护公民的权益和中国司法的尊严，防止因某些人的违法犯罪行为，亵渎法律、挑衅民意，危害社会稳定。
    因为，邓玉娇案背后藏着太多的秘密。   
    一、谁是畜生？为何是畜生？
    “那些人是畜生！”这是邓玉娇在被警方带走时留给妈妈的最后一句话。
    《恩施晚报》5月18日的报道是这样写的：案发10多分钟后，邓玉娇给母亲打电话，要她到雄风宾馆去一下。“我当时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只听到她打电话时带着哭声。我赶麻木车到雄风宾馆时，警察已经来了。我问玉娇出了什么事，她说‘那些人是畜牲’。当我再问她时，就被警察带走了……”
    邓玉娇在知道自己杀了人后，仍然发出“那些人是畜牲”的愤怒之语，可见，“那些人”（注意：是复数）对她的伤害何等之深，虽死而不足以平其愤。
    我当时即有不祥预感。
    现在，会见邓玉娇的律师已经发出声音，以下引自5月22日《南方都市报》的报道：
    “她（邓玉娇）明确地告诉我，她受到了性侵犯，她的胸罩和内衣就是载体。”5月21日下午，在会见完邓玉娇后，其侦查阶段的代理律师夏霖情绪突变，当众抹泪。他表示，这个证据足可以将强奸罪行固定下来。……下午2点半，律师再次进入看守所与邓玉娇会谈。一直到5点多，两名律师出来后，大叫“丧尽天良”，然后掩面哭泣。这一幕出乎所有人意料。
    许多人对律师的哭泣难以理解，觉得不够冷静。我们不妨看一下夏霖律师的经历：他曾经为北京扎死城管队长李志强的小贩崔英杰辩护，当时，李志强已经被北京有关部门评为“烈士”，凶犯”崔英杰却未被判死刑。可见，这位律师并非没有见过世面的人，但他却在见过邓玉娇后，失声痛哭，可见，此案中，邓玉娇所受的伤害绝非常人所能想象。有一些可耻，是有些人能够做到，而另外一些人根本想也想不到的。
    二、恐惧感从何而来？
    1）、什么让邓玉娇如此恐惧？
    在恩施电视台的采访中，人们听到邓玉娇充满恐惧和无助的叫喊“爸爸，爸爸，他们打我，爸爸，爸爸……”。一个女孩子，在人身受到威胁勇敢自卫时都没有畏惧，而是举刀自卫，但在医院却变得如此恐惧？是什么让她如此恐惧，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种恐惧一定是超过“打”和此前案发现场所带来的恐惧的。那么，它是什么？
    2）、是什么让律师如此恐惧？
    注意前面提到的报道中的细节：两名律师出来后，大叫“丧尽天良”，然后掩面哭泣。这一幕出乎所有人意料。
    分析：律师在会见邓玉娇后，以近乎哀求的语调，请求援助，语气中充满恐惧、悲愤和紧迫感。律师在恐惧什么？
    其一，违规将邓玉娇遭受性侵犯的信息通过互联网向外发布，此举显示，律师对相关信息可能被遮掩充满担忧，并且是强烈的担忧。律师此举遭到巴东县政府的不满。5月21日，巴东县人民政府新闻发言人欧阳开平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我们认为，在案件侦查阶段，律师在会见邓玉娇后擅自对外披露案情，严重违反了有关规定。至于邓玉娇是否被强奸了，在律师会见之前，邓玉娇从未向公安机关讲过，侦查人员在现场勘查时，也未发现可疑痕迹物证。”
    这里面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在律师会见以前，邓玉娇为何不向公安机关讲她遭强奸之事？是不敢讲还是别的原因？甚至，即使当她面对律师，也才在下午会面时才告知这一重要情况（上午律师已经与邓玉娇会面）！邓玉娇的真正顾虑和恐惧在哪里？
    其二，请求母校的援助，是对当地司法鉴定的极度不信任，说明此案背后具有相当的“隐情”。
    5月22日的《南方都市报》是这样报道的：在看守所门口，夏霖律师请求在场媒体“现在只有呼吁我的母校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的老师，哪位老师都可以，或者是贵阳市公安局物证技术鉴定中心的技术鉴定专家，有个技术问题需要帮忙：案发11天或12天以后，遗留在乳罩内裤上的指纹或者其他物证还能否检测出来能否提取出来？要考虑到案发地点属于比较潮湿的山区这个因素，还有内裤和乳罩比较光滑。”“今天我在会见邓玉娇的过程中，邓给我提供了受到性侵犯的一些情况，这些证据足可以认定强奸罪行。”
    既然“这些证据足可以认定强奸罪行”，律师为何还如此恐惧？说明，他可能担心取证遭遇技术关，或者担心物证被掉包，或者担心鉴定被造假——倘若此推理属实，那么，谁有此能量？
    其三，警方为何不提取证据？
    先看媒体的报道：晚上8点40多分，夏霖从巴东县刑警队报案出来后，召开了现场发布会。在回答媒体问题：“受到谁的性侵害？在什么场合？性侵犯的细节？”时，夏霖律师说，现在还不方便说。他表示，会见邓玉娇时，邓的精神面貌很好，看不出来有精神病，逻辑也非常清楚。夏霖说：刺死邓贵大的水果刀是邓玉娇自己买的，一直放在包里面。“这么重要的证据，他们为什么不去提取，这就是案子的疑问之处。”夏霖说。
    既然认定邓玉娇涉嫌故意杀人，为何会出现“刺死邓贵大的水果刀是邓玉娇自己买的，一直放在包里面”这样匪夷所思的现象？重要的证据，警方为什么不去提取？
    更重要的是，两位律师当然明白精神病对于邓玉娇免刑的重要意义，但他们断然否认邓玉娇有精神问题，这本身说明什么？至少说明：邓玉娇精神正常比有精神问题，更能保护她！更能揭开问题！强迫邓玉娇精神有问题，至少可以产生这样一个效果：证明她的话是失真的，是不可信的，而这样做，恰可以掩盖一些真相，甚至“保护”一些人。那么，如果真是这样，要掩盖的真相是什么？要保护的又是谁？更明显也是众所周知的一个问题是：警方5月18日的通报，为何要对那些细节做修改？那些明显有利于邓贵大等人而不利于邓玉娇的更改，是否出于外力的干预？如果有，那么这个层级源于哪里？
    还有，媒体报道称“警察以遗物方式归还了（邓贵大老婆）4000多块钱，那正是击打邓玉娇头部的一叠人民币。”这4千多元钱不是一般的钞票，在本案中，这4000多元钱是邓贵大对邓玉娇进行侵害的工具（警方通报原话是“拿出一叠钱炫耀并朝邓玉娇头、肩部搧击”），是邓玉娇确认邓贵大等人犯意的重要依据，警方在侦查阶段匆匆向邓贵大老婆归还重要证据，是匪夷所思的！
    其四，公安局长为何一言不发？
    5月22日的《南方都市报》有关邓玉娇案的报道，是这样结尾的“到截稿时，记者致电巴东县公安局局长杨立勇。他表示，要说的昨天专访中已经全部说清楚了。对律师下午发布的言论，胸罩和内裤的事，他不作回应。”对于如此重要的信息，不作任何回应，仅仅是出于原则或谨慎吗？公安局长为何连官腔都不愿意打一下？
    其五，两位律师在会见邓玉娇后，紧急通过互联网求救，同时，紧急去见检察机关和县委领导，这说明，他们对公安机关缺乏信任度。为什么？
    而且，还有一个重要细节，以下是报道原文：
  “邓玉娇换下来的衣物最重要的是胸罩内衣，还在邓玉娇母亲家里面，但我今天明显感觉到，邓母本来说陪同我会见，出来后发现，她被巴东警方带到了野三关，而路程要3个多小时。”记者看到，上午，邓玉娇父母一直陪同在看守所门口，中午吃饭时，他们接到野三关派出所所长谭静的电话，赶往野三关镇。在电话里，邓玉娇母亲张树梅说，“回到野三关后，派出所民警向她询问了女儿相关病情，并且到家中拿走了药物。”但她又说，警方没有拿走邓玉娇的衣物，并且，拿药的整个过程也都拍了照。
    显然，警方对能证明邓玉娇有抑郁症的药物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邓玉娇的衣物等重要证据！警方关注的是邓玉娇的“病情”和药物。这本身不蹊跷吗？
    三、消失的那个人是谁？——极其重要的秘密
    邓玉娇案，举国关注，诸如“按”改成“推”这样的细节，被许多人提出来了。但是，还有一个或许更重要的细节：有一个人消失了。
    以下是巴东县警方5月12日的通报：
　　据警方初步调查，10日晚7时30分许，野三关镇政府招商协调办主任邓贵大与同办公室的黄德智、邓某在外一起吃晚饭并饮酒后，前往镇上雄风宾馆梦幻城“休闲”。邓贵大等3人来到梦幻城二楼一休息室，黄德智一个人走在前面，其进门后，发现梦幻城员工邓玉娇正在休息室洗衣。黄德智便询问邓玉娇是否可为其提供特殊服务。邓玉娇回应，她是三楼KTV员工，不提供特殊服务。
　　黄德智听后很是气愤，质问邓玉娇说这是服务场所，你不是“服务”的，在这里做什么？双方遂为此发生争执。争执中，邓玉娇欲起身离开休息室，此时邓贵大推门进入休息室。邓贵大插言道：“怕我们没有钱么？”随后，邓贵大将邓玉娇按在休息室的沙发上。邓玉娇欲起身，再次被按住。在邓玉娇第二次被按倒在沙发上时，她随手拿起一把刀猛刺，邓贵大当即倒地，后在送往医院途中死亡。黄德智见状大惊，欲上前去阻拦，不料也被刺伤。另外一位邓姓同事吓得不敢靠近。
    注意：此中开始提到的“邓某”，在进到梦幻城后几乎就“消失”了，在整个案发过程中，只有“邓姓同事吓得不敢靠近”一句。
    以下是湖北警方5月18日的通报：2009年5月10日20时许，邓贵大、黄德智酒后陪他人到野三关镇“雄风”宾馆休闲中心“梦幻城”消费。
    注意：此处的“邓某”变成了被邓贵大、黄德智“陪”的“他人”，“邓某”被隐去了。
    一般而言，这会有两种情况：其一，邓某在案中未起作用，不足轻重，但为何不沿用首次通报中的表述？其二，“邓某”并非邓贵大的下属，而是邓贵大陪伴的“客人”，邓贵大是招商办主任，他所陪的人会是比他级别低的人吗？而且，邓贵大去这样一个娱乐城，竟然随身带着4000多元现金，可见，招待标准是比较高的。甚至，在邓玉娇拒绝提供“特殊服务”后，黄德智、邓贵大从水疗室追到休息室还不罢休。以下是警方5月18日通报的内容：  
    黄德智进入水疗区一包房，见邓玉娇正在洗衣，黄误认为邓是水疗区服务员，遂要求邓提供异性洗浴服务，邓以自己不是水疗区服务员为由拒绝，双方为此发生口角，邓走出包房进入隔壁服务员休息室。黄认为邓态度不好，尾随其进入休息室并继续与之争吵。此时邓贵大闻声进入该房，亦与邓玉娇争吵。邓贵大称自己有钱，来消费就应得到服务，同时拿出一叠钱炫耀并朝邓玉娇头、肩部搧击。邓玉娇称有钱她也不提供洗浴服务。争吵中，休息室内另两名服务员上前劝解，邓玉娇即欲离开休息室，邓贵大将其拦住并推坐在沙发上，邓玉娇又欲起身离开，邓贵大再次将邓玉娇推坐在沙发上，邓玉娇遂拿出一把水果刀起身向邓贵大刺击，致邓贵大左颈、左小臂、右胸、右肩受伤。黄德智见状上前阻拦，邓玉娇又刺伤黄右大臂。邓贵大因伤势严重，经抢救无效死亡。
    注意：里面提到“争吵中，休息室内另两名服务员上前劝解”，黄德智和邓贵大“陪”的人却没有“露面”，而在5月12日的通报中，这个人就在现场。我们再看看警方5月12日通报中的内容：“邓姓同事吓得不敢靠近。 ”这个邓姓同事显然在现场。从“邓某”到“邓姓同事”再到彻底消失，这个人的名字为何如此隐讳？
    而且，正常情况下，邓玉娇已经表明了不提供“特殊服务”（异性洗浴服务），黄德智根本没有必要从水疗室追到休息室还不罢休，邓贵大也没有必要配合黄德智“拿出一叠钱炫耀并朝邓玉娇头、肩部搧击”，更重要的是，当时的实际情况是，邓贵大根本不让邓玉娇走。不管是5月12日通报中的“按在休息室的沙发上”，还是5月18日通报中的“将邓玉娇推坐在沙发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和结果：不让邓玉娇走，必须让她“服务”，必须把邓玉娇弄倒在沙发上！这是极其重要的一个细节。如果仅仅是黄德智、邓贵大自己要满足兽欲，他有必要如此迫切和霸道吗？
    更重要的是，邓贵大级别高于黄德智，在黄德智看上邓玉娇而被拒绝后，邓贵大却火冒三丈，比黄德智更凶狠地逼迫邓玉娇，这正常吗？符合官场潜规则吗？这个消失的邓姓同事，果真是邓贵大的下属吗？如果是邓贵大的下属，他在邓贵大与邓玉娇发生争执时，为何不帮助说话，甚至在邓贵大被刺伤时也不相助？黄德智还上前阻止了——这正是他作为下属的正常反应。
    还有：在5月12日的警方通报中，邓贵大插言道：“怕我们没有钱么？”注意这里的“我们”的表述，是复数概念，还要注意是“插言”。而在5月18日的通报中，这句话去掉了，变成了“邓贵大称自己有钱，来消费就应得到服务”，那么，主语缺失，如果按照字面理解为邓贵大本人，则是单数无疑。
    所有的这些疑点，把消失的那个人填充上以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小天

四、另一个被忽略的细节
    巴东县警方5月12日的通报中，是这样写的：邓贵大等3人来到梦幻城二楼一休息室，黄德智一个人走在前面，其进门后，发现梦幻城员工邓玉娇正在休息室洗衣。黄德智便询问邓玉娇是否可为其提供特殊服务。邓玉娇回应，她是三楼KTV员工，不提供特殊服务。
    湖北警方5月18日的通报中，是这样写的：黄德智进入水疗区一包房，见邓玉娇正在洗衣，黄误认为邓是水疗区服务员，遂要求邓提供异性洗浴服务，邓以自己不是水疗区服务员为由拒绝，双方为此发生口角，邓走出包房进入隔壁服务员休息室。黄认为邓态度不好，尾随其进入休息室并继续与之争吵。此时邓贵大闻声进入该房，亦与邓玉娇争吵。
    注意，这里面有一个被忽略了的细节：“黄德智便询问邓玉娇是否可为其提供特殊服务”——5月12日的警方通报。“黄误认为邓是水疗区服务员，遂要求邓提供异性洗浴服务”——5月18日的警方通报。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有“为其”的表述，意思是为黄德智本人提供特殊服务，而在警方5月18日的通报中，没有指明为谁提供异性洗浴服务。加上前面消失的“邓某”，被代之以“他人”（原文的表述“邓贵大、黄德智酒后陪他人……”），那么，黄德智和邓贵大逼迫邓玉娇，是有轮奸企图，还是在强迫她为某人服务？如果是后者，那么，这个人的级别应该是在黄德智和邓贵大之上的，不然，当地在此事中的反常表现实在难以解释。至少，按常规理解，对于黄德智和邓贵大这种小官是没有必要如此兴师动众地偏袒的。
    为何说偏袒？其一，为何忽略最重要的取证，而匆匆以故意杀人罪名限制邓玉娇的自由？毕竟，黄德智、邓贵大和另一神秘消失的人，也有轮奸或强奸嫌疑，也应该追究责任。如果说黄德智受伤暂且不予追究，那么，对于另外那个神秘消失的人，为何连提也不提了？其二，警方为何匆匆地急迫地在邓玉娇的精神方面做文章？至少，精神病不是警方侦查的重点。而我们看到，邓玉娇在没有被鉴定为精神病的情况下，就被捆绑在精神病院的病床上。媒体报道的原文是：“她（邓玉娇）的手腕和踝、膝等部位被用布条约束后固定在病床上，活动能力和活动范围均受到限制。”如此迫不及待的反常的行动背后，藏着什么？是不是通过邓玉娇的精神失常来否定以后她可能揭出的那个强奸者，进而，使这个恶棍得到保护？
    而且，媒体已经披露：在回答媒体问题：“受到谁的性侵害？在什么场合？性侵犯的细节？”时，夏霖律师说，现在还不方便说。
    我们都知道，在邓玉娇案中，黄德智和邓贵大都是案发主角，如果邓玉娇是遭到了他们的性侵害，律师为何还做“现在还不方便说”这样的表态？
    更蹊跷的是，精神完全正常的邓玉娇，既然打电话报警，说明她想让警察到场，却有如下细节。媒体报道称：“谭静（野三关派出所所长）说，案发当晚，邓玉娇打电话到派出所报警，但警方准备将她带离现场时，她又用玻璃杯攻击办案人员。”是什么原因，让邓玉娇在杀人的惊恐未散的情况下，还用“玻璃杯攻击办案人员”，注意，攻击对象是“办案人员”，对象表述非常明确。
    笔者无法得到更多的信息，仅从警方公布的信息来看，这个“消失”的邓某，绝不应该就此消失，因为，至少他也是重要的参与者或在场的知情者。由于信息实在有限，笔者只能根据这些有限信息提出上述疑点，供司法机关参考，希望此案得到公正处理。
    五、从“按”（推）倒在沙发拿到刀杀人之间发生了什么？
    无论是“按”也好“推”也好，都是把邓玉娇弄倒在沙发上，随后，就发生了杀人事件。问题是，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段被忽略了——在邓玉娇倒在沙发上之后发生了什么？
    邓玉娇被三个男人控制（另一个不可能消失）在沙发上，她如何能拿刀杀人？
    有关这个细节，是关键中的关键。
    我们再看看警方的通报。
    以下是巴东县警方5月12日的通报：邓玉娇欲起身，却被再次按倒在沙发上，她拿出一把水果刀向邓贵大连刺三刀，黄德智见状欲上前阻拦，右手臂被刺中一刀……
    以下是湖北警方5月18日的通报：邓玉娇又欲起身离开，邓贵大再次将邓玉娇推坐在沙发上，邓玉娇遂拿出一把水果刀起身向邓贵大刺击，致邓贵大左颈、左小臂、右胸、右肩受伤……
    注意，在两份通报中，水果刀都是（从某处）“拿出”而不是（随手）“拿起”。当时，笔者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曾经疑惑，而邓玉娇的律师（夏霖）揭开了答案“死邓贵大的水果刀是邓玉娇自己买的，一直放在包里面……这么重要的证据，他们为什么不去提取，这就是案子的疑问之处。”
    是的，这个被省略的过程，可能正是关键。而且，邓贵大被刺中的部位，都是在身体的前面。
    反常之下必有隐情。邓玉娇被推倒在沙发上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性侵害行为是否在这个时间段发生？否则，很难理解邓玉娇何以在在杀人后依然愤怒难平。而且，邓玉娇说的很明确“那些人是畜牲”，很显然，被邓玉娇称为畜生的，除了邓贵大，必定另有其人。

小天

六、支持邓玉娇正当防卫之说
    笔者查阅了大量信息及相关法律规定，认为，邓玉娇当属于正当防卫，而绝非故意杀人。相关结论司法机关最终会得出，但从已经公开的信息来看，笔者支持正当防卫之说。
    邓玉娇在水疗区洗衣，黄德智要求她提供特殊服务，邓玉娇拒绝，“双方为此发生口角”，邓玉娇在这种情况下受辱是肯定的，但她选择了走开，试图摆脱，而黄德智紧随不设，到休息室继续“与之争吵”。随后，邓贵大也加入进来威胁她。这时候，邓玉娇再次选择了退让，请看警方的通报“邓玉娇即欲离开休息室，邓贵大将其拦住并推坐在沙发上，邓玉娇又欲起身离开，邓贵大再次将邓玉娇推坐在沙发上”。这显然已经超出了普通意义上的威胁的概念，面对三个男人的包围，邓玉娇在惊恐之下作出对方要强奸自己的直觉判断是正常的，自卫也是理所当然的。
    而且，邓玉娇表现出来的行为也是如此。巴东县警方5月12日的通报是这样表述的“在邓玉娇第二次被按倒在沙发上时，她随手拿起一把刀猛刺，邓贵大当即倒地，后在送往医院途中死亡”。“猛刺”本身就是惊恐之下本能的反应。在这种情况下，有人还说邓玉娇不够理性，是典型的站着说话不腰疼。如果邓贵大刀伤在后，说过失杀人至少还有点谱，而其刀伤是在前的。而根据目前已知的信息，如果强奸行为是在邓玉娇被邓贵大按在沙发上后发生的，那么，这个主角是否就是那个消失的人？至少，这种可能目前尚不能排除。
    中国《刑法》第二十条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　　
    有人认为，这里的规定强调“正在进行”，只有正在进行强奸，才视为正当防卫。这是对法律常识的误读。在此案中，黄德智、邓贵大（还有“失踪”的神秘人）明确表明了犯意，并且，展开了实施行动，表现出明确的主动攻击性，倘若邓玉娇不制止，伤害结果随之就可能发生，邓玉娇采取可制止犯罪行为的措施，是正当的。正当防卫的性质决定了它只能通过对不法侵害人的人身或者财产造成一定损害的方法来实现防卫意图，邓贵大命丧黄泉是他侵害行为换来的结果。另一方面，什么是“正在进行？”强奸是一个过程，从受害人确认犯罪嫌疑人的犯意通过其行为开始实施，到使被害人失去自由，到脱掉对方衣服，到露出性器官实施强奸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强奸的进行时应该从犯意被受害人确认那一刻算起，而不能从进入被害人身体后算起，否则，法律岂不成了笑话？还怎么帮助公民保护自己免遭强暴之害？
    有北大法律系毕业的某副教授撰文称“即使邓贵大的性欲没有被争吵带来的愤怒所压倒，他强行留住邓玉娇的目的也可能是先留住她，再掏出更多的钱或许以更重的诺来诱惑她，诱惑不了就骂一顿或要求老板开除她了事，未必真敢强奸。”我为这种天才般的想象力和近乎冷血的冷静感到震惊。设身处地的想想，一个弱女子被三个男人暴力威胁，她还能往如此“良善”的地步想吗？还有时间作这样理性的分析吗？或许，把邓玉娇换成北大法律系毕业的那位副教授，副教授会温和地问三位男子：“你们是不是要再多出些钱？！”中国的教育制度把人毁灭若此！
    七、为邓贵大开脱的背后
    我在《弄假成真·邓玉娇·股市·楼市及其他》一文中，对此案的发展趋势做了分析，认为，当地为极力维护官吏形象，让邓玉娇被精神病。现在看来，很多方面的确在如此走。
    有关邓玉娇案的报道，可谓铺天盖地，在这种情况下，媒体需要冷静，司法机关也需要冷静，其他的分析（包括笔者的分析），都只能是一种个人的观点。笔者认为，鉴于此案已经成为一个举国关注的案件，中国最高司法机关应当介入其中，还原真相。
    写到这里，不能不提到《南方都市报》5月20日署名“本报记者龙志”，题为《女服务员与招商办官员的致命邂逅》（点击进入）的报道。我看了腾讯的跟帖，这篇报道遭到了绝大部分网友的质疑和批评，跟帖中90%以上都是不满。
    初读这篇报道的时候，我以为是谁写的小说，没有想到它竟然是一篇报道！看了其他人阅读后的感受，我才知道如此感觉者不在少数。
    报道应该客观，而在这篇所谓的还原真相的报道中，被采访的邓贵大的家属，提到的都是邓贵大的好，而邓玉娇身边的人，提供的有关邓玉娇的信息，则基本上都是负面的。如果说此前媒体对邓玉娇的报道有关偏颇，那么，这篇打着“还原”旗号的报道，走得更远，它甚至偏离了新闻人最起码的职业道德。
    比如，文中重墨描写邓贵大是如何的平凡、举止温和、忙碌，比如，“他（邓贵大）这个人讲义气，爱出头，喜欢帮朋友。”着重并且重复强调，邓贵大“身高1.60米，体重不到45公斤”，而邓玉娇“身高1.65米，体重45公斤”，与邓贵大相比，好像被凌辱的邓玉娇是强者！而完全没有提到邓玉娇面对的是三个何等嚣张和跋扈的男人！再比如，“邓贵大下葬时，读高二的儿子回来了，（邓贵大的老婆对儿子说）“你应该知道，你爸爸不是这种人。”笔者并非认为这种写法不可，问题是，为何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在美化一方而丑化另一方？
    并且，报道中重复强调邓贵大去“梦幻城”以前饮了酒。报道中写道：（1）“中午，邓玉娇在几个姑娘的麻将牌局中和一个朋友吵了起来；傍晚，邓贵大等3人在矿长等5人簇拥下吃晚饭，喝了3斤白酒。”（2）“身高只有1.60米的他（邓贵大），在当晚去雄风宾馆‘梦幻城’前，喝了不少酒。 ”（3）“除了一些特色菜，他们（共8个人）还要了三瓶稻花香珍品二代，每瓶1斤装，38度。”（注：许多网友提出这个细节：38度酒每人平均下来每人不过3两多）（4）“郑爱芝弄不明白，在她眼里，邓贵大对这方面（指性）不感兴趣。酒量也有限，只能喝两杯白酒，要醉不醉的时候话特别多，至少在这一年里，他还没喝醉过。”（许多网友质疑道：对老婆没有性兴趣就能为邓贵大的性侵害开脱吗？也许，正是在外风流太多才如此呢？）（5）“接近晚上8点钟，邓贵大这时已经显露出醉意，无论是走路还是说话，都看起来与常人不同。他把提包忘在了包厢，走到楼梯口时，被服务员喊住了，他回头对老板娘说，‘味道不错，以后会常来。’”
    另一方面，邓玉娇在她身边的人眼里，则是“歇斯底里”、“怪异”、虚荣的形象。比如这种描述：她（邓玉娇）从浙江游玩回来后，几乎每天戴着一副红框的没有度数的眼镜。她对姐妹们说，“这副眼镜花了300块钱,很好看。”但她走路又是大步流星，无拘无束，这在很多人看来，显得格外张扬，乃至有些怪异。记者怎么知道“在很多人看来”如此的呢？许多主观臆想替代了客观的采访。在邓玉娇因为命案已经失去自由后，她身边的人为何提供的都是负面信息？是记者故意如此问，还是记者基于某种倾向性筛选了采访到的信息？
    而且，这篇题为《女服务员与招商办官员的致命邂逅》的报道，对邓玉娇的两次失恋和精神方面的问题重笔书写，与警方饱受质疑的5月18日的通报精神完全吻合。比如这样的句子：“5月10日这一天，小镇姑娘邓玉娇在这里度过了一个无所事事的上午。头天晚上，最近服用的药物似乎管用，她的失眠症有所改善，所以白天显得格外精神。”——这种文学性的表述，显然有失新闻报道的严谨。再比如：“邓玉娇失眠已经有两三个年头了。2007年，她在浙江打工，从那时起晚上开始睡不着，她一度回来治过病，到过郑州、武汉、恩施等地医院，但反反复复始终没有效果。今年3月5日，邓玉娇失眠仍没有改善，张树梅带邓玉娇到恩施州优抚医院看病，并做了血液和脑电图检查。报告单上的名字是‘邓子琪’。张树梅说，她早就想为女儿改名字，还没来得及带户口本去派出所，女儿看病时先把新名字写上去了。”——既然邓玉娇失眠几年，除了名为“邓子琪”的报告单，请问是否有名为“邓玉娇”的报告单？重墨渲染邓玉娇的失眠，与警方5月18日的通报遥相呼应。甚至，在最关键的有关“推”还是“按”的关键场景中，直接干脆引用了警方5月18日的表述。而且，暗示邓玉娇在“梦幻城”工作是为了找到一段感情！龌龊到这个地步。原文是：“似乎给了邓玉娇一些启迪，一般认为，这是小镇姑娘们最好的归宿：正值青春时尽情玩乐，在可以收心的时候，有一份自己喜欢的事业，然后有一段可以长久的感情。”够了！这篇报道，像是一篇娱乐化的臆想出来的小说，给邓玉娇带来的负面信息是巨大的，因为，它是披着新闻的外衣、打着所谓“还原”的旗号完成的。
    《南方都市报》对这篇报道质疑的读者不计其数，笔者仅摘引两篇完整的评论文章中的片段：
    一位署名为“青砖壁瓦”的网友写了一篇题为《南方都市报，你不能这么无耻！》（全篇评论点击此处进入）的评论，愤然道：“看惯这世界无耻的嘴脸，对狰狞已经有了熟悉的适应力，但南都2009年5月20日的无耻，让自己再一次悲哀地感到，失望的泡沫就是从信赖的背后挤破，看了今天南都A12-13版的《女服务员与招商办官员的致命邂逅》，看到这一惯敢言出名的报纸、貌似站在人民当中的立场，以一种小说的手法，揉和传播学和心理学技巧的大作，不禁感到，无耻往往就在你身后，带着一脸通俗的微笑，去用文字的技巧来愚弄你……（略去粗话）南都报，你直接判邓玉娇杀人好了。你还做这么多铺垫、玩这么多技巧、与其被你愚弄而死，不如被你抢权而死！”
    一位署名“湘楚汉”的作者在题为《丧钟为谁耳鸣》（全篇评论点击此处进入）的评论中写道：昨天，湘楚汉耐着性子看完了《南方都市报》在昨日（5月20日）登载在A叠12至13版的，题名为《女服务员与招商办官员的致命邂逅》的所谓深度报道，这篇文章与早前该报近几日来切入的角度和视觉焦点令人惊讶地出现了偏差，说它这么快就出现了偏差甚或明显带有某种官方言辞的“说法”使得在下对这份表面上看来一直鼓吹“恪守职业操守”“建立良性的媒体价值观”和它的“勇敢自律，接收监督”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如果我们从这份报纸以这篇有失公正的报导来去看这份报纸的所谓未来，那肯定有失公允，但湘楚汉想问的是，如果一份发行量还算很大的，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报纸经常以一种明显失真的，带着有色眼晴和意识形态的去看待去报导这个社会发生的方方面面，那这种报纸还有没有前途可言！？如果一份报纸，它面对的，代表的只是一些所谓的特权阶层的话语权，而将社会其他阶层的呼吁置若罔闻时，那它还具有媒体的监督性吗？那它还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吗？
    邓玉娇案，太多值得我们反思之处。媒体伴随着某种狂热，而挂着理性标签的媒体，以一种更可怕的方式表达着某种倾向性。作为媒体中的一员，此案中有太多令人反思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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